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核心区这五年# | 海淀用“绿色”铺就城市发展底色】2021年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同比2016年下降54%，七年蝉联城六区最优；绿色生态空间不断扩大，严格“两线三区”空间管控，截至目前森林覆盖率为35.78%，居城六区首位；2021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65.2，连年位居中心城区首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在中心城区率先发布野生动植物名录……
近年来，海淀区坚持把服务国家和首都大局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落实“两新两高”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和绿色协同发展之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在中心城区率先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形成一幅处处可见绿水青山的美丽海淀画卷。
为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是海淀北部重要的电源支撑点，同时为海淀北部产业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记者跟随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来到现场，对企业的环保数采仪、监测记录、余热锅炉CEMS在线监测站，以及废气排放口、废气监测点位等进行了细致检查。“根据企业的排放情况，我们会定期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主要检查企业的持证情况，以及是否按证排污、是否按要求定期进行检测、现场是否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等，以此加强对企业守法的引导与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房磊介绍。
五年来，我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特别是2021年，是大气污染防治史上值得被铭记的一年，经过20多年砥砺攻坚，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PM2.5和O3年均浓度分别为33微克/立方米和152微克/立方米，同步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比2016年的72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54%。至此，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实现全面达标，七年蝉联城六区第一；全年优良天数287天，比例达到78.6%，接近八成，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水环境质量方面，我区坚持“三水”统筹，碧水保卫战实现突破。“保好水、治差水”，供水千人以上农村集中式水源地全面划定饮用水保护区，定期开展环境状况评估和水质监测，有效保障饮用水安全；实施城乡水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全区污水处理率达99.5%；实施“水清岸绿”行动计划，全面完成7条河段黑臭水体治理、75条小微水体整治。2021年，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南沙河水质从2016年的劣V类提升至Ⅳ类，地下水水质保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全区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总体良好。“十四五”期间，监管重点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延伸到了未利用地，从“两地”扩展到“三地”。污染地块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科技赋能解锁智慧新格局
在海淀，有一双“智慧的眼睛”，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排污情况，都在它的监督之下，只要发现情况不对，这双“慧眼”就会立即锁定目标。它，就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综合业务科办公室内，自动监控保障专项小组的队员们时刻关注着系统中的有效传输率数值，不时翻动页面查看各个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指标数据。“这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既有涉废气单位，又有涉废水单位，如果是光靠人跑腿检查，效率低还会有所疏漏，但通过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所有重点污染源单位的实时排污数据都能在系统里查到，有效发挥智能化监管‘标尺’的作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张林一边介绍一边点了点鼠标。记者看到，在电脑屏幕上，企业线上实时滚动的各项数据指标，排放所产生的氮氧化物、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含量等各项指标一目了然。
那么，如此高效率的自动监控平台是如何及时收集监控数据，并保持平稳运行的呢？记者随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大工村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执法队员柳有峰介绍，燃烧垃圾同时产生的烟气，经过一系列的烟气处理系统后会除去烟气中的有害物质，达标后才能经烟囱排出。而排烟囱顶上有一个烟气采集装置，通过管路烟气到达烟气分析柜里进行分析，数据则传输到与环保设备是联网的数据采集仪上，从而实现数据的实时地传输。
注重科技赋能环境治理，区生态环境局不断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应用，切实提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同时，我区持续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先后搭建运行渣土车治理、智慧工地、机动车尾气监控、“水务大脑”、水污染实时在线监测、“电力+双碳”等科技治污平台，实现从对污染源的被动治理到“主动采集—智慧预测—精准调度”的转变。启动大气和水环境精细化管理项目建设，加强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在市级70个高密度站点基础上，科学布设了餐饮、道路、扬尘等6大类198个固定监测设备和5台移动监测设备，构建了监测、评价、预测、溯源、通报、整改、评估闭环管理体系；开发“电力+双碳”应用场景，为政府及管理部门提供节能减排管理支撑和执法研判依据。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五年来，海淀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从点滴到全局，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制度保障形成合力，生态共识落地生根，转化成为高能的动力和积极的行动，实现了生态环境日渐向好的活力迸发；从“青山”到“金山”，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底色日益亮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绿色”已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大美海淀，到处演绎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佳话。#聚焦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北京·海淀区[地点]#
