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阐释；
一、美不能离开心灵的创造
宗白华先生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这是对中国美学关于美的观念的阐释。中国美学在美的本体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离不开人的心灵的创造。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思想：自然景物（“清湍修竹”）要成为审美对象，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彰”，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
和柳宗元同时代的画家张璪有八个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纲领性命题。“造化”即生生不息的万物一体的世界，亦即中国美学说的“自然”。“心源”是说“心”为照亮万法之源。万法（世界万物）就在这个“心”上映照、呈现、敞亮。“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造化”与“心源”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统一（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而是“造化”与“心源”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合一。也就是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认识，而是体验。
宗白华在他的著作中发挥中国美学的这个观点，一再强调审美活动是人的心灵的创造，美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
因为中国艺术是心灵的映射，心灵的创造，所以宗先生又强调中国艺术作品乃是呈现一个心灵的境界。
宗先生指出，意象世界是“情与景的结晶品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
二、中国艺术所呈现的境界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物我对立的境界，是物我同一的境界
先生一再说，“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西方艺术的宇宙观是主客观的对立，“人与物，心与境的对立相视”。所以物我之间总不免有“一种紧张，一种分裂，而不能忘怀尔我，浑化为一”。而中国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是“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坚强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
正因为这样，宗先生一方面强调中国艺术是心灵的创造，一方面又强调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心灵和自然的完全合一。“中国宋元山水画是最写实的作品，而同时是最空灵的精神表现，心灵与自然完全合一。” 中国艺术“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是自然的本身”。
宗先生指出，中国艺术的这种境界特征，它的根基是中国哲学。他在《形而上学提纲》中说，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唯理的体系”，而中国的形而上学体系为“生命的体系”。宗先生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中国山水花鸟画的美学就是“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心灵本身是宇宙的创化。“故中国画的境界似乎主观而实为一片客观的全整宇宙，和中国哲学及其他精神方面一样。”
三、中国生命哲学启示人们体味人生之情趣，因而成就一种审美的人生
前面讲过，宗先生认为西方的形而上体系是唯理的体系，中国的形而上体系是生命的体系。宗先生说，中国人讲的“象”，“由中和之生命，直感直观之力，透入其核心（中），而体会其‘完形的，和谐的机构’（和）”，“乃为直接欣赏体味（赏其意味）之意象”。
这种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学就会影响和启示人们去追求一种审美的人生，宗先生以魏晋人的人生态度来说明。
宗先生把魏晋人的人生态度归纳为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的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宗先生说的“把玩现在”，就是王夫之说的“现量”。美感是“现量”，“现量”的一个意义是“现在”。美感是“现在”，就是当下的直接的感兴。“现在”是瞬间，但这种瞬间总是超出自身，有一种意义的丰满。这种瞬间就是永恒。正因为这样，人生才有了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现在”才能照亮本真的存在。
宗先生说的“美的价值寄于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美学说的“审美心胸”。“审美心胸”就是庄子说的“心斋”、“坐忘”，也就是有一个空明的心境，排除实用的功利的欲求。这也就是庄子说的“游”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人获得审美自由的必要条件。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发现生活中本来的美。
