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it back》ed画面主视角为虎杖悠仁，作曲人参考则为伏黑惠与公式书对夏油杰的描写和原作出入问题，恰好让我想到一个经久不衰的美学和语言学的话题：即读者（或者说语言的接受方）对原作的理解。
首先说结论：这个世上不存在对任何艺术作品唯一正确的解读，【甚至就连创作者本身也不应比你有多上一分的解读作品的权威性。】
在我看来，这也恰恰是当今愈见恶化的同人环境之中，每个人必须要理解的一个冷知识。
如果人人都理解这个道理，这个世上会少多少党同伐异[汗][汗]
首先要说，美学和语言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美学和语言学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
【任何语言都一定会存在信息的误读和缺损。】
也就是说，就算你是莎士比亚或梵高再世，你所进行的语言或艺术表达都一定会和你的本意产生偏离和扭曲，
【人类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贴合本意的表达。】
扭曲的原因有很多：
语言自身本就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概括，概括中本就存在信息缺损，此为先天不足；
作者本人的创作能力较差，表达能力不够，导致作品表达后的结果与其本意存在巨大偏差；
技艺再高超的人类也无法通过瞬息之间被阅读到的几个字眼表达人类一刹之间大脑闪现的1200兆亿个念头；
人类对每个字眼的理解均建立在其亲身经历之上，比如古代人对“车”的理解和现代人对“车”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而世上不可能存在经历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此不可能存在对每个字理解均一致的两个人；
作者和读者之间因其阅读的时间段、经历、心理状态、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不同，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必然不可能相同，以上等等。
正因信息被创造出来与到达接受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创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与读者所理解的意思存在巨大差异，
【同样一个作品，根据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作者创作出来的瞬间，无关乎法律范围的著作权，从美学和语言学上来说，就已经与作者毫无关系。】
【作品并非是在被创作者创作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而是在接受者阅读并自行解读的那一瞬间才完成。】
而根据结构主义美学理论，“作品只是一个物质成品，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它才表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美学客体是读者的集体意识与作品中模式的融合。”
再根据新批评派理论：”诗歌不属于批评家自己，但也不属于作者（自它诞生之时便脱离作者，周游世界，使作者无法控制或规定它的意思）。诗歌属于公众。它化身于语言，而语言是公众的一项奇特财产；它以人为对象，这又是公众知识的一个课题。”
以上各派理论无非想表达：
【艺术创作的关键人物绝非只有创作者，同时还有读者本身。】
艺术总是存在，同时又消失在群众之中。
读者根据自己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心理状态对同一作品进行完全不同的解读是极其正当、应当受到鼓励的行为。
再次重复：
这个世上不存在对任何艺术作品唯一正确的解读，【甚至就连创作者本身也不应比你有多上一分的解读作品的权威性。】
因为你阅读作品的时候，在已然尊重文本自身客观呈现的条件下，没有义务去理解创作者的全部人生经历，
客观上来说亦不可能去挖掘创作者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意象的理解（因为你始终是你自己，不会成为他），
读者只应去审视自己在阅读这个作品时感受到的感情，
正如费尔巴哈谈到音乐时说：“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
你听到的是创作者的声音吗？
你听到的是“绝对正确”、“唯一官方”的声音吗？
【不，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你过去全部人生在这一瞬的回响，而此刻你邂逅的这部作品也会成为你日后的血肉，影响你此后一生对其他事物的理解。】
我完全可以大胆地宣称，在我看来，《give it back》是虎杖悠仁为主视角的故事：因为《give it back》被我们所阅读时，它试图诠释的就是虎杖悠仁用一台手机记录下的惬意时光，并且这种理解永不会因为作曲人迟来的诠释而被我所否认，因为除非作曲人让我听到这首歌时便标注出这是“根据八十八桥创作的”（应当尊重文本自身），否则我没有义务绕过ed本身去寻摸作曲人的人生经历并善用一双发现“真实”的眼睛，去找出“哦，原来你是根据这个来创作的”。
我同时也可以宣称，在我看来，公式书jjxx本人对夏油杰的诠释在我看来无足轻重：因为在公式书并未出版时，我没有能力穿越时空去理解jjxx本人未在【原作漫画】中体现出来的他试图对夏油杰进行的诠释，我只有义务和能力对原作漫画的已有内容进行理解；而在公式书出版后，除却对公式书感兴趣的读者，也绝非每个读者都有义务去理解公式书，读者永远可以选择只关注文本自身，因为该作品才是创作者自身艺术修养、人生经历等浓缩的体现。
顺带一提，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夏油杰在漫画中被表现得并不到位，也看到说虎杖悠仁被塑造得不到位，还有说《咒术回战》作品本身并不优秀，我毫无袒护jjxx之意，不过从美学来说，缺憾也有缺憾的价值在，批判也是重要的审美体验。
还是那句老话，美学和语言学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各花入各眼，各自喜欢各自的，没有比踩别人审美低级更低级的生物了[挖鼻][挖鼻]
PS.《give it back》ed制作者竹下良平先生如是说，抱着想把“想要相信自己并非独自一人”这一最重要的部分传达给观众的想法，制作出了这个ED。
而这个部分的画面是虎杖悠仁。
足见，此亦为ED制作者与作曲人对同一文本不同理解的典型案例，前者认为这句话适合虎杖悠仁，而后者发心为八十八桥伏黑惠。
首先说结论：这个世上不存在对任何艺术作品唯一正确的解读，【甚至就连创作者本身也不应比你有多上一分的解读作品的权威性。】
在我看来，这也恰恰是当今愈见恶化的同人环境之中，每个人必须要理解的一个冷知识。
如果人人都理解这个道理，这个世上会少多少党同伐异[汗][汗]
首先要说，美学和语言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美学和语言学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
【任何语言都一定会存在信息的误读和缺损。】
也就是说，就算你是莎士比亚或梵高再世，你所进行的语言或艺术表达都一定会和你的本意产生偏离和扭曲，
