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547,首板,一年涨停7次,主力活跃,可以大大关注。
1、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主要产品为精密铝合金结构件及钣金件,应用于电池、电控等模块,主要客户包括特斯拉、大陆、马勒贝洱等新能源汽车厂商。
2、在消费电子玻璃盖板领域,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目前已具备了 CNC精加工、化学强化、全自动印刷、防指纹膜表面处理、防眩目表面处理等核心生产工艺,其中在超薄柔性玻璃的技术工艺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目前生产能力逐步提升,生产工艺已趋成熟,且持续与国内外主要终端、液晶工厂、原材料供应厂合作共同制定超薄产品的相关标准。
技术面分析:日线级别主升浪,筹码高度集中。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操作盈亏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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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消费电子玻璃盖板领域,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目前已具备了 CNC精加工、化学强化、全自动印刷、防指纹膜表面处理、防眩目表面处理等核心生产工艺,其中在超薄柔性玻璃的技术工艺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目前生产能力逐步提升,生产工艺已趋成熟,且持续与国内外主要终端、液晶工厂、原材料供应厂合作共同制定超薄产品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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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乡村振兴看陕西|陕西紫阳:探索多元发展模式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新模式,通过村企联合自主发展、创新运用“飞地经济”、产业融合抱团发展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华丽转变。今年上半年,紫阳全县176个行政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固定收益1300余万元,平均每村入账8万元。
自主发展 把产业“拿”在自己手里
进入5月,紫阳县高滩镇百坝村开始陆续将鲟鱼、鲤鱼、金鳟、虹鳟鱼苗投放进“村办”鱼塘中。
“徐书记,鱼苗长势怎么样?”村民路过百坝村委会办公楼前面的鱼塘时,总会跟村党支部书记徐龙仿聊上几句“自家的产业”。
受限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百坝村一直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前几年,该村陆续整合了各类资金320万元投放到其他经营主体,每年拿出百分之六的经营性收益资金返给村里进行分红。
“投资不小,分红不多,资金安全有一定风险,我们当时心里也在打鼓。”村党支部书记徐龙仿说,“要把产业拿在自己手里,风险可控,蛋糕也能逐渐做大,是我们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
百坝村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这是当地最大的优势。经过充分调研和吸取村民意见,渔业养殖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的第一个产业。一期工程共投资约100万元修建了14亩的鱼塘,配套建设了垂钓设施和引水坝等附属工程。
看着鱼塘里的鱼群,徐龙仿难掩喜悦。但在发展初期,怎么保证资金“只赚不赔”?
发展集体经济整合了资金、技术、土地等多方面要素,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才能实现不亏本,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考虑到当前技术不成熟和人手紧张,村里将鱼塘转租给第三方。“每年固定有6万块元的资金,年底了再给老百姓分下去,虽然收益资金不多,但是我们迈出了自主发展产业的第一步。后续将由村里来经营,这样村民能见到的效益就更多了。”
回忆起当时决定发展养鱼和项目施工的场景,徐龙仿感叹道:“这个项目很切合村情实际!村里正在规划发展稻田养鱼养虾,二期项目将更多地考虑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吸纳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产业中来,把蛋糕做的更大!”
“飞地经济” 破解区域资源瓶颈
6月2日,端午节小长假的前一天,坐落于紫阳县东木镇月桂村的食用菌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将烘干羊肚菌装袋打包。“这是今年试种的新产品,很成功,综合亩产超500斤。相比香菇,它的单价就高得多了!”谈起菇菌产业带来的可观效益,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张小兵脱口而出几个新名词,“我们‘飞入地’产业强了,他们‘飞出地’的‘分红’就更多了!”