审美活动是一种人生体验活动。美是意象的生成，是在审美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这是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世界，是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在这个体验活动中，人的精神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回到人的精神家园，从而确证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宗白华先生对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阐释，对于我们在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色彩、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美学基本理论和美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美不能离开心灵的创造
宗白华先生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这是对中国美学关于美的观念的阐释。中国美学在美的本体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离不开人的心灵的创造。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思想：自然景物（“清湍修竹”）要成为审美对象，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彰”，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
和柳宗元同时代的画家张璪有八个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纲领性命题。“造化”即生生不息的万物一体的世界，亦即中国美学说的“自然”。“心源”是说“心”为照亮万法之源。万法（世界万物）就在这个“心”上映照、呈现、敞亮。“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造化”与“心源”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统一（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而是“造化”与“心源”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合一。也就是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认识，而是体验。
宗白华在他的著作中发挥中国美学的这个观点，一再强调审美活动是人的心灵的创造，美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
因为中国艺术是心灵的映射，心灵的创造，所以宗先生又强调中国艺术作品乃是呈现一个心灵的境界。
宗先生指出，意象世界是“情与景的结晶品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
二、中国艺术所呈现的境界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物我对立的境界，是物我同一的境界
先生一再说，“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西方艺术的宇宙观是主客观的对立，“人与物，心与境的对立相视”。所以物我之间总不免有“一种紧张，一种分裂，而不能忘怀尔我，浑化为一”。而中国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是“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坚强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
正因为这样，宗先生一方面强调中国艺术是心灵的创造，一方面又强调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心灵和自然的完全合一。“中国宋元山水画是最写实的作品，而同时是最空灵的精神表现，心灵与自然完全合一。” 中国艺术“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是自然的本身”。
宗先生指出，中国艺术的这种境界特征，它的根基是中国哲学。他在《形而上学提纲》中说，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唯理的体系”，而中国的形而上学体系为“生命的体系”。宗先生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中国山水花鸟画的美学就是“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心灵本身是宇宙的创化。“故中国画的境界似乎主观而实为一片客观的全整宇宙，和中国哲学及其他精神方面一样。”
三、中国生命哲学启示人们体味人生之情趣，因而成就一种审美的人生
前面讲过，宗先生认为西方的形而上体系是唯理的体系，中国的形而上体系是生命的体系。宗先生说，中国人讲的“象”，“由中和之生命，直感直观之力，透入其核心（中），而体会其‘完形的，和谐的机构’（和）”，“乃为直接欣赏体味（赏其意味）之意象”。
