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能避免史上最重大碰撞#【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应能避免“史上最重大碰撞”】美国《连线中国》杂志网站6月12日发表记者加勒特·奥布莱恩采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题为《格雷厄姆·艾利森谈“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艾利森研究国家安全并特别关注核扩散、中国和俄罗斯。他是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作者，并合著有《大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以下是对他采访的文字摘录。
“跷跷板现在偏向中国”
奥布莱恩问：“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什么？五年后，您认为这种风险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艾利森答：“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居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时所发生的危险态势。这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写的发生在古希腊的现象。当时雅典迅速崛起，向统治希腊长达一个世纪的斯巴达发起挑战。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它有可能取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后者在过去70年中一直是创造和监督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我认为风险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主要是因为结构性转变一直在继续。在这种转变中，新兴大国实际上正在崛起，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对其地位的变化感到担忧。如果修昔底德正在观看，他会紧张地等待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
问：您认为从长远看，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敌意能够成为一种更加稳定的关系吗？换句话说，贸易战能否取代实际的战争？
答：真正推动美中竞争的是结构性因素。如果你看看美国和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状况，以及本世纪前21年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每个曾经对美国有利领域的跷跷板现在都偏向了中国。
快速转变的跷跷板将对各方产生什么影响？此前，美国脚踏实地，控制着局势，中国则在跷跷板另一边。如果中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美国可以稍微摇动一下中国。现在，突然间，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跷跷板正在移动，美国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整体看法、对自己身份所感受到的威胁正在改变。
贸易战远远没有取代战争，它只是竞争的又一个表现领域。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应该记住，贸易战有时会引发热战。
“只有中国免于陷入衰退”
问：您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部分论点在于中国经济的指数级增长。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您认为中国的经济霸权还是不可避免的吗？
答：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性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约四倍，每年毕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生是美国的四倍，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勤奋。未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如今，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事实证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生产率只要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鉴于其人口是美国的4倍，那么中国的GDP将是我们的两倍。如果基本面没有大的偏离，很可能在未来十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如今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
第二个要点在于，中国经济减速是一个非常有卖点的故事，只要有一丁点儿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减速，美国媒体就会加以报道。但它们没有指出的是，究竟是与谁相比。如果你把这看成经济奥运会，问题就在于不是我的跑步速度是否比以前慢，而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我的跑步速度如何。如果你问：明年哪个经济体更有可能出现衰退，美国还是中国？大多数人会说：“美国，但还是让我们把重点放在中国。”
“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做得怎么样？在新冠疫情之后，哪个主要经济体没有陷入衰退？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打造联盟加剧紧张”
问：拜登总统对北约的重新承诺将如何改变美中关系的动力？美国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将会让美中紧张关系缓和吗？
答：这是一个关于普京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此显然心存矛盾。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威胁越是引起美国的注意，中国受到的关注就越少。既然中国最希望的是不被美国注意到，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就是胜利。
但这最终将不会缓解紧张关系，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将关注美国对其亚洲盟友的所作所为，并将看到它们与北约非常相似。在对俄罗斯的“经济战”中，美国将一些经济手段“武器化”。美国也可能以同样方式对付中国，这无疑已引起中国的注意。这使得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不是缓和。
问：如果中国大陆选择在未来攻打台湾，西方能否将它们如今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对中国如法炮制？鉴于中国供应链的重要性，这些制裁措施会维持下去吗？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敢肯定，中国人正在仔细研究这一点。中国是世界工厂，大多数制成品来自中国。中国是美国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国，到沃尔玛看看商品都是哪里生产的——大多数是中国制造。80%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你能想象把它掐断吗？
我们正在目睹欧洲人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问题而苦苦挣扎。如果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造成的影响显然会大得多。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牵连已经很深了。如果我们要把对俄罗斯人做的事情加诸中国人，那是极其困难的。
“竞争式共存或能避冲突”
问：在新冠大流行之后的世界里，美中避免军事冲突的最明确方式是什么？
答：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就通常的历史而言，将有一场战争。冷战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我们本应该打一场仗，但由于战略想象力的激增，我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冷战”的战略，实际上这不是战争。
就中国而言，我发现了多种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最接近令人信服的途径是竞争和共存同时存在的某种形式。
“竞争-合作”的说法来自中国。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当然，在谁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端的信息技术领域，我们将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军事领域，我们也将成为对手。
“跷跷板现在偏向中国”
