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生是大户人家老爷，为人和善，喜交朋友，同村穷秀才，隔三差五就去他家借钱，只要刘生有的都是有求必应。夫人埋怨他傻，刘生却一笑了之。殊不知刘生这傻傻一举，在他人生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这天穷秀才又来了，开门的夫人没好脸色道：“咋又来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穷秀才笑道：我来跟老爷告别，感谢他对我的救济。

夫人把秀才引进了屋，他跟老爷一番感谢后，便走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这两年里，刘生家中财产被骗走大半，为此他病一场，家人寻遍名医，才保住他的命，可是，几乎花光了家中所有的家产。

刘府已无往日的风光，很少再有人来拜访，真可谓门可罗雀。

又几年过去了，刘家越来越穷，刘生虽善良，但自视清高，他觉得只有中举才是出路，为此他勤学苦读，但奈何底子薄，多次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

渐渐地，亲朋好友都不与他往来了，家中的仆人故意做错事情或言语不敬，让刘生把他们辞掉。只剩下一个老仆人仍对刘生不离不弃。

年未时，家里钱没有了，眼看米缸的米也要见底了，妻子叹道这年是没办法过了。

妻子对刘生埋怨道：从前，你对那些亲朋好友是有求必应，如今你落难了，过年了吃的穿的没有，你一家之主还不想想办法。

听了妻子的话，刘生也觉得悲凉，但他无奈地说：“我一个书生，能有什么办法”。

妻子愤愤道：记得朱知县落魄时，经常来家里拜访，你还给过他银钱，现在他当官了，你可以写信让他帮帮咱们。

刘生猛地拍脑门说：幸亏你提醒，我都忘了这事，当年他赶考的盘缠都是我给的，他不会忘旧情的。

说完便写了信，叫老仆送去了朱家，然后一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可是等到太阳落山，才看到仆人空手回来。

原来，朱知县故意躲着不见老仆人，老仆便蹲在门口守朱知县出门，却被知县骂了回来。

妻子见刘生失落，安慰道：夫君莫急，莫逆之交靠不住了，去问问与你一起长大的玩伴杨生。

刘生认为有道理，于是又给杨生写信求助。几天后杨生回信道：“我最近买卖不好，本钱都赔进去了，实在是爱莫能助”。

刘生见信叹息道：这些人嘴上都说是朋友，可是我落魄了，却没有人愿帮我，真是让人伤心。

正当刘生哀声叹气时，突然听见啪！啪…的敲门声，老仆开了门，原来是穷秀才回来了。

秀才被老仆请进屋，他上下打量了刘生后说道：几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刘生说了他这几年的遭遇，然后抱怨道，之前交朋友时都称兄道弟，想不到落魄了，朋友们都翻脸不认人。

秀才二话不说便拿出，他几年攒下的银钱给刘生，让他渡过难关，刘生大为感动，准备做饭款待他，可秀才坐也不坐就走了。

刘生有了这笔钱，发奋读书，一年后参加科举考试，这次他一举高中，当上了翰林，前来给他道喜捧场的人络绎不绝。

故事节选改编自《夜谭随录》。

招妓犯淫，功名几乎被夺

周伯顺，清朝山东人。同治甲子年间，当他到省城去应考，经发榜知道已获中该科的举人后，甚为得意，即招来许多娼妓，大开宴席，欢请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宴后又留宿娼妓，纵情恣欲的淫乐。就在他得意忘形、纵情欢乐的那一夜，家中的老父，作了一个梦；有神明在梦中告诉他说：“你儿子，中了甲子科的举人后，本来在戊辰年即可再获进士及第。可是因他在省城中举后，竟招娼妓淫乐，犯了邪淫。虽然被淫污的对象，是人人皆可花钱买来的娼妓，但由于不知洁身自重，品行不正，对阴德有极大的亏损，因有此过失，所以功名已被文昌帝君

削去。幸你祖父生前所作的阴功积德很厚，你儿子受到祖先的余荫，如果能从此悔过向善，他那被夺的功名，仍有重新获得的希望，愿你劝戒他好自为之。”

不久周伯顺满心喜悦的从省城回来，到了家。即被他父亲责问在省城的所作所为。他以为老父可以欺瞒，乃矢口否认招妓淫乐的事。他父亲见周伯顺有过而不知悔改，很是愤怒伤心，遂把梦中神明所告之事，一一讲给他听。周伯顺听后，不禁汗流浃背，大惊失色，至此才俯首认错。于是诚惶诚恐的焚香祷神，祈求神明允他悔过，并立誓永不再犯。因为他有祖先的余德所荫，故能蒙神托梦警诫，也幸他能及时悔过，努力向善。而上天不罪悔过之人，后来果然在同治戊辰年获进士及第。

小时候学课文《范进中举》，老丈人一巴掌打醒范进。我不知道对于醉酒来说，打耳光是不是有效的醒酒手段，可是台湾的朋友都说电视剧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桥段。生活的确有时候模仿艺术。或许被告采取的是无效的手段，但是这种笨拙是否可以被解释为犯罪行为？他的不建议报警和送医的行为只会在“事后诸葛亮的情况下”才会与犯罪联系起来吧，毕竟大量的醉酒耍酒疯的行为不会到送医的程度。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为对于死亡“过于自信的过失”有些牵强。有时候“死者为大”在我们司法中变成了“总要有人对死亡负起责任”，一度，正当防卫致死很难被司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也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甚至，是否，因为不能定强制猥亵，而把这个罪名所携带的义愤带入到“一定要找个罪名安上”的思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