这种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学就会影响和启示人们去追求一种审美的人生，宗先生以魏晋人的人生态度来说明。
宗先生把魏晋人的人生态度归纳为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的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宗先生说的“把玩现在”，就是王夫之说的“现量”。美感是“现量”，“现量”的一个意义是“现在”。美感是“现在”，就是当下的直接的感兴。“现在”是瞬间，但这种瞬间总是超出自身，有一种意义的丰满。这种瞬间就是永恒。正因为这样，人生才有了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现在”才能照亮本真的存在。
宗先生说的“美的价值寄于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美学说的“审美心胸”。“审美心胸”就是庄子说的“心斋”、“坐忘”，也就是有一个空明的心境，排除实用的功利的欲求。这也就是庄子说的“游”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人获得审美自由的必要条件。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发现生活中本来的美。
审美活动是一种人生体验活动。美是意象的生成，是在审美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这是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世界，是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在这个体验活动中，人的精神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回到人的精神家园，从而确证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宗白华先生对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阐释，对于我们在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色彩、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美学基本理论和美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易经被文明古人奉为群经之首，实至名归。文明经典岂能无算？！文明经典煌煌大道，自然涵括文武之道。文明者，明文而行之者也。有知有行，岂能无算！算术只不过是文明经典之隐含之意味，现代计算机二进制之应用，必然已是明晰了简易即实则把零（阴）壹（阳）涵括而为一用。
《论语.雍也》有言：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就“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言，在山言山，在水言水，如是而已。实则文明先辈告知后世君子，处于何时何地，则研究言及何处何时的简易之道。未尝不可以如此理解。大汉之智者仁者，非同大秦之仁者智者；大唐之智者仁者，非同大明之智者仁者。站在现实的角度而见，那无不是仁智者言行。由是而知，时非同而仁智通者达观，尽皆文明中华智慧的彰显。
通达者有通达者的道德，普通人有普通人认知，尽皆向学文明而为之简易。现代人学易经，依然是为生活工作易于行，是传承文明，也是现代文明。观景行在如是浅薄认识，虽简陋，但也是有所依据。譬如把易经八卦名词运用于证券投资，岂仅仅是文明词汇？但凡文者，尽皆蕴含武术，是策论，也是唇枪舌剑。所谓文无第一，实则文艺所蕴含的武术须得实践而为之方能显现威力，实践有成尽皆文明，而文明源流一，上下五千年皆一家，也就无所谓第一第二的了。
何妨欣赏上证指数分时此图片，而后再看现实，可知文艺之算术？嗬嗬嗬嗬。文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伟哉，文明经典！伟哉，中华文明！[鼓掌][鼓掌][鼓掌][太开心][太开心][太开心][嘻嘻][坏笑][偷笑][笑而不语]
《论语.雍也》有言：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就“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言，在山言山，在水言水，如是而已。实则文明先辈告知后世君子，处于何时何地，则研究言及何处何时的简易之道。未尝不可以如此理解。大汉之智者仁者，非同大秦之仁者智者；大唐之智者仁者，非同大明之智者仁者。站在现实的角度而见，那无不是仁智者言行。由是而知，时非同而仁智通者达观，尽皆文明中华智慧的彰显。
通达者有通达者的道德，普通人有普通人认知，尽皆向学文明而为之简易。现代人学易经，依然是为生活工作易于行，是传承文明，也是现代文明。观景行在如是浅薄认识，虽简陋，但也是有所依据。譬如把易经八卦名词运用于证券投资，岂仅仅是文明词汇？但凡文者，尽皆蕴含武术，是策论，也是唇枪舌剑。所谓文无第一，实则文艺所蕴含的武术须得实践而为之方能显现威力，实践有成尽皆文明，而文明源流一，上下五千年皆一家，也就无所谓第一第二的了。
何妨欣赏上证指数分时此图片，而后再看现实，可知文艺之算术？嗬嗬嗬嗬。文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伟哉，文明经典！伟哉，中华文明！[鼓掌][鼓掌][鼓掌][太开心][太开心][太开心][嘻嘻][坏笑][偷笑][笑而不语]
#高考作文#
《红楼梦》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故事，其实只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领导的意见，比艺术效果的好坏，重要得多。至于「移用」「化用」和「独创」，究竟哪个好，并不取决于怎么做，而是取决于由谁来做。
