【中国稳健前行】“两个毫不动摇”为经济奇迹奠定制度基础
内容摘要：
正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实践证明，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坚持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既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多年来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正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
一、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不断坚持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坚持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完善宏观调控；有利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推进自主发展。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推进创新，增强经济的活力。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调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两个方面的优势，所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改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决不搞全盘私有化，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二、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坚持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长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但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机制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起点，先后经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战略性调整和分类推进改革等阶段，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日益紧密，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201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达到129家，其中国有企业上榜89家，且排名不断上升，向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稳步迈进。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集体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效率和活力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农村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基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和发展了我国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集体经济在产业融合发展、减困脱贫中释放出新的活力，有效推动了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比如民营经济就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又要企业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要着力构建既“亲”又“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三、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既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引导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健康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体制相融、共同发展，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形成新的制度形式和竞争优势。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更大范围和领域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形成“国进民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四、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步伐，扎实推进战略性重组。加快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步伐，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途径和办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破除各种隐性壁垒，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努力为民营企业降门槛、减手续、添动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系。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合作共荣，这样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保障人民共同利益、重大科技攻关、发展实体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事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大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企业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更为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开放也要上水平、提质量。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意味着扩大开放的范围、拓宽开放的领域、加深开放的层次，还意味着创新方式、优化布局、提升质量。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必须发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作用，既要鼓励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走出去；又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又要发挥民营企业重要作用，优化我国对外投资战略布局。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在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一批国际化经营人才，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两个毫不动摇”也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来源：求是网）
内容摘要：
正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实践证明，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坚持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既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多年来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正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
一、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不断坚持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坚持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完善宏观调控；有利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推进自主发展。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推进创新，增强经济的活力。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调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两个方面的优势，所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改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决不搞全盘私有化，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二、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坚持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长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但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机制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起点，先后经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战略性调整和分类推进改革等阶段，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日益紧密，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201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达到129家，其中国有企业上榜89家，且排名不断上升，向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稳步迈进。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集体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效率和活力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农村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基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和发展了我国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集体经济在产业融合发展、减困脱贫中释放出新的活力，有效推动了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比如民营经济就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又要企业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要着力构建既“亲”又“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三、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既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引导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健康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体制相融、共同发展，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形成新的制度形式和竞争优势。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更大范围和领域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形成“国进民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四、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步伐，扎实推进战略性重组。加快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步伐，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途径和办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破除各种隐性壁垒，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努力为民营企业降门槛、减手续、添动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系。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合作共荣，这样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保障人民共同利益、重大科技攻关、发展实体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事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大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企业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更为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开放也要上水平、提质量。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意味着扩大开放的范围、拓宽开放的领域、加深开放的层次，还意味着创新方式、优化布局、提升质量。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必须发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作用，既要鼓励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走出去；又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又要发挥民营企业重要作用，优化我国对外投资战略布局。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在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一批国际化经营人才，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两个毫不动摇”也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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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为什么会让华为再次伟大？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几天由于美国的原因，华为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外界非常关注这一次华为能否挺过来，华为的5G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我想跟大家谈谈华为这家公司，它究竟凭什么成为一家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
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华为为什么还是一家懂政治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兴事件吧，当时我应郎咸平教授的邀请到《财经郎眼》节目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场嘉宾质疑，中兴怎么这么愚蠢，芯片这么重要的东西自己为什么不生产？
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问题出在美国政府以违反规则为理由，停止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使经济学家美好的愿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规则是谁制定的，美国人自己，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因为他科技强大。所以一切道义上的指责都是苍白的，也不要在指责中兴或那些曾经建议中国不要再劳民伤财地开发芯片或大飞机的经济学家了。因为这是不懂政治的代价。在5G的发展道路上，美国人让中国懂得了，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就是5G的政治经济学。
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后，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和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这是历史的选择。
原来在十年前，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应对美国政府各种场景的备份计划，他们甚至设计了最极端的备份计划，来应对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华为的“备胎计划”。
也许这件事可以让那些玩弄政治的政客们有所清醒，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但我最想说的是，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如果华为找不到美国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会寻找替代品，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供应商。
所以，5G不一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5G已经让华为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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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华为为什么还是一家懂政治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兴事件吧，当时我应郎咸平教授的邀请到《财经郎眼》节目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场嘉宾质疑，中兴怎么这么愚蠢，芯片这么重要的东西自己为什么不生产？
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问题出在美国政府以违反规则为理由，停止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使经济学家美好的愿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规则是谁制定的，美国人自己，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因为他科技强大。所以一切道义上的指责都是苍白的，也不要在指责中兴或那些曾经建议中国不要再劳民伤财地开发芯片或大飞机的经济学家了。因为这是不懂政治的代价。在5G的发展道路上，美国人让中国懂得了，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就是5G的政治经济学。
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后，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和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这是历史的选择。
原来在十年前，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应对美国政府各种场景的备份计划，他们甚至设计了最极端的备份计划，来应对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华为的“备胎计划”。
也许这件事可以让那些玩弄政治的政客们有所清醒，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但我最想说的是，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如果华为找不到美国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会寻找替代品，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供应商。
所以，5G不一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5G已经让华为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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