【人类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贴合本意的表达。】
扭曲的原因有很多：
语言自身本就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概括，概括中本就存在信息缺损，此为先天不足；
作者本人的创作能力较差，表达能力不够，导致作品表达后的结果与其本意存在巨大偏差；
技艺再高超的人类也无法通过瞬息之间被阅读到的几个字眼表达人类一刹之间大脑闪现的1200兆亿个念头；
人类对每个字眼的理解均建立在其亲身经历之上，比如古代人对“车”的理解和现代人对“车”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而世上不可能存在经历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此不可能存在对每个字理解均一致的两个人；
作者和读者之间因其阅读的时间段、经历、心理状态、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不同，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必然不可能相同，以上等等。
正因信息被创造出来与到达接受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创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与读者所理解的意思存在巨大差异，
【同样一个作品，根据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作者创作出来的瞬间，无关乎法律范围的著作权，从美学和语言学上来说，就已经与作者毫无关系。】
【作品并非是在被创作者创作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而是在接受者阅读并自行解读的那一瞬间才完成。】
而根据结构主义美学理论，“作品只是一个物质成品，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它才表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美学客体是读者的集体意识与作品中模式的融合。”
再根据新批评派理论：”诗歌不属于批评家自己，但也不属于作者（自它诞生之时便脱离作者，周游世界，使作者无法控制或规定它的意思）。诗歌属于公众。它化身于语言，而语言是公众的一项奇特财产；它以人为对象，这又是公众知识的一个课题。”
以上各派理论无非想表达：
【艺术创作的关键人物绝非只有创作者，同时还有读者本身。】
艺术总是存在，同时又消失在群众之中。
读者根据自己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心理状态对同一作品进行完全不同的解读是极其正当、应当受到鼓励的行为。
再次重复：
这个世上不存在对任何艺术作品唯一正确的解读，【甚至就连创作者本身也不应比你有多上一分的解读作品的权威性。】
因为你阅读作品的时候，在已然尊重文本自身客观呈现的条件下，没有义务去理解创作者的全部人生经历，
客观上来说亦不可能去挖掘创作者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意象的理解（因为你始终是你自己，不会成为他），
读者只应去审视自己在阅读这个作品时感受到的感情，
正如费尔巴哈谈到音乐时说：“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
你听到的是创作者的声音吗？
你听到的是“绝对正确”、“唯一官方”的声音吗？
【不，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你过去全部人生在这一瞬的回响，而此刻你邂逅的这部作品也会成为你日后的血肉，影响你此后一生对其他事物的理解。】
我完全可以大胆地宣称，在我看来，《give it back》是虎杖悠仁为主视角的故事：因为《give it back》被我们所阅读时，它试图诠释的就是虎杖悠仁用一台手机记录下的惬意时光，并且这种理解永不会因为作曲人迟来的诠释而被我所否认，因为除非作曲人让我听到这首歌时便标注出这是“根据八十八桥创作的”（应当尊重文本自身），否则我没有义务绕过ed本身去寻摸作曲人的人生经历并善用一双发现“真实”的眼睛，去找出“哦，原来你是根据这个来创作的”。
我同时也可以宣称，在我看来，公式书jjxx本人对夏油杰的诠释在我看来无足轻重：因为在公式书并未出版时，我没有能力穿越时空去理解jjxx本人未在【原作漫画】中体现出来的他试图对夏油杰进行的诠释，我只有义务和能力对原作漫画的已有内容进行理解；而在公式书出版后，除却对公式书感兴趣的读者，也绝非每个读者都有义务去理解公式书，读者永远可以选择只关注文本自身，因为该作品才是创作者自身艺术修养、人生经历等浓缩的体现。
顺带一提，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夏油杰在漫画中被表现得并不到位，也看到说虎杖悠仁被塑造得不到位，还有说《咒术回战》作品本身并不优秀，我毫无袒护jjxx之意，不过从美学来说，缺憾也有缺憾的价值在，批判也是重要的审美体验。
还是那句老话，美学和语言学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各花入各眼，各自喜欢各自的，没有比踩别人审美低级更低级的生物了[挖鼻][挖鼻]
PS.《give it back》ed制作者竹下良平先生如是说，抱着想把“想要相信自己并非独自一人”这一最重要的部分传达给观众的想法，制作出了这个ED。
而这个部分的画面是虎杖悠仁。
足见，此亦为ED制作者与作曲人对同一文本不同理解的典型案例，前者认为这句话适合虎杖悠仁，而后者发心为八十八桥伏黑惠。
“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发布时间：2021-02-22 03:50 星期一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专业法律人面向基层创新服务
◆ 按需定制解决群众身边小纠纷
◆ 成国家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 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需求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长春
“受伤后连赔偿都没有，我该怎么办？”2020年7月的一天，叶某满面愁容地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进行咨询。原来，不久前叶某乘坐摩的与一辆小汽车相撞，受伤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正在“坐诊”的律师充分了解情况后，帮助叶某厘清了其中的法律关系，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为叶某争取到1万余元赔偿款，一场矛盾纠纷消解于无形。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有了法律问题该去哪里“医治”？《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北京、江苏、山东、重庆、湖南等地纷纷推出“法律门诊”“法律诊所”等法律服务形式，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法官、公证员等专业法律人士“坐诊”“出诊”，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有效打通了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所长孙先进介绍说，2020年6月，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首次开门迎“客”，由律师定期“坐诊”为群众排忧解难，至今已接待法律咨询100多人次。
