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快调查#【出租车变“碰碰车”？#出租车两年获事故赔偿至少十次#一场交通事故引出“碰瓷”疑云，当事的哥予以否认】
车主张先生驾车经过路口，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他因未遵守让行规定，被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实不可否认，可张先生也有憋屈的地方。他认为，出租车司机有“主动碰撞”的嫌疑，不排除有“碰瓷”的可能。对此，当事的哥连呼冤枉，否认了张先生的说法。由于事故双方的观点存在分歧，目前真相尚不明朗。记者调查发现，从2020年6月至今，这辆出租车获得事故赔偿至少十次。
事故——违反让行规定被认定“全责”
事情发生在西岗区新华街与北京街交会路口，时间是5月29日15时50分许。当时，张先生驾驶一辆黑色SUV，在路口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事发时，妻子齐女士和3岁的儿子坐在后排座椅上。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显示，张先生驾车沿新华街由东向西行驶至北京街路口时，未按规定让行，车辆右侧与沿北京街由北向南行驶的张某驾驶的出租车前部相撞，导致齐女士受伤、两车损坏。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由于张先生违反了让行规定，交警部门认定张先生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出租车司机张某无责任，齐女士无责任。
车主——怀疑出租车“主动碰撞”
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实不可否认，可张先生也有憋屈的地方。按照他的说法，他在驶入路口前，已经提前减速并连续鸣笛。“就在两车相撞前的瞬间，出租车司机似乎并不担心发生事故，而是直接开了过来。”张先生认为，一般来讲，驾驶员看到路口有车辆，往往都会采取措施避免相撞，可这辆出租车好似在放任事故发生，或是“主动寻求碰撞”。“情急之下，本能地往左打轮闪避，没想到还是撞上了。”他说。
妻子齐女士说，事故导致SUV右后车体及车门受损、保险杠脱落。事故发生时，儿子的头部撞到了前排座椅，自己的腰部也受了伤。当时，出租车上有乘客，但没有大碍。按照她的说法，事故发生后，出租车司机张某的表现，也让她产生了疑问。
“司机张某从手机里翻出图片，说是班费有赔偿标准，每天350元。”齐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丈夫被认定为全责，出租车的修理费用走保险理赔即可，但在商谈班费时，张某称修车得五天时间。“出租车损伤看起来并不严重，真的需要这么久吗？”齐女士还称，出租车司机如此麻利地翻出“赔偿标准”，是否提前有所准备？
调查——两年获得事故赔偿至少十次
车主张先生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在路口让行，但这起事故是有很大几率可以避免的，“为啥就直接撞上了呢？”事发后，夫妻俩经过“复盘”，认为当事的哥不排除有“碰瓷”的可能。
接到齐女士反映后，记者展开了一番调查。出险记录显示，从2020年6月至今，张某所驾驶的车牌号为辽B T×××2的出租车，仅在一家保险公司即以第三方身份获得事故赔偿至少九次。也就是说，两年时间里，这家保险公司的客户与张某的车发生过至少九次碰撞，且张某在上述事故中为“受害方”。如果算上5月29日发生在西岗区新华街与北京街交会路口的这起事故，获赔将至少超过十次。目前，尚不清楚张某在其他保险公司是否有以第三方身份获赔的记录。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属于营运车辆，每天在路上跑活拉客，难免会有些小剐小蹭，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频繁“被撞”，就稍显奇怪了，“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车主张先生和妻子齐女士盼望着，有关部门介入后能查清此事。
回应——当事的哥否认“碰瓷”
那么，对于车主张先生的质疑，的哥张某持何种态度？6月1日，张某就此事向记者进行了回应。电话里，张某连呼“冤枉”，“哪能主动去撞车讹人家钱？”按照张某的说法，事发路段有坡度，当时他经过瞭望，并未发现前方有车辆驶入路口。“突然间就出现了一辆SUV，由于距离太近，踩了刹车还是撞上去了。”张某说，作为营运车辆，没有放着活不干去主动撞车的道理，所以车主一方的质疑是不成立的。张某称，事故导致出租车前脸和保险杠等部位受损，主梁也变形了，目前车辆已经修理完毕，实际上也只用了三天时间，没有多要班费。
对于涉事车辆有多次获赔记录的问题，张某也给予了回应。他表示，次数确实多了点，但都跟“碰瓷”不沾边。“有的车主不小心撞了我的车，确实该赔偿啊？”他说，以如意街（天兴·罗斯福后身）那次事故为例，当时车上乘客正在下车，结果一辆私家车在倒车时撞了他的出租车，所以就被动地产生了获赔记录。
张某还表示，前一段时间替班司机因家事无法营运，这辆出租车就由他一个人开，有时累了注意力不集中，结果发生了几次事故，“但哪次也不是故意去撞车的啊？”他一再表示，身为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奔波在营运的路上，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刻意“制造事故”，所以“碰瓷”属于无稽之谈。
梳理——新华街曾发生类似事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去年新华街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故。私家车主刘凯（化名）说，去年3月24日晚8点钟左右，他驾车沿着新华街行驶，当驶抵民运街交叉路口时，由于天黑，没有看清道路上的让行标线。当时，他跟着前方的车辆驶入了路口，没想到自己的车与民运街方向开来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
刘凯看过现场视频后，怀疑是出租车主动寻求碰撞的。事故发生后，现场有“热心人”上前给出建议，“你没让行，肯定是你全责，不如私了算了。”结合现场的各种情况分析，刘凯认为事情并不简单，就疑点与对方驾驶员展开了交涉。最后的结果是，刘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赔偿出租车司机一日班费。
