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可喜可贺的临终》：.相送之人笑着面对，故去之人笑着离开
书名叫做《可喜可贺的临终》，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感到奇怪，临终还可喜可贺？这与我们的日常思维好像背道而驰。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正常。但是当你带着这种疑问，认真的看一下书中的故事，也许真的会改变你对生死的传统看法，从而对死亡和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
书中总共有46个在家临终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得了绝症的病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回到家中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家中，他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着在医院无法吃到的美食，和家人一起做着过去自己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心愿……
当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微笑着离开的。同时，家人在最后这段时间的陪伴，在心理上也很坦然地接受了亲人的离世。因为家人知道，自己的亲人真的是毫无遗憾的离开的，所以他们也是开心的。
所以每一个故事的最后，大家都是微笑着比着“V”与过世的人合影，仿佛在告诉逝去的人，我们会好好地生活，请您一路走好。
《可喜可贺的临终》作者是小笠原文雄医生，他是日本人。在这本书面世的时候，他已经
为1500余位患者提供过居家安宁疗护，其中独居人士逾百位。从而他得出结论：居家安宁疗护是故去之人和相送之人都感到满足的死亡方式。
所谓居家安宁疗护分开来看就是：“居家”是指受照护者的生活据所（可以是自己的家，也可以是一起生活的孩子的家，或者养老院等）；“安宁”则不仅关注生，也关注死，思考怎样的照护方式对于即将离世的患者才是最为恰当的；而“缓和”是指缓解病人的痛与苦。
小笠原文雄医生将“开朗的生活，平静的离世”称为“可喜可贺的临终”。
快乐幸福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40岁的浅井美树预计生存期3个月，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后，她实现了出国旅游的梦想，在国外她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62岁的远藤崇史预计生存期3个月，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后，他的房子设计的工作圆满完成。在临终前两天，远藤说道：“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有人觉得可怕，可能是心有不安吧！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牵挂，我已经完成了想要做的所有事情，感到很幸福。”
无一例外，选择了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在家里生活的都很快乐，他们可以出门赏樱花，他们可以喝自己喜欢但已经好久不让喝的啤酒，他们可以吃自己喜欢的饭菜……
更神奇的地方是，有三成人的寿命都得到了奇迹般的延长，比医院下的最后通牒，都活了更久。
这不得不说，居家安宁疗护让病人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从而重新让自己快乐起来，心情的快乐带动了自身免疫力的提高。
选择了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及病人家属，也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居然真的让亲人的离世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了。
同时，接受治疗的每一位病人，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都没有留下遗憾的离开了。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临终。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也许都会有想完成的愿望吧！选择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可以很快乐地完成这些愿望，并开心幸福地离开！
我的父亲是癌症去世的。在最后的一个阶段，我感受着父亲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放化疗的作用下，父亲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走路都成了困难。精神上，更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带着痛苦和遗憾撒手人寰。
看了《可喜可贺的临终》之后，我想我应该会作出新的选择吧！
居家安宁疗护真的那么神奇吗？
如果只是单纯地“道听途说”居家安宁疗护的效果如何好，也许很多人都感觉是在忽悠人，毕竟人得了重病，住院治疗是天经地义。毕竟我们都想治好自己的病症，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还有很多人的病是治不好的。
面对无法治愈的病症，我们是继续在医院里待着，自欺欺人，还是选择另一种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效果的疗法呢？
《可喜可贺的临终》里，诉说地就是选择居家安宁疗护病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无论病人是什么情况，小笠原医生的团队都能够很好的安排好居家安宁疗护。
也许会有人质疑，他们就是为了挣钱，但书中把治疗的花费都以图片的形式公开了，是很多人都可以承受的治疗方法，甚至比医院的费用都低。
说了这些，也许你们还是不相信，居家安宁疗护的神奇之处，那就听一下逝者家属是怎么说的吧！
远藤儿子的话：“手术，是为了延长生命、不让人死掉的一种手段。但是，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延命，而是充分利用剩余的时间去完成心愿，让人生不留遗憾，我觉得父亲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充满价值感的死亡方式。”