“飞地经济”很常见,一般是指两个行政地区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近些年,紫阳县开始将“飞地”理念创新运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相比传统的‘飞地经济’,东木镇的情况更特殊,我们锚定的是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通过这种模式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张小兵说。
东木镇燎原村地处紫阳县西北边陲,平均海拔900多米,立地条件差,交通成本高,村里没有稳定的增收产业,也没有市场经营主体入驻。2018年,燎原村在立地条件好的月桂村流转50亩土地,投资400万元建成了全县第一个“飞地”种植基地,实现了当年建厂、当年见效的良好开局。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富硒干香菇1.8万斤、干木耳、干羊肚菌、其他菌类干制品等2000余斤。
东木镇燎原村党支部书记刘应军感慨地说:“我们村儿的‘飞地经济’这条路算是走对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实现了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2021年以来,集体合作社销售收入616.1万元,实现利润19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为村里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燎原村还充分利用集体资金,通过入股及合作经营模式,扶植带动市场主体与农户个人获得稳定收益,50余名村民在食用菌基地实现了稳定就业。
“穷家难当,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飞地经济’实现了强村弱村优势互补,强村带动弱村,富村带动穷村的发展格局。”东木镇副镇长詹世弟说。
组“联合社” 产业联盟实现抱团发展
初夏时节,紫阳县蒿坪镇东关村草木葱茏,万物生长。陕南特色村庄点缀在绿水青山间,民居整齐划一,干净整洁的产业道路在园区蜿蜒盘旋,粮蔬基地郁郁葱葱,瓜果飘香。这如诗如画般的田园景象,得益于该村通过以支部联建为核心、以产业联盟为路径、以资源联享为目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走进东关村的农产品加工车间,62岁的蔡威平手脚麻利,熟练地将清洗池中的土豆片捞出摊晾。“外村的都在说,像我这么大的年龄了,每个月还能在村上挣四千多元,真羡慕啊。”从蔡威平爽朗的笑声中,记者感受到了他的幸福。
截至目前,东关村已建设富硒粮蔬基地200亩,建成农产品400余平方米加工车间,其中加工车间配备500余立方冷库、烘干房1处、农产品生产线1条、冷链物流车1辆。“现在基本实现了‘山上建基地、山下办工厂、山外扩市场’的目标,形成了集种植、加工、贮藏、配送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蒿坪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危成成说。
不走村集体经济老路子,是东关村取胜的关键,而顺势蓬勃发展的另一关键便是“抱团发展”。由蒿坪镇东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镇内14个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营”,成立了紫阳县首家集体经济农产品直营店。“按照统一商标,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的要求,突出当地特色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再销售,这就形成了从村村的‘单打独斗’变为了镇域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抱团发展。”蒿坪镇组织委员、联村干部郑晓飞说。“成立联合社的初衷就是要突出生产搞销售,从线下销售、线上直播带货、冷链物流车配送等方式销售镇内特色农产品,短短三个月时间,销售收益达29.6万元,纯收益3.5万元。”
紫阳县是国内两大富硒集聚区之一,蒿坪镇正好处在核心地带上,作为驻村帮扶单位——安康市富硒产业研发中心,从一二三产各个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指导、产品检测、科研项目、产品销售等方面助力东关村产业发展,先后新研发出脱水硒油菜薹、“状元红”富硒红茶、“探花蜜”天然蜂蜜等新产品。“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基地建设、产品研发、品牌打造等方面,帮助该村实现富硒粮蔬全产业链发展,结合东关村实际情况,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和绿色有机农产品认定,打造天然富硒有机农产品品牌,启动富硒农产品QC认证工作,进一步拓宽蒿坪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安康市富硒产业研发中心驻村第一书记贺博说。
目前,紫阳县176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都有合作社,村村都有增收产业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茶叶为主,魔芋、蔬果、养殖、中药材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一业突破,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全县共有建产业基地211个、加工厂486个、产业园区130个,农村经营主体826个。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呈现了长短结合、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紫阳县还将继续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在每个镇着力培育1家50万元以上,3家3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持续加强资金监管,通过一农直联,将所有要素录入三资平台,防范资金风险。
“下一步还要出台办法,鼓励村集体成立专业合作社,自主发展农业产业。扶持一批服务功能强、内部运营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村财富积累,开创财政性收入等多元增收方式,实现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英彪说。
自主发展 把产业“拿”在自己手里
进入5月,紫阳县高滩镇百坝村开始陆续将鲟鱼、鲤鱼、金鳟、虹鳟鱼苗投放进“村办”鱼塘中。
“徐书记,鱼苗长势怎么样?”村民路过百坝村委会办公楼前面的鱼塘时,总会跟村党支部书记徐龙仿聊上几句“自家的产业”。
受限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百坝村一直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前几年,该村陆续整合了各类资金320万元投放到其他经营主体,每年拿出百分之六的经营性收益资金返给村里进行分红。
“投资不小,分红不多,资金安全有一定风险,我们当时心里也在打鼓。”村党支部书记徐龙仿说,“要把产业拿在自己手里,风险可控,蛋糕也能逐渐做大,是我们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
百坝村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这是当地最大的优势。经过充分调研和吸取村民意见,渔业养殖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的第一个产业。一期工程共投资约100万元修建了14亩的鱼塘,配套建设了垂钓设施和引水坝等附属工程。
看着鱼塘里的鱼群,徐龙仿难掩喜悦。但在发展初期,怎么保证资金“只赚不赔”?
发展集体经济整合了资金、技术、土地等多方面要素,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才能实现不亏本,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考虑到当前技术不成熟和人手紧张,村里将鱼塘转租给第三方。“每年固定有6万块元的资金,年底了再给老百姓分下去,虽然收益资金不多,但是我们迈出了自主发展产业的第一步。后续将由村里来经营,这样村民能见到的效益就更多了。”
回忆起当时决定发展养鱼和项目施工的场景,徐龙仿感叹道:“这个项目很切合村情实际!村里正在规划发展稻田养鱼养虾,二期项目将更多地考虑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吸纳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产业中来,把蛋糕做的更大!”