观点——守法驾驶铲除“碰瓷”土壤
业内人士表示，此前，本市公安机关曾破获过“出租车恶意碰瓷”系列案件，涉案团伙有组织地故意撞击在大连市内主要区域行驶的公交车、私家车，造成交通事故，并以对方违章全责为由，诈骗、勒索维修费和班费。但是，这只是出租车驾驶员群体中极个别的害群之马，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用辛勤和汗水构筑了城市里流动的文明风景线，市民经常能看到他们拾金不昧、扶困济危、献身志愿的身影。
业内人士说，在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中，受害方是有权要求过错方依法给予赔偿的，但如果驾驶员有组织、有预谋蓄意制造事故，不仅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严重影响，也给其他驾驶人、保险机构带来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这种行为本身也已涉嫌违法。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驾驶人恶意碰瓷的行为，司法中存在“取证难”的困境，难就难在需要证明“恶意”和“故意”。对此，他表示，一方面，司法机构应提升应对能力，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广大驾驶员也要守法驾驶，这才是应对“碰瓷”的根本之道，没有了生存土壤，这种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
车主张先生驾车经过路口，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他因未遵守让行规定，被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实不可否认，可张先生也有憋屈的地方。他认为，出租车司机有“主动碰撞”的嫌疑，不排除有“碰瓷”的可能。对此，当事的哥连呼冤枉，否认了张先生的说法。由于事故双方的观点存在分歧，目前真相尚不明朗。记者调查发现，从2020年6月至今，这辆出租车获得事故赔偿至少十次。
事故——违反让行规定被认定“全责”
事情发生在西岗区新华街与北京街交会路口，时间是5月29日15时50分许。当时，张先生驾驶一辆黑色SUV，在路口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事发时，妻子齐女士和3岁的儿子坐在后排座椅上。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显示，张先生驾车沿新华街由东向西行驶至北京街路口时，未按规定让行，车辆右侧与沿北京街由北向南行驶的张某驾驶的出租车前部相撞，导致齐女士受伤、两车损坏。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由于张先生违反了让行规定，交警部门认定张先生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出租车司机张某无责任，齐女士无责任。
车主——怀疑出租车“主动碰撞”
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实不可否认，可张先生也有憋屈的地方。按照他的说法，他在驶入路口前，已经提前减速并连续鸣笛。“就在两车相撞前的瞬间，出租车司机似乎并不担心发生事故，而是直接开了过来。”张先生认为，一般来讲，驾驶员看到路口有车辆，往往都会采取措施避免相撞，可这辆出租车好似在放任事故发生，或是“主动寻求碰撞”。“情急之下，本能地往左打轮闪避，没想到还是撞上了。”他说。
妻子齐女士说，事故导致SUV右后车体及车门受损、保险杠脱落。事故发生时，儿子的头部撞到了前排座椅，自己的腰部也受了伤。当时，出租车上有乘客，但没有大碍。按照她的说法，事故发生后，出租车司机张某的表现，也让她产生了疑问。
“司机张某从手机里翻出图片，说是班费有赔偿标准，每天350元。”齐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丈夫被认定为全责，出租车的修理费用走保险理赔即可，但在商谈班费时，张某称修车得五天时间。“出租车损伤看起来并不严重，真的需要这么久吗？”齐女士还称，出租车司机如此麻利地翻出“赔偿标准”，是否提前有所准备？
调查——两年获得事故赔偿至少十次
车主张先生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在路口让行，但这起事故是有很大几率可以避免的，“为啥就直接撞上了呢？”事发后，夫妻俩经过“复盘”，认为当事的哥不排除有“碰瓷”的可能。
接到齐女士反映后，记者展开了一番调查。出险记录显示，从2020年6月至今，张某所驾驶的车牌号为辽B T×××2的出租车，仅在一家保险公司即以第三方身份获得事故赔偿至少九次。也就是说，两年时间里，这家保险公司的客户与张某的车发生过至少九次碰撞，且张某在上述事故中为“受害方”。如果算上5月29日发生在西岗区新华街与北京街交会路口的这起事故，获赔将至少超过十次。目前，尚不清楚张某在其他保险公司是否有以第三方身份获赔的记录。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属于营运车辆，每天在路上跑活拉客，难免会有些小剐小蹭，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频繁“被撞”，就稍显奇怪了，“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车主张先生和妻子齐女士盼望着，有关部门介入后能查清此事。
回应——当事的哥否认“碰瓷”
那么，对于车主张先生的质疑，的哥张某持何种态度？6月1日，张某就此事向记者进行了回应。电话里，张某连呼“冤枉”，“哪能主动去撞车讹人家钱？”按照张某的说法，事发路段有坡度，当时他经过瞭望，并未发现前方有车辆驶入路口。“突然间就出现了一辆SUV，由于距离太近，踩了刹车还是撞上去了。”张某说，作为营运车辆，没有放着活不干去主动撞车的道理，所以车主一方的质疑是不成立的。张某称，事故导致出租车前脸和保险杠等部位受损，主梁也变形了，目前车辆已经修理完毕，实际上也只用了三天时间，没有多要班费。