什么时候应该「移用」呢？就是当自己的身份还不够的时候。假如没有欧阳修三个字，「翼然」就并不是一个如何高妙的词，「泻出」更是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只是些陪玩帮闲的人，是没有足够身份来给大观园题对额的，所以要「移用」。搬出欧阳修来，若贾政点头，那是自己想得对了，若贾政摇头，那是欧阳修不好，不关自己的事。
主张「竟用他一个『泻』字」的，是贾政自己。这是化用了。按说老爷的身份已经足够，为什么他不独创呢？因为他还不够自信。
贾政好读书，但是既无功名，也无才名。除了几个清客相公围着转以外，从没有人夸他诗文做得极好。通观全书，可以得出一个定论，那就是他绝对算不上一个才子。他自己说的「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并非谦虚。
贾政是有自知之明的，想要独创，又有些忐忑，恐闹了笑话，所以还得借用欧阳公的一个「泻」字。这种心理极其微妙。一般来说，写文章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也总是喜欢引一堆人名书名的，就都有这种心理。
宋朝的江西诗派，写诗讲究字字有来历。意思就是，所写的每一句诗，其实都是古人已经写过的，他只是运用巧思，加以化用，把古人的变成自己的。你说他写得不好吧，他说古人就已经这么写了，岂能说不好。你说他抄袭吧，他说这是化用，古人虽然写过，毕竟不是这样写的。
要我说，做考证讲究出处来历是对的，写诗还讲究字字有来历，那还写个毛线。
说回到贾政。这里用个「泻」字，究竟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好的。原著借贾宝玉的口，已做了评价：「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最后是宝玉题了「沁芳」二字。属于独创。难道他的身份反在贾政之上吗？对，也不对。
先说不对的一面。贾宝玉之所以要独创，是因为他涉世未深。贾政带着一帮子人到园中游赏，让各位题写匾额对联。那些清客相公，都善于揣摩人心，他们虽然也很积极踊跃，但其实都是玩假的。知道老爷要试宝玉的才情，所以他们只能是抛砖引玉，拿些勉勉强强的词句来充数。假如题得太好，等老爷扭过头去问宝玉，那宝玉就只好两眼发直，哑口无言了。这样一来，就害惨了公子，老爷也不会开心。而就算宝玉没有参与，他们也不能题得太好，因为还必须给老爷本人留下足够的发挥空间。
也就是说，当时在场题咏的，只有宝玉一人是玩真的。再加上他也有意在老爷面前展示诗才。这是父亲对儿子的考较，是儿子对父亲的炫耀。所以实实在在，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过多的顾忌，也没有藏着掖着。
再说对的一面。按照《红楼梦》的设定，宝玉与元春虽是姐弟，情同母子。元春比宝玉年长很多，宝玉童年一直跟着元春，由她带大，也是她教宝玉读书识字的。后来元春进宫成了元妃，姐弟两就分开了。而元妃仍时时挂念宝玉，从宫里传信出来，让父母「千万好生扶养」。
如今要为元妃的省亲别墅题写匾额对联，宝玉实际就是元妃的代表。这一点他自己不知道，但贾政心里明白。所以贾政任由宝玉发挥，他的题咏越有才情，元妃也就越开心。原著后文也点明了贾政的心思，「更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
在题对额这件事情上，宝玉的身份不是高低的问题，而是合适与否的问题。一方面宝玉确实有才情，题得好了，也是给贾政长脸，便有微瑕，毕竟是孩子手笔，也无人苛责。再考虑到他与元妃之间的特殊情义，他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了。
后来元妃乘舟游园，船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题着「蓼汀花溆」四字。「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监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飞传与贾政。贾政听了，即忙移换。」
你看，作为贵妃的贾元春何等自信，根本不问「蓼汀花溆」有何出典，只淡淡一笑，「花溆」便好，何必「蓼汀」。贾政更不会呆头呆脑地去与她辨析，究竟是四字好，还是二字好，立马遵旨换掉，就是最好的。
事实上，贾政一开始就曾说过，「论理该请贵妃赐题才是」，只因贵妃尚未游幸，不曾见过园中真景，无法赐题，这才大家商量着姑且题了上去。
为什么该请贵妃赐题呢？
因为好坏对错这种价值判断，通常都是由身份高的人来拍板的。身份越高，其见解就越正确，越无可挑剔。
所以说，艺术效果究竟好不好，只在于领导是否喜欢。领导点头，那就好，领导摇头，那就不好。至于究竟是「移用」「化用」还是「独创」，根本就不重要。
同样是欧阳公，单就辞藻的好坏来说，「翼然」比「泻出」好。但老爷偏喜欢一个「泻」字。那能怎么办呢？作为清客相公，你只好连声赞叹：「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
作为读者，假如竟将这些对话当真，以为「泻玉」果然优于「翼然」，那可就太呆了。
——————
当然，作文题其实不是要讨论《红楼梦》，其用意是要大家说一说，「移用」「化用」以及「独创」，各有什么好处，而且点明了要尽量发散思维，不要局限于艺术领域。那么，这道题可说的点，实在是非常的多。
我上面所写的这一篇，显然「不切题」。好在我也不用考试，切不切题，无所谓了。
《红楼梦》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故事，其实只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领导的意见，比艺术效果的好坏，重要得多。至于「移用」「化用」和「独创」，究竟哪个好，并不取决于怎么做，而是取决于由谁来做。