近年来，海淀区坚持把服务国家和首都大局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落实“两新两高”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和绿色协同发展之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在中心城区率先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形成一幅处处可见绿水青山的美丽海淀画卷。
为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是海淀北部重要的电源支撑点，同时为海淀北部产业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记者跟随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来到现场，对企业的环保数采仪、监测记录、余热锅炉CEMS在线监测站，以及废气排放口、废气监测点位等进行了细致检查。“根据企业的排放情况，我们会定期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主要检查企业的持证情况，以及是否按证排污、是否按要求定期进行检测、现场是否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等，以此加强对企业守法的引导与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房磊介绍。
五年来，我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特别是2021年，是大气污染防治史上值得被铭记的一年，经过20多年砥砺攻坚，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PM2.5和O3年均浓度分别为33微克/立方米和152微克/立方米，同步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比2016年的72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54%。至此，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实现全面达标，七年蝉联城六区第一；全年优良天数287天，比例达到78.6%，接近八成，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水环境质量方面，我区坚持“三水”统筹，碧水保卫战实现突破。“保好水、治差水”，供水千人以上农村集中式水源地全面划定饮用水保护区，定期开展环境状况评估和水质监测，有效保障饮用水安全；实施城乡水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全区污水处理率达99.5%；实施“水清岸绿”行动计划，全面完成7条河段黑臭水体治理、75条小微水体整治。2021年，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南沙河水质从2016年的劣V类提升至Ⅳ类，地下水水质保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全区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总体良好。“十四五”期间，监管重点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延伸到了未利用地，从“两地”扩展到“三地”。污染地块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科技赋能解锁智慧新格局
在海淀，有一双“智慧的眼睛”，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排污情况，都在它的监督之下，只要发现情况不对，这双“慧眼”就会立即锁定目标。它，就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综合业务科办公室内，自动监控保障专项小组的队员们时刻关注着系统中的有效传输率数值，不时翻动页面查看各个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指标数据。“这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既有涉废气单位，又有涉废水单位，如果是光靠人跑腿检查，效率低还会有所疏漏，但通过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所有重点污染源单位的实时排污数据都能在系统里查到，有效发挥智能化监管‘标尺’的作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张林一边介绍一边点了点鼠标。记者看到，在电脑屏幕上，企业线上实时滚动的各项数据指标，排放所产生的氮氧化物、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含量等各项指标一目了然。
那么，如此高效率的自动监控平台是如何及时收集监控数据，并保持平稳运行的呢？记者随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大工村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执法队员柳有峰介绍，燃烧垃圾同时产生的烟气，经过一系列的烟气处理系统后会除去烟气中的有害物质，达标后才能经烟囱排出。而排烟囱顶上有一个烟气采集装置，通过管路烟气到达烟气分析柜里进行分析，数据则传输到与环保设备是联网的数据采集仪上，从而实现数据的实时地传输。
注重科技赋能环境治理，区生态环境局不断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应用，切实提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同时，我区持续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先后搭建运行渣土车治理、智慧工地、机动车尾气监控、“水务大脑”、水污染实时在线监测、“电力+双碳”等科技治污平台，实现从对污染源的被动治理到“主动采集—智慧预测—精准调度”的转变。启动大气和水环境精细化管理项目建设，加强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在市级70个高密度站点基础上，科学布设了餐饮、道路、扬尘等6大类198个固定监测设备和5台移动监测设备，构建了监测、评价、预测、溯源、通报、整改、评估闭环管理体系；开发“电力+双碳”应用场景，为政府及管理部门提供节能减排管理支撑和执法研判依据。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五年来，海淀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从点滴到全局，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制度保障形成合力，生态共识落地生根，转化成为高能的动力和积极的行动，实现了生态环境日渐向好的活力迸发；从“青山”到“金山”，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底色日益亮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绿色”已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大美海淀，到处演绎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佳话。#聚焦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北京·海淀区[地点]#