“‘法律门诊’借鉴医院的服务模式和操作流程，以‘广场义诊’‘律师坐诊’‘专家门诊’‘上门巡诊’‘综合会诊’等形式，将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满足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江苏省常州市司法局局长张加林告诉记者。
据张加林介绍，早在1999年，常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果巷38号设立“法律诊室”，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2017年6月，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法律门诊”；2018年4月，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联合共建“法律诊所”，成为常州首个村级“法律诊所”；2019年6月，又在全市2300多名律师中选拔组建60人的“名优律师团”，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法律专家门诊”。
“随着探索的深入，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如今常州的‘法律门诊’已包括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讲座、法律援助、参与网格服务等多项服务。”张加林介绍说。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更贴身更及时？山区面积超7成的北京市延庆区给出答案——打造“法律门诊”。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何中文告诉记者，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所“预约挂号”，工作人员会为其精准对接专业律师解决问题，目前已有16家律师事务所的85名村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签约。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法律门诊”成本过高的问题，各司法所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开展“网诊”服务；对于复杂的涉法难题，安排资深律师提供“专家坐诊”服务；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门实地解决的，提供“出诊”服务；对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提供“巡诊”服务……如今，按需定制的“门诊”“坐诊”“出诊”“会诊”“网诊”逐渐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象。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近年来也纷纷设立“法律诊所”，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投身实践，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湘潭大学‘法律诊所’是由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研究生组成的公益性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自2010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治宣传、诉讼代理和公益诉讼等活动。”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告诉记者。
服务水平广受认可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门口的名优律师“法律专家门诊”公示牌上看到王建军的名字时，钟楼区市民徐卫民有些不敢相信。
王建军是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常州市委法律顾问，曾担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一直专注政府、企业法律顾问领域，同时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法律门诊”服务也很有热情。
“王建军名气大水平高，说话和气又在理，按他说的去做，我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徐卫民对记者说。
徐卫民今年到了退休年龄，但因公司缴纳的社保年限不足，导致他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正是在王建军的帮助下，徐卫民依据有关法律条款与公司进行协商，最终顺利拿到待遇补偿。
“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我们优中选优，不仅注重律师业务能力，更重视公益心和耐心。”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许冬梅介绍说，名优律师团“法律门诊”成立以来，先后接待群众来电来访500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百件，广受群众好评。
何中文告诉记者，截至2021年1月，延庆区85名“法律门诊”律师已累计服务62497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39件，提供法律援助46件，协助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73条，审查村居经济类合同147份，一系列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事，重庆市把大量“法律诊所”设在农村和社区，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功效逐渐显现，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下降。