对于涉事车辆有多次获赔记录的问题，张某也给予了回应。他表示，次数确实多了点，但都跟“碰瓷”不沾边。“有的车主不小心撞了我的车，确实该赔偿啊？”他说，以如意街（天兴·罗斯福后身）那次事故为例，当时车上乘客正在下车，结果一辆私家车在倒车时撞了他的出租车，所以就被动地产生了获赔记录。
张某还表示，前一段时间替班司机因家事无法营运，这辆出租车就由他一个人开，有时累了注意力不集中，结果发生了几次事故，“但哪次也不是故意去撞车的啊？”他一再表示，身为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奔波在营运的路上，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刻意“制造事故”，所以“碰瓷”属于无稽之谈。
梳理——新华街曾发生类似事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去年新华街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故。私家车主刘凯（化名）说，去年3月24日晚8点钟左右，他驾车沿着新华街行驶，当驶抵民运街交叉路口时，由于天黑，没有看清道路上的让行标线。当时，他跟着前方的车辆驶入了路口，没想到自己的车与民运街方向开来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
刘凯看过现场视频后，怀疑是出租车主动寻求碰撞的。事故发生后，现场有“热心人”上前给出建议，“你没让行，肯定是你全责，不如私了算了。”结合现场的各种情况分析，刘凯认为事情并不简单，就疑点与对方驾驶员展开了交涉。最后的结果是，刘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赔偿出租车司机一日班费。
观点——守法驾驶铲除“碰瓷”土壤
业内人士表示，此前，本市公安机关曾破获过“出租车恶意碰瓷”系列案件，涉案团伙有组织地故意撞击在大连市内主要区域行驶的公交车、私家车，造成交通事故，并以对方违章全责为由，诈骗、勒索维修费和班费。但是，这只是出租车驾驶员群体中极个别的害群之马，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用辛勤和汗水构筑了城市里流动的文明风景线，市民经常能看到他们拾金不昧、扶困济危、献身志愿的身影。
业内人士说，在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中，受害方是有权要求过错方依法给予赔偿的，但如果驾驶员有组织、有预谋蓄意制造事故，不仅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严重影响，也给其他驾驶人、保险机构带来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这种行为本身也已涉嫌违法。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驾驶人恶意碰瓷的行为，司法中存在“取证难”的困境，难就难在需要证明“恶意”和“故意”。对此，他表示，一方面，司法机构应提升应对能力，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广大驾驶员也要守法驾驶，这才是应对“碰瓷”的根本之道，没有了生存土壤，这种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
一直想写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对比的帖子，因为看到某些把个别人的说法奉为圭臬，然后暗戳戳的抨击国家政策的帖子着实让人气愤。我是社会上的普通一员， 想谈论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
1、经济的投入
这次上海的疫情给我们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事实，这其中的原因我们无法具体说清，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的对比。我们以上海本轮疫情为例，算一下放开后可能的医疗投入。首先，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现有的诊疗手段下，确诊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7万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5万元。如果放开，可能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去医院，我们假设大部分人吃莲花清瘟，每次新冠需要花费20元。由于重症率不是很高且重症率花费远高于20元，我们假设这是最基础的医疗花费。其次，我们讨论中重症的投入，关于中重症率，大家争议很大，标准也不统一，之前国内疫情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很难去考虑放开的成本。但是现在新冠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了，并且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我们假设这些死亡病例一定是重症的，并且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人均花费15万元，计算一下上海的人均治疗花费。595人死亡 x 15万 ÷ 60万阳性=人均150元（粗略计算）。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费用不包括其他治疗成功的中重症病例的花费，也不包括一般轻症可能产生的就医费用。但是即便是这种最最最保守的估计，得一次新冠人均的花费也要150+20=170元。但是我们从上海的情况可以看到，以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导致大家的感染，而且新冠可以反复得，假设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呢？（正常人一年得一两次感冒总还是可能的，更别说是奥密克戎）这个投入和花费无法想象。更别说可能某些人可能会用到辉瑞2300一盒的特效药。