【#核心区这五年# | 海淀用“绿色”铺就城市发展底色】2021年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同比2016年下降54%，七年蝉联城六区最优；绿色生态空间不断扩大，严格“两线三区”空间管控，截至目前森林覆盖率为35.78%，居城六区首位；2021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65.2，连年位居中心城区首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在中心城区率先发布野生动植物名录……
近年来，海淀区坚持把服务国家和首都大局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落实“两新两高”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和绿色协同发展之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在中心城区率先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形成一幅处处可见绿水青山的美丽海淀画卷。
为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是海淀北部重要的电源支撑点，同时为海淀北部产业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记者跟随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来到现场，对企业的环保数采仪、监测记录、余热锅炉CEMS在线监测站，以及废气排放口、废气监测点位等进行了细致检查。“根据企业的排放情况，我们会定期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主要检查企业的持证情况，以及是否按证排污、是否按要求定期进行检测、现场是否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等，以此加强对企业守法的引导与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房磊介绍。
五年来，我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特别是2021年，是大气污染防治史上值得被铭记的一年，经过20多年砥砺攻坚，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PM2.5和O3年均浓度分别为33微克/立方米和152微克/立方米，同步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比2016年的72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54%。至此，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实现全面达标，七年蝉联城六区第一；全年优良天数287天，比例达到78.6%，接近八成，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水环境质量方面，我区坚持“三水”统筹，碧水保卫战实现突破。“保好水、治差水”，供水千人以上农村集中式水源地全面划定饮用水保护区，定期开展环境状况评估和水质监测，有效保障饮用水安全；实施城乡水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全区污水处理率达99.5%；实施“水清岸绿”行动计划，全面完成7条河段黑臭水体治理、75条小微水体整治。2021年，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南沙河水质从2016年的劣V类提升至Ⅳ类，地下水水质保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全区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总体良好。“十四五”期间，监管重点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延伸到了未利用地，从“两地”扩展到“三地”。污染地块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科技赋能解锁智慧新格局
在海淀，有一双“智慧的眼睛”，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排污情况，都在它的监督之下，只要发现情况不对，这双“慧眼”就会立即锁定目标。它，就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综合业务科办公室内，自动监控保障专项小组的队员们时刻关注着系统中的有效传输率数值，不时翻动页面查看各个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指标数据。“这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既有涉废气单位，又有涉废水单位，如果是光靠人跑腿检查，效率低还会有所疏漏，但通过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所有重点污染源单位的实时排污数据都能在系统里查到，有效发挥智能化监管‘标尺’的作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张林一边介绍一边点了点鼠标。记者看到，在电脑屏幕上，企业线上实时滚动的各项数据指标，排放所产生的氮氧化物、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含量等各项指标一目了然。
那么，如此高效率的自动监控平台是如何及时收集监控数据，并保持平稳运行的呢？记者随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大工村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执法队员柳有峰介绍，燃烧垃圾同时产生的烟气，经过一系列的烟气处理系统后会除去烟气中的有害物质，达标后才能经烟囱排出。而排烟囱顶上有一个烟气采集装置，通过管路烟气到达烟气分析柜里进行分析，数据则传输到与环保设备是联网的数据采集仪上，从而实现数据的实时地传输。
注重科技赋能环境治理，区生态环境局不断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应用，切实提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同时，我区持续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先后搭建运行渣土车治理、智慧工地、机动车尾气监控、“水务大脑”、水污染实时在线监测、“电力+双碳”等科技治污平台，实现从对污染源的被动治理到“主动采集—智慧预测—精准调度”的转变。启动大气和水环境精细化管理项目建设，加强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在市级70个高密度站点基础上，科学布设了餐饮、道路、扬尘等6大类198个固定监测设备和5台移动监测设备，构建了监测、评价、预测、溯源、通报、整改、评估闭环管理体系；开发“电力+双碳”应用场景，为政府及管理部门提供节能减排管理支撑和执法研判依据。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五年来，海淀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从点滴到全局，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制度保障形成合力，生态共识落地生根，转化成为高能的动力和积极的行动，实现了生态环境日渐向好的活力迸发；从“青山”到“金山”，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底色日益亮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绿色”已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大美海淀，到处演绎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佳话。#聚焦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北京·海淀区[地点]#