“以前，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在解决矛盾纠纷上，没有精力谋发展。有了‘法律诊所’后，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处理，村干部可以一门心思抓发展，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在重庆市南川区红锋村当了22年村支书的姚成云感叹道。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远、律师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延庆区的“法律门诊”增加“预约＋分诊”服务，精准定位服务对象和时间安排，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
不仅如此，有的“法律门诊”还开进了企业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内企业众多，有职工近30万人。近年来，园区所在的虹梅街道结合辖区实际，探索出“企业法务沙龙”“午间法律门诊”“法治共建委员会”等法律服务形式，有效推动各方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进企业、进楼宇，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扎实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门诊’作为法律服务的基层延伸，可以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
刘静坤告诉记者，“法律门诊”是新时代“送法下乡”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这种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云雷认为，“法律门诊”在新形势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法律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服务质量越来越高，更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增强村民“遇事找律师”的意识。
刘静坤建议，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法律门诊”，为当地群众送上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
责任编辑：刘一鸣
发布时间：2021-02-22 03:50 星期一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专业法律人面向基层创新服务
◆ 按需定制解决群众身边小纠纷
◆ 成国家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 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需求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长春
“受伤后连赔偿都没有，我该怎么办？”2020年7月的一天，叶某满面愁容地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进行咨询。原来，不久前叶某乘坐摩的与一辆小汽车相撞，受伤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正在“坐诊”的律师充分了解情况后，帮助叶某厘清了其中的法律关系，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为叶某争取到1万余元赔偿款，一场矛盾纠纷消解于无形。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有了法律问题该去哪里“医治”？《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北京、江苏、山东、重庆、湖南等地纷纷推出“法律门诊”“法律诊所”等法律服务形式，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法官、公证员等专业法律人士“坐诊”“出诊”，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有效打通了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所长孙先进介绍说，2020年6月，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首次开门迎“客”，由律师定期“坐诊”为群众排忧解难，至今已接待法律咨询100多人次。
“‘法律门诊’借鉴医院的服务模式和操作流程，以‘广场义诊’‘律师坐诊’‘专家门诊’‘上门巡诊’‘综合会诊’等形式，将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满足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江苏省常州市司法局局长张加林告诉记者。
据张加林介绍，早在1999年，常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果巷38号设立“法律诊室”，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2017年6月，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法律门诊”；2018年4月，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联合共建“法律诊所”，成为常州首个村级“法律诊所”；2019年6月，又在全市2300多名律师中选拔组建60人的“名优律师团”，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法律专家门诊”。
“随着探索的深入，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如今常州的‘法律门诊’已包括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讲座、法律援助、参与网格服务等多项服务。”张加林介绍说。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更贴身更及时？山区面积超7成的北京市延庆区给出答案——打造“法律门诊”。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何中文告诉记者，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所“预约挂号”，工作人员会为其精准对接专业律师解决问题，目前已有16家律师事务所的85名村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签约。