但是按照国家最新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政策，在控制住本轮疫情以后，按照一周一次核酸的规模（本轮疫情前北京高校的管控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每次核酸3-5元（北京现在3.4元每人份，国家医保局前几日要求多人混管费用降至5元以内），一年52周，也就是200元左右。按照这样的政策，预计疫情可以很快发现并控制住，那么产生的治疗费用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这是经济上投入的估算，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谁想没事去得一次新冠呢？家长们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得新冠去医院呢？家里有老人的普通老百姓有多少能负担得起老人得住院费用呢？
2、时间上的投入
很多人批评国家现有的封控政策，我也被封控过，也知道国家现有政策有些执行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可以改进的。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除了20年初的封控和本轮疫情，几乎没有大的封控，平均下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往前看，即便是本轮疫情，除了上海，大部分人也没有受到严格的居家隔离。我在海淀，虽然居家办公，但是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我女朋友在苏州，他们村上有人确诊，但是生活上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上海被封控时间最长，大概两个月，但是全国大部分还是好的，平均下来可能全国人本轮疫情被封控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一两周。但是如果放开呢，按照上面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的假设，每次休息一周，大概也就是现有政策可能被封控的时间投入了。而且在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后，这样被大规模封控的可能只会更小。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动态清零时间上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上面是关于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投入的估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放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想想印度21年尸横遍野的惨象，我们可以接受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我去年去过几次医院都是人满为患（非三甲）。想象平时发烧门诊也应该是这样吧，如果放开，不说每个人都去医院，即便是10%的人去医院，医疗资源也是要被挤兑光的。再考虑0.2%的重症和危重症率，这一部分人肯定是要住院的，我们有那么多床位吗？如果没有，到时候就不是方方之流在网上谩骂了，至于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是我的一些讨论，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补充：
1.关于死亡人数与所谓“大号流感”的问题
我们以美国的数据预估一下。之所以选择美国的数据是因为美国很早就放开了对疫情的管制，经历了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的变化，疫情发展经过较为完整，另一方面美国的数据统计较为完善，样本量也足够大（美帝的能力还是要承认的）。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年死亡35.65万人，21年死亡46.2万人，截止到现在死亡103.1万人，也就是说美国在22年前5个月死亡21.25万人，按照这个情况预计，22年全年死亡51万人。可以看到，虽然新冠从德尔塔变成了奥密克戎，美国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可能致死率有所下降，但是传染力增强导致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奥密克戎也绝不是所谓的“大号流感”。
接下来预估一下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情况。美国3.4亿人22年全年预计死亡51万人，我国以14亿人口计，一年将死亡210万人。但是美国的数据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确诊人数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而没有去医院做核酸，选择了自测，甚至有的人没有测，这部分数据低估了，所以真实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会比现有数据高。如果按照210万人口死亡，0.1%死亡率，一年内感染人次在21亿左右，所以假设一个人得一两次是合理的。
2.核酸乱象的问题
首先，按照上面的计算结果，核酸的花费要低于甚至远放开后可能的医疗花费，产生的利润也远低于放开后的医疗费用。这也就是说放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为了谋利而产生更多的乱象。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核酸的乱象只要抓住核酸检测机构谋利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了，国家也在努力规范核酸检测机构的行为。但是放开后，一旦疫情爆发产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是核酸检测不能比的，所以比起放开，常态化核酸检测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