“飞地经济” 破解区域资源瓶颈
6月2日,端午节小长假的前一天,坐落于紫阳县东木镇月桂村的食用菌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将烘干羊肚菌装袋打包。“这是今年试种的新产品,很成功,综合亩产超500斤。相比香菇,它的单价就高得多了!”谈起菇菌产业带来的可观效益,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张小兵脱口而出几个新名词,“我们‘飞入地’产业强了,他们‘飞出地’的‘分红’就更多了!”
“飞地经济”很常见,一般是指两个行政地区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近些年,紫阳县开始将“飞地”理念创新运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相比传统的‘飞地经济’,东木镇的情况更特殊,我们锚定的是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通过这种模式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张小兵说。
东木镇燎原村地处紫阳县西北边陲,平均海拔900多米,立地条件差,交通成本高,村里没有稳定的增收产业,也没有市场经营主体入驻。2018年,燎原村在立地条件好的月桂村流转50亩土地,投资400万元建成了全县第一个“飞地”种植基地,实现了当年建厂、当年见效的良好开局。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富硒干香菇1.8万斤、干木耳、干羊肚菌、其他菌类干制品等2000余斤。
东木镇燎原村党支部书记刘应军感慨地说:“我们村儿的‘飞地经济’这条路算是走对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实现了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2021年以来,集体合作社销售收入616.1万元,实现利润19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为村里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燎原村还充分利用集体资金,通过入股及合作经营模式,扶植带动市场主体与农户个人获得稳定收益,50余名村民在食用菌基地实现了稳定就业。
“穷家难当,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飞地经济’实现了强村弱村优势互补,强村带动弱村,富村带动穷村的发展格局。”东木镇副镇长詹世弟说。
组“联合社” 产业联盟实现抱团发展
初夏时节,紫阳县蒿坪镇东关村草木葱茏,万物生长。陕南特色村庄点缀在绿水青山间,民居整齐划一,干净整洁的产业道路在园区蜿蜒盘旋,粮蔬基地郁郁葱葱,瓜果飘香。这如诗如画般的田园景象,得益于该村通过以支部联建为核心、以产业联盟为路径、以资源联享为目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走进东关村的农产品加工车间,62岁的蔡威平手脚麻利,熟练地将清洗池中的土豆片捞出摊晾。“外村的都在说,像我这么大的年龄了,每个月还能在村上挣四千多元,真羡慕啊。”从蔡威平爽朗的笑声中,记者感受到了他的幸福。
截至目前,东关村已建设富硒粮蔬基地200亩,建成农产品400余平方米加工车间,其中加工车间配备500余立方冷库、烘干房1处、农产品生产线1条、冷链物流车1辆。“现在基本实现了‘山上建基地、山下办工厂、山外扩市场’的目标,形成了集种植、加工、贮藏、配送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蒿坪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危成成说。
不走村集体经济老路子,是东关村取胜的关键,而顺势蓬勃发展的另一关键便是“抱团发展”。由蒿坪镇东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镇内14个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营”,成立了紫阳县首家集体经济农产品直营店。“按照统一商标,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的要求,突出当地特色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再销售,这就形成了从村村的‘单打独斗’变为了镇域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抱团发展。”蒿坪镇组织委员、联村干部郑晓飞说。“成立联合社的初衷就是要突出生产搞销售,从线下销售、线上直播带货、冷链物流车配送等方式销售镇内特色农产品,短短三个月时间,销售收益达29.6万元,纯收益3.5万元。”
紫阳县是国内两大富硒集聚区之一,蒿坪镇正好处在核心地带上,作为驻村帮扶单位——安康市富硒产业研发中心,从一二三产各个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指导、产品检测、科研项目、产品销售等方面助力东关村产业发展,先后新研发出脱水硒油菜薹、“状元红”富硒红茶、“探花蜜”天然蜂蜜等新产品。“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基地建设、产品研发、品牌打造等方面,帮助该村实现富硒粮蔬全产业链发展,结合东关村实际情况,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和绿色有机农产品认定,打造天然富硒有机农产品品牌,启动富硒农产品QC认证工作,进一步拓宽蒿坪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安康市富硒产业研发中心驻村第一书记贺博说。
目前,紫阳县176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都有合作社,村村都有增收产业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茶叶为主,魔芋、蔬果、养殖、中药材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一业突破,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全县共有建产业基地211个、加工厂486个、产业园区130个,农村经营主体826个。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呈现了长短结合、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紫阳县还将继续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在每个镇着力培育1家50万元以上,3家3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持续加强资金监管,通过一农直联,将所有要素录入三资平台,防范资金风险。
“下一步还要出台办法,鼓励村集体成立专业合作社,自主发展农业产业。扶持一批服务功能强、内部运营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村财富积累,开创财政性收入等多元增收方式,实现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英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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