渡边孙子的话：“这张照片是爷爷和医生们一起去田里照的。爷爷当时开心地比出了‘V’字形的手势。在走之前还能去喜爱的田地、泡澡、喝啤酒，爷爷在家过得真的很幸福。我不会忘记爷爷在这张照片里的笑容，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就会想起爷爷。爷爷你，谢谢您！”伊东大儿子的话：“人终有一死，居家安宁疗护让患者不仅可以安心、随心、开朗地生活到最后，还可以平静地离世。”
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家属的话语还有很多，每一位家属都表达了对小笠原医生的感谢，及对居家安宁疗护的肯定。在最后的时间里，没有让病人感受到痛苦，反而享受了美好的生活。
这种疗法真的就是这么神奇。当然，选择这种疗法肯定也会承受一定压力吧！
居家安宁疗护是对人性和世俗的挑战
写这本书的是日本人，因为文化差异，肯定会有不同的影响。
在《可喜可贺的临终》里，也介绍了几个失败的案例。所谓失败，就是病人接受了居家安宁疗护，但在病人突发紧急情况后，家人还是把病人送回了医院，结果病人在医院里痛苦的死去。
现实中，面对不久人世的亲人，我们的选择还是去医院治疗，即使明知不会治愈，我们还是会麻木地带着病人一次又一次地住进医院，直到医生也很无奈地告诉家属;“回家吧!不用再来了！”
在《可喜可贺的临终》里，故事中的病人都是绝症患者，都是不久人世的人，在最后的时间里，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安心快乐地在家中生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甚至是完成一些自己还没有完成的心愿，最后幸福快乐地在家中离世。
过去，看过一个故事。病入膏肓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说：“当我不行了，不要进行抢救，让我静静地死去就可以了。”
当时，孩子们答应了老人的要求。但当老人真的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孩子们仿佛忘记了老人对他们说的话，抓紧联系医生，进行紧急抢救，各种机器、各种管子就装在了老人身上。
虽说老人被抢救回来了，但此时的他只能痛苦地静静地继续等待死亡的到来。
孩子们违背了老人的要求。细想一下，孩子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全自己的孝顺之名，或者说为了堵世俗的口舌？
就在昨天，岳母家的一个邻居老人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医院给的医嘱就是准备后事吧！当天又拉回来了。
这一趟的折腾，真的不知道老人会有多么痛苦，但终究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这一趟的折腾依旧是对人性和世俗的作秀。老人去了医院，就仿佛告诉世人，作为家人，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孝了！
看了《可喜可贺的临终》，书中对死亡对生命的诠释，让我对死亡和生命也有了更深刻和更客观的思考。
如果病人最终会离去，在保证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居家安宁疗护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家中陪伴着病人，同时，病人也陪伴着家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难道这样的临终，不应该可喜可贺吗？当然，眼泪依旧！
书名叫做《可喜可贺的临终》，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感到奇怪，临终还可喜可贺？这与我们的日常思维好像背道而驰。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正常。但是当你带着这种疑问，认真的看一下书中的故事，也许真的会改变你对生死的传统看法，从而对死亡和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
书中总共有46个在家临终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得了绝症的病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回到家中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家中，他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着在医院无法吃到的美食，和家人一起做着过去自己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心愿……
当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微笑着离开的。同时，家人在最后这段时间的陪伴，在心理上也很坦然地接受了亲人的离世。因为家人知道，自己的亲人真的是毫无遗憾的离开的，所以他们也是开心的。
所以每一个故事的最后，大家都是微笑着比着“V”与过世的人合影，仿佛在告诉逝去的人，我们会好好地生活，请您一路走好。
《可喜可贺的临终》作者是小笠原文雄医生，他是日本人。在这本书面世的时候，他已经
为1500余位患者提供过居家安宁疗护，其中独居人士逾百位。从而他得出结论：居家安宁疗护是故去之人和相送之人都感到满足的死亡方式。
所谓居家安宁疗护分开来看就是：“居家”是指受照护者的生活据所（可以是自己的家，也可以是一起生活的孩子的家，或者养老院等）；“安宁”则不仅关注生，也关注死，思考怎样的照护方式对于即将离世的患者才是最为恰当的；而“缓和”是指缓解病人的痛与苦。
小笠原文雄医生将“开朗的生活，平静的离世”称为“可喜可贺的临终”。
快乐幸福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40岁的浅井美树预计生存期3个月，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后，她实现了出国旅游的梦想，在国外她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62岁的远藤崇史预计生存期3个月，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后，他的房子设计的工作圆满完成。在临终前两天，远藤说道：“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有人觉得可怕，可能是心有不安吧！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牵挂，我已经完成了想要做的所有事情，感到很幸福。”
无一例外，选择了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在家里生活的都很快乐，他们可以出门赏樱花，他们可以喝自己喜欢但已经好久不让喝的啤酒，他们可以吃自己喜欢的饭菜……