3.是否要一直采取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问题
上面的阐述都是基于现有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展开的，国家也没有说过要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到什么时候，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放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新冠变异到对人体危害很小，国家肯定会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可能也包括放开，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一直都是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在慢慢转变，做相应的调整。举个例子，在20年初新冠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封控的措施，后来疫情控制住了又及时转变为动态清零，使得我们在20年下半年与整个21年都没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但是在今年3月，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上海和长春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国家也因此改变了政策，在之前措施的基础上试行常态化核酸。这都说明国家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的。我也相信国家一定能够应对好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1、经济的投入
这次上海的疫情给我们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事实，这其中的原因我们无法具体说清，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的对比。我们以上海本轮疫情为例，算一下放开后可能的医疗投入。首先，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现有的诊疗手段下，确诊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7万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5万元。如果放开，可能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去医院，我们假设大部分人吃莲花清瘟，每次新冠需要花费20元。由于重症率不是很高且重症率花费远高于20元，我们假设这是最基础的医疗花费。其次，我们讨论中重症的投入，关于中重症率，大家争议很大，标准也不统一，之前国内疫情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很难去考虑放开的成本。但是现在新冠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了，并且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我们假设这些死亡病例一定是重症的，并且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人均花费15万元，计算一下上海的人均治疗花费。595人死亡 x 15万 ÷ 60万阳性=人均150元（粗略计算）。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费用不包括其他治疗成功的中重症病例的花费，也不包括一般轻症可能产生的就医费用。但是即便是这种最最最保守的估计，得一次新冠人均的花费也要150+20=170元。但是我们从上海的情况可以看到，以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导致大家的感染，而且新冠可以反复得，假设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呢？（正常人一年得一两次感冒总还是可能的，更别说是奥密克戎）这个投入和花费无法想象。更别说可能某些人可能会用到辉瑞2300一盒的特效药。
但是按照国家最新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政策，在控制住本轮疫情以后，按照一周一次核酸的规模（本轮疫情前北京高校的管控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每次核酸3-5元（北京现在3.4元每人份，国家医保局前几日要求多人混管费用降至5元以内），一年52周，也就是200元左右。按照这样的政策，预计疫情可以很快发现并控制住，那么产生的治疗费用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这是经济上投入的估算，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谁想没事去得一次新冠呢？家长们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得新冠去医院呢？家里有老人的普通老百姓有多少能负担得起老人得住院费用呢？
2、时间上的投入
