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风 雅 渭 塘
明清以降，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一带，市廛繁华，百工辐凑，明代王世贞称，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农工商总体），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驵侩譸张之所倚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富商巨贾、文人高官，竞相营建园林大宅，宏丽轩举，前楼后厅，在诗情画意般的风雅居室生活中，寻求一种理想的境界，他们甚至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因而与人们生活动止相依的苏作家具，以其特有的精细风雅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著称于世，已毋庸赘言。
床是家具中体量最大，构件最多、制作最繁复的种类，是家具艺术集大成者。在明清小说中，一张床的价格往往高达几十两白银，抵得上好几个婢女的身价。同时，人生于世，日夜对半，人与床相伴的时间之长，更非任何一种家具所能比拟。李渔说得好：“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所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莫过于此。”因而人们对床的打造，往往更为用心，寄托了更多的情感与祈望。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主人，小姐的闺房、公子的书堂，老爷的卧室，使用的床或繁复、或文绮、或简素。拔步床、架子床、六柱、四柱，月洞门、垂花门等等，各种不同的制式采丽竞繁，风雅同作，床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千文万华的家具世界。
在美丽的阳澄湖畔，有一个醉心于明清床具的收藏者，他几十年来，跑遍了苏南的农村城市，收集了式样精巧，独一无二的床具十数张，专门从镇江移建了一栋有300年历史的官宅，用来存放这些珍贵的收藏。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笔者有幸见到了它们，试为介绍如下：
1、 楠木螭龙拱寿围栏架子床：六柱式，床座马蹄浅束腰式，马蹄腿敦厚有力，牙板与束腰一木连做，打凹压边皮条线通贯牙板腿足，床上部围板、挂楣均以螭龙拱寿纹为题，雕刻精密，打磨细致，该床整体富丽繁正，楠木用料豪奢大气，是清代中期卧房家具中的佼佼者。
2、 榉木海棠围栏架子床：六柱式，床座马蹄腿翻挖角度较大，牙条束腰一木连做，束腰深陷，腿足上部格肩浑圆，与大边的冰盘形成光影，有美人香肩之态，围板、挂楣均以海棠花纹样为饰，整体纤巧而文绮，让人想起史湘云醉卧芍药，或许是某位小姐的闺房卧具。
3、 榉木开光围栏架子床：四柱式，床座马蹄腿干脆简练，牙条束腰也均以平正为型，围板分段装壸门洞口，形成一个个光影留白，这是装饰中最高明的手法，是书画中的留白，园林里的漏窗，以无当有之用，体现了古人高明的哲思，是家具中器以载道的代表。
4、 榉木万字纹围板架子床：苏州王锡爵墓出土了一批家具明器，为我们了解明代家具提供了可贵参照，其中的拔步床去掉前廊后就与我们这张床几无二样，由此可以推断这张床的制作年代，连绵不断的万字不到头围板，镂空鱼门洞挂楣都为我们勾画出晚明家具的风雅模样。
5、 榉木笔管式围栏架子床：计成《园冶》中说：“栏杆信画化而成，减便为雅。予历数年，存式百状，有工而精，有减而文，依次序变幻，式之于左，便为摘用，以笔管式为始”。 古人制器，尚简古，尚素雅，故计成在数百种栏杆式样中，以笔管式为首，这种简到不能再简的设计，反而显得文气古雅，又寓意着笔管在手，青云有望的寄托。“手倦抛书午梦长”，在书房里放上这么一张小床，应该是古代读书人的首选吧。
6、 榉木品字围栏架子床：苏作家具有文人家具之称，因文人常常与匠人互动，将审美参与指点家具制作，文人有金石之好，垂帘一室，杂陈鼎彝，在赏玩这些上古铜器之时，也把上古的造型引用到日用家具中来。这张床的床座造型就来源于三代铜器，牙板束腰大边作为一个整体，通贯劲挺的弦纹，好似青铜巨鼎的唇口，腿足直接牙条，先猛烈的往里一弯，然后借劲往外一撇，将鼎足之势的张力表现的淋漓尽致。床楣的挂板采用了双环卡子花，虽然有人戏称双环是奥迪的标志，但其实这也是来源于古玉的造型，物色联翩吟不断，使君佳句玉连环。
7、 榉木仿竹架子床：江南多竹，竹器家具质轻价廉，为百姓人家寻常喜用。文人好事，追求自然淳朴，木器家具也采用竹家具的造型，体现出简练、淳朴、疏朗、协调的审美。该床腿足、大边、牙条等主要受力构件，方材劈料琢圆，模仿几根竹子捆在一起的样子，粗壮有力，一根细细的顶枨拉结在腿足和牙条之间，轻盈富有弹性，如轻巧的竹枝，增加了空间灵动感，床座以上，也以简素为美，仰卧其上，清风徐来，有山林间想。
8、 榉木拔步床：鲁班经中记载了大床的做法，描述的就是拔步床，有地坪、有前廊、有围栏、挂檐，完全就是一座建筑的样子，古人高堂华屋，举架很高，但睡在里面并不舒服。拔步床的出现改善了这个缺憾，形成了一个房中房的空间，隐蔽私密，藏风聚气，舒适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富贵人家，主房往往都选择这种体量最大制作最豪华的卧具。围板的装饰也常以万字纹、螭龙拱寿纹，海棠连钱纹为题，寄托了主人生生不息，子孙绵延，万代不绝，福寿安康的期盼，代表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明清以降，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一带，市廛繁华，百工辐凑，明代王世贞称，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农工商总体），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驵侩譸张之所倚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富商巨贾、文人高官，竞相营建园林大宅，宏丽轩举，前楼后厅，在诗情画意般的风雅居室生活中，寻求一种理想的境界，他们甚至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因而与人们生活动止相依的苏作家具，以其特有的精细风雅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著称于世，已毋庸赘言。