奥布莱恩问：“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什么？五年后，您认为这种风险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艾利森答：“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居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时所发生的危险态势。这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写的发生在古希腊的现象。当时雅典迅速崛起，向统治希腊长达一个世纪的斯巴达发起挑战。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它有可能取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后者在过去70年中一直是创造和监督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我认为风险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主要是因为结构性转变一直在继续。在这种转变中，新兴大国实际上正在崛起，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对其地位的变化感到担忧。如果修昔底德正在观看，他会紧张地等待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
问：您认为从长远看，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敌意能够成为一种更加稳定的关系吗？换句话说，贸易战能否取代实际的战争？
答：真正推动美中竞争的是结构性因素。如果你看看美国和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状况，以及本世纪前21年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每个曾经对美国有利领域的跷跷板现在都偏向了中国。
快速转变的跷跷板将对各方产生什么影响？此前，美国脚踏实地，控制着局势，中国则在跷跷板另一边。如果中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美国可以稍微摇动一下中国。现在，突然间，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跷跷板正在移动，美国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整体看法、对自己身份所感受到的威胁正在改变。
贸易战远远没有取代战争，它只是竞争的又一个表现领域。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应该记住，贸易战有时会引发热战。
“只有中国免于陷入衰退”
问：您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部分论点在于中国经济的指数级增长。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您认为中国的经济霸权还是不可避免的吗？
答：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性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约四倍，每年毕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生是美国的四倍，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勤奋。未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如今，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事实证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生产率只要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鉴于其人口是美国的4倍，那么中国的GDP将是我们的两倍。如果基本面没有大的偏离，很可能在未来十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如今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
第二个要点在于，中国经济减速是一个非常有卖点的故事，只要有一丁点儿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减速，美国媒体就会加以报道。但它们没有指出的是，究竟是与谁相比。如果你把这看成经济奥运会，问题就在于不是我的跑步速度是否比以前慢，而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我的跑步速度如何。如果你问：明年哪个经济体更有可能出现衰退，美国还是中国？大多数人会说：“美国，但还是让我们把重点放在中国。”
“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做得怎么样？在新冠疫情之后，哪个主要经济体没有陷入衰退？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打造联盟加剧紧张”
问：拜登总统对北约的重新承诺将如何改变美中关系的动力？美国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将会让美中紧张关系缓和吗？
答：这是一个关于普京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此显然心存矛盾。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威胁越是引起美国的注意，中国受到的关注就越少。既然中国最希望的是不被美国注意到，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就是胜利。
但这最终将不会缓解紧张关系，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将关注美国对其亚洲盟友的所作所为，并将看到它们与北约非常相似。在对俄罗斯的“经济战”中，美国将一些经济手段“武器化”。美国也可能以同样方式对付中国，这无疑已引起中国的注意。这使得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不是缓和。
问：如果中国大陆选择在未来攻打台湾，西方能否将它们如今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对中国如法炮制？鉴于中国供应链的重要性，这些制裁措施会维持下去吗？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敢肯定，中国人正在仔细研究这一点。中国是世界工厂，大多数制成品来自中国。中国是美国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国，到沃尔玛看看商品都是哪里生产的——大多数是中国制造。80%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你能想象把它掐断吗？
我们正在目睹欧洲人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问题而苦苦挣扎。如果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造成的影响显然会大得多。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牵连已经很深了。如果我们要把对俄罗斯人做的事情加诸中国人，那是极其困难的。
“竞争式共存或能避冲突”
问：在新冠大流行之后的世界里，美中避免军事冲突的最明确方式是什么？
答：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就通常的历史而言，将有一场战争。冷战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我们本应该打一场仗，但由于战略想象力的激增，我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冷战”的战略，实际上这不是战争。
就中国而言，我发现了多种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最接近令人信服的途径是竞争和共存同时存在的某种形式。
“竞争-合作”的说法来自中国。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当然，在谁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端的信息技术领域，我们将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军事领域，我们也将成为对手。
我太敏感了 以至于我对我的家人 朋友都要求很多 我希望不被忽略 有问有答 我的性格跟恩喜一样 即使我对你不满甚至被质问 我都不会讲出来 只会在心里暗暗的记分扣分 我很累我的朋友也很累 我的家人总要顾忌我 而我又总在看不见的使性子暗暗较劲 一个人的时候又觉得孤独 有朋友的时候觉得麻烦 我真的讨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很多东西 大概尤其最讨厌我自己
不是所有人都会了解你到很深的程度 例如他可能根本想不到你会因为这种事情伤心生气 我都能理解 所有的都 是不够真诚吗 还是其实我们本就没有这样的缘分
不是所有人都会了解你到很深的程度 例如他可能根本想不到你会因为这种事情伤心生气 我都能理解 所有的都 是不够真诚吗 还是其实我们本就没有这样的缘分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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