很多人批评国家现有的封控政策，我也被封控过，也知道国家现有政策有些执行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可以改进的。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除了20年初的封控和本轮疫情，几乎没有大的封控，平均下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往前看，即便是本轮疫情，除了上海，大部分人也没有受到严格的居家隔离。我在海淀，虽然居家办公，但是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我女朋友在苏州，他们村上有人确诊，但是生活上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上海被封控时间最长，大概两个月，但是全国大部分还是好的，平均下来可能全国人本轮疫情被封控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一两周。但是如果放开呢，按照上面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的假设，每次休息一周，大概也就是现有政策可能被封控的时间投入了。而且在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后，这样被大规模封控的可能只会更小。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动态清零时间上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上面是关于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投入的估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放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想想印度21年尸横遍野的惨象，我们可以接受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我去年去过几次医院都是人满为患（非三甲）。想象平时发烧门诊也应该是这样吧，如果放开，不说每个人都去医院，即便是10%的人去医院，医疗资源也是要被挤兑光的。再考虑0.2%的重症和危重症率，这一部分人肯定是要住院的，我们有那么多床位吗？如果没有，到时候就不是方方之流在网上谩骂了，至于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是我的一些讨论，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补充：
1.关于死亡人数与所谓“大号流感”的问题
我们以美国的数据预估一下。之所以选择美国的数据是因为美国很早就放开了对疫情的管制，经历了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的变化，疫情发展经过较为完整，另一方面美国的数据统计较为完善，样本量也足够大（美帝的能力还是要承认的）。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年死亡35.65万人，21年死亡46.2万人，截止到现在死亡103.1万人，也就是说美国在22年前5个月死亡21.25万人，按照这个情况预计，22年全年死亡51万人。可以看到，虽然新冠从德尔塔变成了奥密克戎，美国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可能致死率有所下降，但是传染力增强导致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奥密克戎也绝不是所谓的“大号流感”。
接下来预估一下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情况。美国3.4亿人22年全年预计死亡51万人，我国以14亿人口计，一年将死亡210万人。但是美国的数据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确诊人数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而没有去医院做核酸，选择了自测，甚至有的人没有测，这部分数据低估了，所以真实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会比现有数据高。如果按照210万人口死亡，0.1%死亡率，一年内感染人次在21亿左右，所以假设一个人得一两次是合理的。
2.核酸乱象的问题
首先，按照上面的计算结果，核酸的花费要低于甚至远放开后可能的医疗花费，产生的利润也远低于放开后的医疗费用。这也就是说放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为了谋利而产生更多的乱象。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核酸的乱象只要抓住核酸检测机构谋利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了，国家也在努力规范核酸检测机构的行为。但是放开后，一旦疫情爆发产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是核酸检测不能比的，所以比起放开，常态化核酸检测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
3.是否要一直采取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问题
上面的阐述都是基于现有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展开的，国家也没有说过要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到什么时候，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放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新冠变异到对人体危害很小，国家肯定会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可能也包括放开，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一直都是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在慢慢转变，做相应的调整。举个例子，在20年初新冠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封控的措施，后来疫情控制住了又及时转变为动态清零，使得我们在20年下半年与整个21年都没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但是在今年3月，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上海和长春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国家也因此改变了政策，在之前措施的基础上试行常态化核酸。这都说明国家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的。我也相信国家一定能够应对好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科技周】他用六年时间完成一篇论文
