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史学，关注当下，还是研究过去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随笔：《偶然草，那些相逢在偶然里的小草》
虎年春节在一种不同以往的平淡与平静中过去了，又是一个无聊的冬日，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一片慵懒和闲暇之间，目光又在网络上漫无目的的浏览、翻阅着。
一篇石评梅的散文集《偶然草》，跃然眼前。看到石评梅这个名字，会让我刻意去反复地“流连”，因为它自然而然的让记忆的长线把我拉回到三十余年前的某个正午。那时，每天的12点之前，刚下班的老爸或是老妈会准时打开那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忘记它是什么牌子的，只记得是上海生产的，它是当时我家几个“大件”家电之一。这台收音机开机后需要预热等候，但是声音却非常饱满浑厚，是它，伴随着我家许多年里一个个饭间的午时和傍晚。一段时间的中午，“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播放的就是《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在每天半个小时不太连贯地收听中，故事的细节内容没怎么记住，对于小说里频繁出现的高君宇、陶然亭、来今雨轩这么几个词印象挺深，而且由于断续地收听和惯性地思维，竟然把来今雨轩“安放”在陶然亭公园里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它其实是坐落在北京中山公园里。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城的原宣武区（后来合并为西城区），只是在初中年代和同学春游时去过一次。陶然亭公园与北京那些富丽辉煌、体量巨大的皇家园林相比，是一个很小的园子，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景致，在一片水面之中的“湖”心岛上，有一个亭子---陶然亭，它号称是中国的四大名亭之一。当然园内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其它亭子，园区虽小，但是在近、现代在这里曾经的文人墨客云集，让陶然亭具有的浓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它一个鲜明的历史符号。在这以后，我在北京生活的几十年间，从来没有再次踏足过第二次。对于小说中多次提及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来今雨轩”，虽然去过无数次的中山公园，有时也可能是擦身而过，但是从未进去过，因为后来我“发现”，它不是一处某个朝代典雅的楼阁宫榭，只是一个拥有浓重诗意和书卷气息店名的老字号饭庄而已。这事今天想来，只能怪自己当年的年少无知和寡闻，又怪自己那时居家在交通不便的郊区，真会有点让人啼笑谐谑一番了。
“偶然草”这个名字，即使没有石评梅这个作者名字的“后缀”，也会吸引着我把这部散文集认真地阅读下来。才女毕竟是才女，可能只有拥有石评梅这样多才多情而又细腻的心灵世界，才能赋予散文集这么一个温婉、浪漫的名字。文集中，几篇借景抒情的文章，虽然大多都透出忧郁，但极其优美又空幻的文字在珠玑中挥洒着真情；几篇怀念高君宇的缅文，始终沉浸在一片凄楚和哀婉里，石评梅似在泪浸中，回忆倾诉着他们之间那些让她痛彻、后悔的过去。当时，石评梅偶然“相遇”的那段情感，虽感受了高君宇的炽烈、痴情的表白，但是终归无法敞开她曾经被伤害刺痛过的心扉。爱情，在高君宇生时，对于他们只是“柏拉图”式的存在，但这段情感的涅槃与升华，却是在高君宇与石评梅天人两隔之后，他们之间的最浓情的倾诉与交流却是穿越在那座方方的暮冢之间。
生活中有太多的偶然，相逢是偶然，相识是偶然，相交更亦是来自偶然，包括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呈现都是源于一段偶然而又精妙的“发生”之间。“偶然草”，偶然与我“相逢、相遇”的一株小草，这算是我给这部散文集又一个美好曼妙的注解吧。确实是这样，那些在生活中的纷繁琐碎如同夏日林间和田野上的一株株小草一般。清晨，当我们漫步其间之时，会把某一株的它们踩踏在脚下，那些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也会随之迸裂抛洒开来。这时，对于小草，在经历那巨大力量的压覆之后，它即刻会倒伏在地，但不屈的本性会让它“桀骜”地慢慢重新站立起来；对于草叶上的露珠，它不同于朝阳普照之后自然滴落的“矜持”与含蓄，那却是一种更加“壮烈”的回归和释然。