床是家具中体量最大，构件最多、制作最繁复的种类，是家具艺术集大成者。在明清小说中，一张床的价格往往高达几十两白银，抵得上好几个婢女的身价。同时，人生于世，日夜对半，人与床相伴的时间之长，更非任何一种家具所能比拟。李渔说得好：“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所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莫过于此。”因而人们对床的打造，往往更为用心，寄托了更多的情感与祈望。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主人，小姐的闺房、公子的书堂，老爷的卧室，使用的床或繁复、或文绮、或简素。拔步床、架子床、六柱、四柱，月洞门、垂花门等等，各种不同的制式采丽竞繁，风雅同作，床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千文万华的家具世界。
在美丽的阳澄湖畔，有一个醉心于明清床具的收藏者，他几十年来，跑遍了苏南的农村城市，收集了式样精巧，独一无二的床具十数张，专门从镇江移建了一栋有300年历史的官宅，用来存放这些珍贵的收藏。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笔者有幸见到了它们，试为介绍如下：
1、 楠木螭龙拱寿围栏架子床：六柱式，床座马蹄浅束腰式，马蹄腿敦厚有力，牙板与束腰一木连做，打凹压边皮条线通贯牙板腿足，床上部围板、挂楣均以螭龙拱寿纹为题，雕刻精密，打磨细致，该床整体富丽繁正，楠木用料豪奢大气，是清代中期卧房家具中的佼佼者。
2、 榉木海棠围栏架子床：六柱式，床座马蹄腿翻挖角度较大，牙条束腰一木连做，束腰深陷，腿足上部格肩浑圆，与大边的冰盘形成光影，有美人香肩之态，围板、挂楣均以海棠花纹样为饰，整体纤巧而文绮，让人想起史湘云醉卧芍药，或许是某位小姐的闺房卧具。
3、 榉木开光围栏架子床：四柱式，床座马蹄腿干脆简练，牙条束腰也均以平正为型，围板分段装壸门洞口，形成一个个光影留白，这是装饰中最高明的手法，是书画中的留白，园林里的漏窗，以无当有之用，体现了古人高明的哲思，是家具中器以载道的代表。
4、 榉木万字纹围板架子床：苏州王锡爵墓出土了一批家具明器，为我们了解明代家具提供了可贵参照，其中的拔步床去掉前廊后就与我们这张床几无二样，由此可以推断这张床的制作年代，连绵不断的万字不到头围板，镂空鱼门洞挂楣都为我们勾画出晚明家具的风雅模样。
5、 榉木笔管式围栏架子床：计成《园冶》中说：“栏杆信画化而成，减便为雅。予历数年，存式百状，有工而精，有减而文，依次序变幻，式之于左，便为摘用，以笔管式为始”。 古人制器，尚简古，尚素雅，故计成在数百种栏杆式样中，以笔管式为首，这种简到不能再简的设计，反而显得文气古雅，又寓意着笔管在手，青云有望的寄托。“手倦抛书午梦长”，在书房里放上这么一张小床，应该是古代读书人的首选吧。
6、 榉木品字围栏架子床：苏作家具有文人家具之称，因文人常常与匠人互动，将审美参与指点家具制作，文人有金石之好，垂帘一室，杂陈鼎彝，在赏玩这些上古铜器之时，也把上古的造型引用到日用家具中来。这张床的床座造型就来源于三代铜器，牙板束腰大边作为一个整体，通贯劲挺的弦纹，好似青铜巨鼎的唇口，腿足直接牙条，先猛烈的往里一弯，然后借劲往外一撇，将鼎足之势的张力表现的淋漓尽致。床楣的挂板采用了双环卡子花，虽然有人戏称双环是奥迪的标志，但其实这也是来源于古玉的造型，物色联翩吟不断，使君佳句玉连环。
7、 榉木仿竹架子床：江南多竹，竹器家具质轻价廉，为百姓人家寻常喜用。文人好事，追求自然淳朴，木器家具也采用竹家具的造型，体现出简练、淳朴、疏朗、协调的审美。该床腿足、大边、牙条等主要受力构件，方材劈料琢圆，模仿几根竹子捆在一起的样子，粗壮有力，一根细细的顶枨拉结在腿足和牙条之间，轻盈富有弹性，如轻巧的竹枝，增加了空间灵动感，床座以上，也以简素为美，仰卧其上，清风徐来，有山林间想。
8、 榉木拔步床：鲁班经中记载了大床的做法，描述的就是拔步床，有地坪、有前廊、有围栏、挂檐，完全就是一座建筑的样子，古人高堂华屋，举架很高，但睡在里面并不舒服。拔步床的出现改善了这个缺憾，形成了一个房中房的空间，隐蔽私密，藏风聚气，舒适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富贵人家，主房往往都选择这种体量最大制作最豪华的卧具。围板的装饰也常以万字纹、螭龙拱寿纹，海棠连钱纹为题，寄托了主人生生不息，子孙绵延，万代不绝，福寿安康的期盼，代表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福州一大学里藏着座中医药博物馆#】在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一座“太极阴阳鱼”造型的建筑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我省第一个以展示中医药文化、闽台医药文化及学校成就与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性博物馆——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共分三层，展陈面积6650平方米。常设陈列有医史馆、中药馆、人体生命科学馆、校史馆等，博物馆现有馆藏医史文物展品7221件（套），各种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中药饮片、中成药等4000余件。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共分三层，展陈面积6650平方米。常设陈列有医史馆、中药馆、人体生命科学馆、校史馆等，博物馆现有馆藏医史文物展品7221件（套），各种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中药饮片、中成药等40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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