给牛肝菌科绘制“族谱”、开展科普讲座、探索人工种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多年来专攻牛肝菌分类研究。深耕冷门领域，尽管时常面临困难，但在吴刚看来，科研的价值就在于寻找各种可能，因热爱而充满乐趣。
吴刚的办公室不难找，循着蘑菇味就能到。记者敲门时，他正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的牛肝菌结构、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移开显微镜，把乱堆的标本、文献规整一番，吴刚才给记者腾出采访的空间。
办公室转身都有点难。吴刚有些尴尬：“这儿有点像仓库，咱先去实验室转转。”文献、实验室、山林，这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辗转其间，历时6年绘制的牛肝菌科“族谱”，已经成为国际牛肝菌系统分类研究的基础。他所在的真菌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组，发表了400多个大型真菌新分类单元。
2009年，吴刚刚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杨祝良给他布置的第一个课题，是开展云南当地人常吃的“见手青”的DNA条形码研究——通俗点说，就是如何快速鉴定二三十个相似物种并且厘清它们的亲疏远近。
“见手青”分别属于不同的属，想要分清并不容易。吴刚分析，最好的办法便是把“见手青”放在一个“大池子”里，“通俗点说，就是给牛肝菌科绘‘族谱’，确定某个物种在‘族谱’中的位置，自然也就知道了它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这也意味着，吴刚要挑战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当时全世界已经发表的牛肝菌科物种超过800种，选择哪些代表物种来完成这个系统性的工作是摆在吴刚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前期的预实验，吴刚最终筛选了牛肝菌科下的800余号标本、近300个物种进行研究。“其实方法并不复杂，主要就是给牛肝菌物种做基因测序，选准了点位，不断试验积累数据就行。”吴刚说，牛肝菌科的物种分类难在执行。
吴刚一边通过馆际互借搜集标本，一边频繁前往野外采集。“碰到野生菌，第一件事就是做好记录。”天气不好时，吴刚就自己找角度、搭反光板，用相机拍摄下菌子清晰的面孔。如果收获颇丰，回到实验室的吴刚就格外忙碌，时不时熬到凌晨才走出实验室。
耗时6年，吴刚只写了一篇论文，也是这篇论文，奠定了牛肝菌物种分类的框架，被国际同行称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专攻牛肝菌分类研究10余年，吴刚只需看一眼，就基本能从常见牛肝菌的外观形态上判断具体是哪个物种、是否有毒。
尽管如此，吴刚说自己的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很多未知，只要热爱，就能找到乐趣。
如今，搭建了牛肝菌科分类框架的吴刚，有空时依然会翻文献、看标本。“目前基因测序是物种鉴定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也是被业内广为认可的办法。现在发表新物种前，研究者会比对已发表物种的测序数据；但以前的不少新物种，前辈们发表时靠的主要是形态特征，缺少基因测序数据，很容易出现‘晚出异名’的现象，也就是把前人发现的老物种当成了自己的新发现。”吴刚说。
物种分类工作本就冷门，老物种分类描述更是鲜有人问津。“分类工作是物种下游研究的基础，如果基础性的分类都没搞清楚，物种利用从何说起？”吴刚介绍，目前国内有分子证据支持的牛肝菌物种约有240种，估计还有百余个新种尚未发现。偶有闲暇，吴刚会去标本馆找几个尚未测序的老物种标本做研究。“这些虽然不能作为科研成果，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做科研不能只盯着发论文。”吴刚说，一方面，科研是科普的基础，要把知识传播出去；另一方面，科研是应用的基础，实际应用的潜力也是科研价值评判标准之一。
吴刚的手机里有个“毒蘑菇鉴定群”。“全国许多蘑菇分类专家、各省疾控中心的人员、各大医院的急救医生都在群里。”吴刚介绍，他们负责辨认有毒菌子的物种名称、误食后可能导致的中毒症状，疾控中心进行流调和收集样品，传递相关信息，并与医院对接，以便尽快展开治疗。除此之外，吴刚和研究所的同事也经常开展科普讲座、制作宣传挂图，告诉人们食用毒蘑菇的危害。
牛肝菌在云南本地是很重要的食用野生菌，采集野生菌是不少山区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绝大多数牛肝菌由于跟某些树种存在共生关系，始终无法实现人工种植。这几年，吴刚的研究兴趣之一，是搞清楚到底哪些牛肝菌更具有人工种植的潜力。
“一是可以安全食用，二是尽量不需要跟具体树种共生，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基因上。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牛肝菌降解木质纤维素和利用营养成分的能力有强有弱。如果想要栽培开发，应尽可能选择降解或吸收能力更强的物种。”吴刚希望，能够以牛肝菌分类为基础，从分子层面找到那些更容易实现人工种植的牛肝菌物种，从而为今后的人工菌种培育提供一条捷径。