如“偶逢、偶遇”的那萌生不息的小草，亦如小草上串串莹洁的露珠？生活，在不羁、不定和不安的偶然中迎接着每一个明天的到来，无关它是在虚度还是充实中的流逝，它却只是在执着中延续。
岁月中，在成长与幻灭之间，在交情与交心之间，在最初与未知之间，它们在不断地切换或者转化着，会让我们在或喜或悲中交替着。
不过，每一天的清晨，在拉启开窗帘后望向东方地平的那一霎，我还是把又迎来了一个煜煜的旭日，作为一点的满足与欣然。
生活，应该在朴拙与平淡中翻开着每一天的日历。这些，或是它存在的态度和本真。
写于2022年2月11日
虎年春节在一种不同以往的平淡与平静中过去了，又是一个无聊的冬日，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一片慵懒和闲暇之间，目光又在网络上漫无目的的浏览、翻阅着。
一篇石评梅的散文集《偶然草》，跃然眼前。看到石评梅这个名字，会让我刻意去反复地“流连”，因为它自然而然的让记忆的长线把我拉回到三十余年前的某个正午。那时，每天的12点之前，刚下班的老爸或是老妈会准时打开那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忘记它是什么牌子的，只记得是上海生产的，它是当时我家几个“大件”家电之一。这台收音机开机后需要预热等候，但是声音却非常饱满浑厚，是它，伴随着我家许多年里一个个饭间的午时和傍晚。一段时间的中午，“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播放的就是《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在每天半个小时不太连贯地收听中，故事的细节内容没怎么记住，对于小说里频繁出现的高君宇、陶然亭、来今雨轩这么几个词印象挺深，而且由于断续地收听和惯性地思维，竟然把来今雨轩“安放”在陶然亭公园里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它其实是坐落在北京中山公园里。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城的原宣武区（后来合并为西城区），只是在初中年代和同学春游时去过一次。陶然亭公园与北京那些富丽辉煌、体量巨大的皇家园林相比，是一个很小的园子，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景致，在一片水面之中的“湖”心岛上，有一个亭子---陶然亭，它号称是中国的四大名亭之一。当然园内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其它亭子，园区虽小，但是在近、现代在这里曾经的文人墨客云集，让陶然亭具有的浓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它一个鲜明的历史符号。在这以后，我在北京生活的几十年间，从来没有再次踏足过第二次。对于小说中多次提及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来今雨轩”，虽然去过无数次的中山公园，有时也可能是擦身而过，但是从未进去过，因为后来我“发现”，它不是一处某个朝代典雅的楼阁宫榭，只是一个拥有浓重诗意和书卷气息店名的老字号饭庄而已。这事今天想来，只能怪自己当年的年少无知和寡闻，又怪自己那时居家在交通不便的郊区，真会有点让人啼笑谐谑一番了。
“偶然草”这个名字，即使没有石评梅这个作者名字的“后缀”，也会吸引着我把这部散文集认真地阅读下来。才女毕竟是才女，可能只有拥有石评梅这样多才多情而又细腻的心灵世界，才能赋予散文集这么一个温婉、浪漫的名字。文集中，几篇借景抒情的文章，虽然大多都透出忧郁，但极其优美又空幻的文字在珠玑中挥洒着真情；几篇怀念高君宇的缅文，始终沉浸在一片凄楚和哀婉里，石评梅似在泪浸中，回忆倾诉着他们之间那些让她痛彻、后悔的过去。当时，石评梅偶然“相遇”的那段情感，虽感受了高君宇的炽烈、痴情的表白，但是终归无法敞开她曾经被伤害刺痛过的心扉。爱情，在高君宇生时，对于他们只是“柏拉图”式的存在，但这段情感的涅槃与升华，却是在高君宇与石评梅天人两隔之后，他们之间的最浓情的倾诉与交流却是穿越在那座方方的暮冢之间。