近年来，海淀区坚持把服务国家和首都大局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落实“两新两高”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和绿色协同发展之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在中心城区率先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形成一幅处处可见绿水青山的美丽海淀画卷。
为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是海淀北部重要的电源支撑点，同时为海淀北部产业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记者跟随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来到现场，对企业的环保数采仪、监测记录、余热锅炉CEMS在线监测站，以及废气排放口、废气监测点位等进行了细致检查。“根据企业的排放情况，我们会定期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主要检查企业的持证情况，以及是否按证排污、是否按要求定期进行检测、现场是否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等，以此加强对企业守法的引导与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房磊介绍。
五年来，我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特别是2021年，是大气污染防治史上值得被铭记的一年，经过20多年砥砺攻坚，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PM2.5和O3年均浓度分别为33微克/立方米和152微克/立方米，同步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比2016年的72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54%。至此，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实现全面达标，七年蝉联城六区第一；全年优良天数287天，比例达到78.6%，接近八成，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水环境质量方面，我区坚持“三水”统筹，碧水保卫战实现突破。“保好水、治差水”，供水千人以上农村集中式水源地全面划定饮用水保护区，定期开展环境状况评估和水质监测，有效保障饮用水安全；实施城乡水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全区污水处理率达99.5%；实施“水清岸绿”行动计划，全面完成7条河段黑臭水体治理、75条小微水体整治。2021年，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南沙河水质从2016年的劣V类提升至Ⅳ类，地下水水质保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全区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总体良好。“十四五”期间，监管重点从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延伸到了未利用地，从“两地”扩展到“三地”。污染地块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科技赋能解锁智慧新格局
在海淀，有一双“智慧的眼睛”，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排污情况，都在它的监督之下，只要发现情况不对，这双“慧眼”就会立即锁定目标。它，就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综合业务科办公室内，自动监控保障专项小组的队员们时刻关注着系统中的有效传输率数值，不时翻动页面查看各个重点污染源单位的指标数据。“这26家重点污染源单位既有涉废气单位，又有涉废水单位，如果是光靠人跑腿检查，效率低还会有所疏漏，但通过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所有重点污染源单位的实时排污数据都能在系统里查到，有效发挥智能化监管‘标尺’的作用。”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张林一边介绍一边点了点鼠标。记者看到，在电脑屏幕上，企业线上实时滚动的各项数据指标，排放所产生的氮氧化物、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含量等各项指标一目了然。
那么，如此高效率的自动监控平台是如何及时收集监控数据，并保持平稳运行的呢？记者随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大工村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执法队员柳有峰介绍，燃烧垃圾同时产生的烟气，经过一系列的烟气处理系统后会除去烟气中的有害物质，达标后才能经烟囱排出。而排烟囱顶上有一个烟气采集装置，通过管路烟气到达烟气分析柜里进行分析，数据则传输到与环保设备是联网的数据采集仪上，从而实现数据的实时地传输。
注重科技赋能环境治理，区生态环境局不断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应用，切实提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同时，我区持续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先后搭建运行渣土车治理、智慧工地、机动车尾气监控、“水务大脑”、水污染实时在线监测、“电力+双碳”等科技治污平台，实现从对污染源的被动治理到“主动采集—智慧预测—精准调度”的转变。启动大气和水环境精细化管理项目建设，加强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在市级70个高密度站点基础上，科学布设了餐饮、道路、扬尘等6大类198个固定监测设备和5台移动监测设备，构建了监测、评价、预测、溯源、通报、整改、评估闭环管理体系；开发“电力+双碳”应用场景，为政府及管理部门提供节能减排管理支撑和执法研判依据。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五年来，海淀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从点滴到全局，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制度保障形成合力，生态共识落地生根，转化成为高能的动力和积极的行动，实现了生态环境日渐向好的活力迸发；从“青山”到“金山”，五年来，海淀的绿色发展底色日益亮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绿色”已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大美海淀，到处演绎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佳话。#聚焦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北京·海淀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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