羊肚菌曾经也无法人工种植，可通过吴刚所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中国成功掌握了羊肚菌高产稳产技术，不仅技术世界领先，还带动了云南怒江、迪庆等不少山区群众致富。在吴刚看来，牛肝菌的人工种植技术要难得多。“从研究到应用肯定需要挺长时间，也未必一定能成功，但科研本身的价值就是研究各种可能。”吴刚说。
来源：中国科学家
给牛肝菌科绘制“族谱”、开展科普讲座、探索人工种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多年来专攻牛肝菌分类研究。深耕冷门领域，尽管时常面临困难，但在吴刚看来，科研的价值就在于寻找各种可能，因热爱而充满乐趣。
吴刚的办公室不难找，循着蘑菇味就能到。记者敲门时，他正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的牛肝菌结构、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移开显微镜，把乱堆的标本、文献规整一番，吴刚才给记者腾出采访的空间。
办公室转身都有点难。吴刚有些尴尬：“这儿有点像仓库，咱先去实验室转转。”文献、实验室、山林，这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辗转其间，历时6年绘制的牛肝菌科“族谱”，已经成为国际牛肝菌系统分类研究的基础。他所在的真菌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组，发表了400多个大型真菌新分类单元。
2009年，吴刚刚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杨祝良给他布置的第一个课题，是开展云南当地人常吃的“见手青”的DNA条形码研究——通俗点说，就是如何快速鉴定二三十个相似物种并且厘清它们的亲疏远近。
“见手青”分别属于不同的属，想要分清并不容易。吴刚分析，最好的办法便是把“见手青”放在一个“大池子”里，“通俗点说，就是给牛肝菌科绘‘族谱’，确定某个物种在‘族谱’中的位置，自然也就知道了它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这也意味着，吴刚要挑战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当时全世界已经发表的牛肝菌科物种超过800种，选择哪些代表物种来完成这个系统性的工作是摆在吴刚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前期的预实验，吴刚最终筛选了牛肝菌科下的800余号标本、近300个物种进行研究。“其实方法并不复杂，主要就是给牛肝菌物种做基因测序，选准了点位，不断试验积累数据就行。”吴刚说，牛肝菌科的物种分类难在执行。
吴刚一边通过馆际互借搜集标本，一边频繁前往野外采集。“碰到野生菌，第一件事就是做好记录。”天气不好时，吴刚就自己找角度、搭反光板，用相机拍摄下菌子清晰的面孔。如果收获颇丰，回到实验室的吴刚就格外忙碌，时不时熬到凌晨才走出实验室。
耗时6年，吴刚只写了一篇论文，也是这篇论文，奠定了牛肝菌物种分类的框架，被国际同行称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专攻牛肝菌分类研究10余年，吴刚只需看一眼，就基本能从常见牛肝菌的外观形态上判断具体是哪个物种、是否有毒。
尽管如此，吴刚说自己的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很多未知，只要热爱，就能找到乐趣。
如今，搭建了牛肝菌科分类框架的吴刚，有空时依然会翻文献、看标本。“目前基因测序是物种鉴定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也是被业内广为认可的办法。现在发表新物种前，研究者会比对已发表物种的测序数据；但以前的不少新物种，前辈们发表时靠的主要是形态特征，缺少基因测序数据，很容易出现‘晚出异名’的现象，也就是把前人发现的老物种当成了自己的新发现。”吴刚说。
物种分类工作本就冷门，老物种分类描述更是鲜有人问津。“分类工作是物种下游研究的基础，如果基础性的分类都没搞清楚，物种利用从何说起？”吴刚介绍，目前国内有分子证据支持的牛肝菌物种约有240种，估计还有百余个新种尚未发现。偶有闲暇，吴刚会去标本馆找几个尚未测序的老物种标本做研究。“这些虽然不能作为科研成果，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做科研不能只盯着发论文。”吴刚说，一方面，科研是科普的基础，要把知识传播出去；另一方面，科研是应用的基础，实际应用的潜力也是科研价值评判标准之一。
吴刚的手机里有个“毒蘑菇鉴定群”。“全国许多蘑菇分类专家、各省疾控中心的人员、各大医院的急救医生都在群里。”吴刚介绍，他们负责辨认有毒菌子的物种名称、误食后可能导致的中毒症状，疾控中心进行流调和收集样品，传递相关信息，并与医院对接，以便尽快展开治疗。除此之外，吴刚和研究所的同事也经常开展科普讲座、制作宣传挂图，告诉人们食用毒蘑菇的危害。
牛肝菌在云南本地是很重要的食用野生菌，采集野生菌是不少山区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绝大多数牛肝菌由于跟某些树种存在共生关系，始终无法实现人工种植。这几年，吴刚的研究兴趣之一，是搞清楚到底哪些牛肝菌更具有人工种植的潜力。
“一是可以安全食用，二是尽量不需要跟具体树种共生，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基因上。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牛肝菌降解木质纤维素和利用营养成分的能力有强有弱。如果想要栽培开发，应尽可能选择降解或吸收能力更强的物种。”吴刚希望，能够以牛肝菌分类为基础，从分子层面找到那些更容易实现人工种植的牛肝菌物种，从而为今后的人工菌种培育提供一条捷径。
羊肚菌曾经也无法人工种植，可通过吴刚所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中国成功掌握了羊肚菌高产稳产技术，不仅技术世界领先，还带动了云南怒江、迪庆等不少山区群众致富。在吴刚看来，牛肝菌的人工种植技术要难得多。“从研究到应用肯定需要挺长时间，也未必一定能成功，但科研本身的价值就是研究各种可能。”吴刚说。
来源：中国科学家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