更神奇的地方是，有三成人的寿命都得到了奇迹般的延长，比医院下的最后通牒，都活了更久。
这不得不说，居家安宁疗护让病人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从而重新让自己快乐起来，心情的快乐带动了自身免疫力的提高。
选择了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及病人家属，也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居然真的让亲人的离世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了。
同时，接受治疗的每一位病人，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都没有留下遗憾的离开了。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临终。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也许都会有想完成的愿望吧！选择居家安宁疗护的病人，可以很快乐地完成这些愿望，并开心幸福地离开！
我的父亲是癌症去世的。在最后的一个阶段，我感受着父亲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放化疗的作用下，父亲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走路都成了困难。精神上，更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带着痛苦和遗憾撒手人寰。
看了《可喜可贺的临终》之后，我想我应该会作出新的选择吧！
居家安宁疗护真的那么神奇吗？
如果只是单纯地“道听途说”居家安宁疗护的效果如何好，也许很多人都感觉是在忽悠人，毕竟人得了重病，住院治疗是天经地义。毕竟我们都想治好自己的病症，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还有很多人的病是治不好的。
面对无法治愈的病症，我们是继续在医院里待着，自欺欺人，还是选择另一种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效果的疗法呢？
《可喜可贺的临终》里，诉说地就是选择居家安宁疗护病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无论病人是什么情况，小笠原医生的团队都能够很好的安排好居家安宁疗护。
也许会有人质疑，他们就是为了挣钱，但书中把治疗的花费都以图片的形式公开了，是很多人都可以承受的治疗方法，甚至比医院的费用都低。
说了这些，也许你们还是不相信，居家安宁疗护的神奇之处，那就听一下逝者家属是怎么说的吧！
远藤儿子的话：“手术，是为了延长生命、不让人死掉的一种手段。但是，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延命，而是充分利用剩余的时间去完成心愿，让人生不留遗憾，我觉得父亲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充满价值感的死亡方式。”
渡边孙子的话：“这张照片是爷爷和医生们一起去田里照的。爷爷当时开心地比出了‘V’字形的手势。在走之前还能去喜爱的田地、泡澡、喝啤酒，爷爷在家过得真的很幸福。我不会忘记爷爷在这张照片里的笑容，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就会想起爷爷。爷爷你，谢谢您！”伊东大儿子的话：“人终有一死，居家安宁疗护让患者不仅可以安心、随心、开朗地生活到最后，还可以平静地离世。”
接受居家安宁疗护家属的话语还有很多，每一位家属都表达了对小笠原医生的感谢，及对居家安宁疗护的肯定。在最后的时间里，没有让病人感受到痛苦，反而享受了美好的生活。
这种疗法真的就是这么神奇。当然，选择这种疗法肯定也会承受一定压力吧！
居家安宁疗护是对人性和世俗的挑战
写这本书的是日本人，因为文化差异，肯定会有不同的影响。
在《可喜可贺的临终》里，也介绍了几个失败的案例。所谓失败，就是病人接受了居家安宁疗护，但在病人突发紧急情况后，家人还是把病人送回了医院，结果病人在医院里痛苦的死去。
现实中，面对不久人世的亲人，我们的选择还是去医院治疗，即使明知不会治愈，我们还是会麻木地带着病人一次又一次地住进医院，直到医生也很无奈地告诉家属;“回家吧!不用再来了！”
在《可喜可贺的临终》里，故事中的病人都是绝症患者，都是不久人世的人，在最后的时间里，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安心快乐地在家中生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甚至是完成一些自己还没有完成的心愿，最后幸福快乐地在家中离世。
过去，看过一个故事。病入膏肓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说：“当我不行了，不要进行抢救，让我静静地死去就可以了。”
当时，孩子们答应了老人的要求。但当老人真的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孩子们仿佛忘记了老人对他们说的话，抓紧联系医生，进行紧急抢救，各种机器、各种管子就装在了老人身上。
虽说老人被抢救回来了，但此时的他只能痛苦地静静地继续等待死亡的到来。
孩子们违背了老人的要求。细想一下，孩子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全自己的孝顺之名，或者说为了堵世俗的口舌？
就在昨天，岳母家的一个邻居老人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医院给的医嘱就是准备后事吧！当天又拉回来了。
这一趟的折腾，真的不知道老人会有多么痛苦，但终究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这一趟的折腾依旧是对人性和世俗的作秀。老人去了医院，就仿佛告诉世人，作为家人，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孝了！
看了《可喜可贺的临终》，书中对死亡对生命的诠释，让我对死亡和生命也有了更深刻和更客观的思考。
如果病人最终会离去，在保证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居家安宁疗护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家中陪伴着病人，同时，病人也陪伴着家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难道这样的临终，不应该可喜可贺吗？当然，眼泪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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