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法律门诊”成本过高的问题，各司法所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开展“网诊”服务；对于复杂的涉法难题，安排资深律师提供“专家坐诊”服务；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门实地解决的，提供“出诊”服务；对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提供“巡诊”服务……如今，按需定制的“门诊”“坐诊”“出诊”“会诊”“网诊”逐渐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象。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近年来也纷纷设立“法律诊所”，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投身实践，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湘潭大学‘法律诊所’是由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研究生组成的公益性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自2010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治宣传、诉讼代理和公益诉讼等活动。”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告诉记者。
服务水平广受认可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门口的名优律师“法律专家门诊”公示牌上看到王建军的名字时，钟楼区市民徐卫民有些不敢相信。
王建军是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常州市委法律顾问，曾担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一直专注政府、企业法律顾问领域，同时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法律门诊”服务也很有热情。
“王建军名气大水平高，说话和气又在理，按他说的去做，我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徐卫民对记者说。
徐卫民今年到了退休年龄，但因公司缴纳的社保年限不足，导致他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正是在王建军的帮助下，徐卫民依据有关法律条款与公司进行协商，最终顺利拿到待遇补偿。
“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我们优中选优，不仅注重律师业务能力，更重视公益心和耐心。”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许冬梅介绍说，名优律师团“法律门诊”成立以来，先后接待群众来电来访500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百件，广受群众好评。
何中文告诉记者，截至2021年1月，延庆区85名“法律门诊”律师已累计服务62497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39件，提供法律援助46件，协助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73条，审查村居经济类合同147份，一系列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事，重庆市把大量“法律诊所”设在农村和社区，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功效逐渐显现，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下降。
“以前，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在解决矛盾纠纷上，没有精力谋发展。有了‘法律诊所’后，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处理，村干部可以一门心思抓发展，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在重庆市南川区红锋村当了22年村支书的姚成云感叹道。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远、律师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延庆区的“法律门诊”增加“预约＋分诊”服务，精准定位服务对象和时间安排，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
不仅如此，有的“法律门诊”还开进了企业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内企业众多，有职工近30万人。近年来，园区所在的虹梅街道结合辖区实际，探索出“企业法务沙龙”“午间法律门诊”“法治共建委员会”等法律服务形式，有效推动各方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进企业、进楼宇，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扎实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门诊’作为法律服务的基层延伸，可以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
刘静坤告诉记者，“法律门诊”是新时代“送法下乡”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这种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云雷认为，“法律门诊”在新形势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法律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服务质量越来越高，更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增强村民“遇事找律师”的意识。
刘静坤建议，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法律门诊”，为当地群众送上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
责任编辑：刘一鸣
【#法院解释我国法律是否涉及国外代孕弃养#：#代孕生子遗弃国外需担责#】某女星在国外代孕生子之后，因二人感情不和，意欲将两个孩子弃养国外的新闻近日引起大众关注，相关微博热词阅读量超过50亿人次。在愤慨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在国外代孕弃养的行为，我国法律能管吗？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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