生活中有太多的偶然，相逢是偶然，相识是偶然，相交更亦是来自偶然，包括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呈现都是源于一段偶然而又精妙的“发生”之间。“偶然草”，偶然与我“相逢、相遇”的一株小草，这算是我给这部散文集又一个美好曼妙的注解吧。确实是这样，那些在生活中的纷繁琐碎如同夏日林间和田野上的一株株小草一般。清晨，当我们漫步其间之时，会把某一株的它们踩踏在脚下，那些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也会随之迸裂抛洒开来。这时，对于小草，在经历那巨大力量的压覆之后，它即刻会倒伏在地，但不屈的本性会让它“桀骜”地慢慢重新站立起来；对于草叶上的露珠，它不同于朝阳普照之后自然滴落的“矜持”与含蓄，那却是一种更加“壮烈”的回归和释然。
如“偶逢、偶遇”的那萌生不息的小草，亦如小草上串串莹洁的露珠？生活，在不羁、不定和不安的偶然中迎接着每一个明天的到来，无关它是在虚度还是充实中的流逝，它却只是在执着中延续。
岁月中，在成长与幻灭之间，在交情与交心之间，在最初与未知之间，它们在不断地切换或者转化着，会让我们在或喜或悲中交替着。
不过，每一天的清晨，在拉启开窗帘后望向东方地平的那一霎，我还是把又迎来了一个煜煜的旭日，作为一点的满足与欣然。
生活，应该在朴拙与平淡中翻开着每一天的日历。这些，或是它存在的态度和本真。
写于2022年2月11日
1993年，邵氏影业宣布卷土重来，掌权人方逸华女士因对杜琪峰十分器重，于是也命其将1975年张彻导演的《洪拳小子》进行重新翻拍，这部电影，也就是港产武侠悲情片之一的《赤脚小子》。
故事讲述了不谙世事，从乡下到省城渴望闯出一片天地的青年关丰曜（郭富城饰），靠着一身武艺打响名气，却因为性格单纯，而卷入“四季织”和“天龙坊”这两间染布坊的斗争之中，最终不幸丧命的故事。
很多电影，主角往往都不会被编剧给写死，所以本片令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主角丧命的惨烈结局，最后，郭富城的手臂也被仇家用利器钉在了门板上，在快要咽气的时候，他始终无法碰到那双离他不过咫尺的鞋子，这也呼应了他始终是“赤脚小子”的悲情宿命。
后来，网络上说本片当年的票房只有1000多港元，其实这只是谣传！《赤脚小子》真实的票房数据为300多万港元，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惨！不过这一成绩放在1993来说并不高（票房冠军《唐伯虎点秋香》是4017万），但有一点是正确的——除了《英雄本色》之外，当年剧情太惨的港片，票房很难会高，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吴宇森的《喋血街头》，刘德华的《天与地》！
故事讲述了不谙世事，从乡下到省城渴望闯出一片天地的青年关丰曜（郭富城饰），靠着一身武艺打响名气，却因为性格单纯，而卷入“四季织”和“天龙坊”这两间染布坊的斗争之中，最终不幸丧命的故事。
很多电影，主角往往都不会被编剧给写死，所以本片令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主角丧命的惨烈结局，最后，郭富城的手臂也被仇家用利器钉在了门板上，在快要咽气的时候，他始终无法碰到那双离他不过咫尺的鞋子，这也呼应了他始终是“赤脚小子”的悲情宿命。
后来，网络上说本片当年的票房只有1000多港元，其实这只是谣传！《赤脚小子》真实的票房数据为300多万港元，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惨！不过这一成绩放在1993来说并不高（票房冠军《唐伯虎点秋香》是4017万），但有一点是正确的——除了《英雄本色》之外，当年剧情太惨的港片，票房很难会高，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吴宇森的《喋血街头》，刘德华的《天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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