什么时候应该「移用」呢？就是当自己的身份还不够的时候。假如没有欧阳修三个字，「翼然」就并不是一个如何高妙的词，「泻出」更是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只是些陪玩帮闲的人，是没有足够身份来给大观园题对额的，所以要「移用」。搬出欧阳修来，若贾政点头，那是自己想得对了，若贾政摇头，那是欧阳修不好，不关自己的事。
主张「竟用他一个『泻』字」的，是贾政自己。这是化用了。按说老爷的身份已经足够，为什么他不独创呢？因为他还不够自信。
贾政好读书，但是既无功名，也无才名。除了几个清客相公围着转以外，从没有人夸他诗文做得极好。通观全书，可以得出一个定论，那就是他绝对算不上一个才子。他自己说的「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并非谦虚。
贾政是有自知之明的，想要独创，又有些忐忑，恐闹了笑话，所以还得借用欧阳公的一个「泻」字。这种心理极其微妙。一般来说，写文章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也总是喜欢引一堆人名书名的，就都有这种心理。
宋朝的江西诗派，写诗讲究字字有来历。意思就是，所写的每一句诗，其实都是古人已经写过的，他只是运用巧思，加以化用，把古人的变成自己的。你说他写得不好吧，他说古人就已经这么写了，岂能说不好。你说他抄袭吧，他说这是化用，古人虽然写过，毕竟不是这样写的。
要我说，做考证讲究出处来历是对的，写诗还讲究字字有来历，那还写个毛线。
说回到贾政。这里用个「泻」字，究竟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好的。原著借贾宝玉的口，已做了评价：「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最后是宝玉题了「沁芳」二字。属于独创。难道他的身份反在贾政之上吗？对，也不对。
先说不对的一面。贾宝玉之所以要独创，是因为他涉世未深。贾政带着一帮子人到园中游赏，让各位题写匾额对联。那些清客相公，都善于揣摩人心，他们虽然也很积极踊跃，但其实都是玩假的。知道老爷要试宝玉的才情，所以他们只能是抛砖引玉，拿些勉勉强强的词句来充数。假如题得太好，等老爷扭过头去问宝玉，那宝玉就只好两眼发直，哑口无言了。这样一来，就害惨了公子，老爷也不会开心。而就算宝玉没有参与，他们也不能题得太好，因为还必须给老爷本人留下足够的发挥空间。
也就是说，当时在场题咏的，只有宝玉一人是玩真的。再加上他也有意在老爷面前展示诗才。这是父亲对儿子的考较，是儿子对父亲的炫耀。所以实实在在，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过多的顾忌，也没有藏着掖着。
再说对的一面。按照《红楼梦》的设定，宝玉与元春虽是姐弟，情同母子。元春比宝玉年长很多，宝玉童年一直跟着元春，由她带大，也是她教宝玉读书识字的。后来元春进宫成了元妃，姐弟两就分开了。而元妃仍时时挂念宝玉，从宫里传信出来，让父母「千万好生扶养」。
如今要为元妃的省亲别墅题写匾额对联，宝玉实际就是元妃的代表。这一点他自己不知道，但贾政心里明白。所以贾政任由宝玉发挥，他的题咏越有才情，元妃也就越开心。原著后文也点明了贾政的心思，「更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
在题对额这件事情上，宝玉的身份不是高低的问题，而是合适与否的问题。一方面宝玉确实有才情，题得好了，也是给贾政长脸，便有微瑕，毕竟是孩子手笔，也无人苛责。再考虑到他与元妃之间的特殊情义，他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了。
后来元妃乘舟游园，船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题着「蓼汀花溆」四字。「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监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飞传与贾政。贾政听了，即忙移换。」
你看，作为贵妃的贾元春何等自信，根本不问「蓼汀花溆」有何出典，只淡淡一笑，「花溆」便好，何必「蓼汀」。贾政更不会呆头呆脑地去与她辨析，究竟是四字好，还是二字好，立马遵旨换掉，就是最好的。
事实上，贾政一开始就曾说过，「论理该请贵妃赐题才是」，只因贵妃尚未游幸，不曾见过园中真景，无法赐题，这才大家商量着姑且题了上去。
为什么该请贵妃赐题呢？
因为好坏对错这种价值判断，通常都是由身份高的人来拍板的。身份越高，其见解就越正确，越无可挑剔。
所以说，艺术效果究竟好不好，只在于领导是否喜欢。领导点头，那就好，领导摇头，那就不好。至于究竟是「移用」「化用」还是「独创」，根本就不重要。
同样是欧阳公，单就辞藻的好坏来说，「翼然」比「泻出」好。但老爷偏喜欢一个「泻」字。那能怎么办呢？作为清客相公，你只好连声赞叹：「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
作为读者，假如竟将这些对话当真，以为「泻玉」果然优于「翼然」，那可就太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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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文题其实不是要讨论《红楼梦》，其用意是要大家说一说，「移用」「化用」以及「独创」，各有什么好处，而且点明了要尽量发散思维，不要局限于艺术领域。那么，这道题可说的点，实在是非常的多。
我上面所写的这一篇，显然「不切题」。好在我也不用考试，切不切题，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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