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士结婚挺早的，以为是爱就不顾一切的闪婚了，婚后过的并不幸福，如她所说，和现在的老公在一起是是非非事多，心情经常为其纠结，他为人本分老实不懂生活，对我身旁朋友总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很是烦人，婚姻也因此几度面临崩溃，我和他现在几乎不怎么见面，剩下的是时间留下的冷漠和愈来愈大的隔阂，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和他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生活？今后的情感运势会怎样？
#开运#八字看六亲星的移位
六亲星的移位
在八字中，很多六亲星，并不在本宫位置，而是游移到其它宫位之中，在别的宫位(年、月、日、时支)出现．这是内部游移。这种情况一般会体现两种象：一是此六亲常外出，如出差、旅游、在外地工作生活等，不常在家中；另一种象就是，常居住在其所临的宫位而代表的六亲家中。
坤造：甲午 癸酉 戊辰 壬子 女命以食伤为子女，子女星不在时柱本位，而游移到了月柱，月柱为父母宫，说明孩子经常在公婆那里寄养。有时也在娘家父母那儿呆段时间。但主要是在公婆那儿呆的时间长。对于女命来说，月为父母宫，包括了两头父母，所以子女可能寄养在两头父母那里，由于月支与日支相合，日支为夫宫，所以月柱的父母宫位与丈夫关系近，代表婆婆、公公信息强些，故可断其子女常住在公婆那儿。实际：夫妻俩在外工作，孩子由公婆照料，偶尔送到娘家看养一段。
六亲星游移到天干上，叫外部游移。外部游移，主外，主动。主此六亲是旅游或居住不定位，常有变化。如果该星所在的宫位受冲，这种迹象就更加明显。如果某六亲星游移在天干，地支均有，这算“内部游移”还是“外部游移”？这主要看地支与天干力量来决定的，哪个力量强以哪个为主来论。如地支力量大，就以内部游移为主来论。但这种情形，除了主象体现内部游移信息外，还同样体现一些外部游移信息。
乾造：癸未 甲子 丙午 庚寅 此造偏财父星，游移到时干，属外部游移，所以主父亲和自己不能常久在一起居住，以年、月为本地、近地，以日、时为外地、远地，父星是由内地移到外地，说明父亲经常外出，或在外经商做生意，或旅游等，且在外地点常变，漂泊不定，居无定所。
六亲星的移位
在八字中，很多六亲星，并不在本宫位置，而是游移到其它宫位之中，在别的宫位(年、月、日、时支)出现．这是内部游移。这种情况一般会体现两种象：一是此六亲常外出，如出差、旅游、在外地工作生活等，不常在家中；另一种象就是，常居住在其所临的宫位而代表的六亲家中。
坤造：甲午 癸酉 戊辰 壬子 女命以食伤为子女，子女星不在时柱本位，而游移到了月柱，月柱为父母宫，说明孩子经常在公婆那里寄养。有时也在娘家父母那儿呆段时间。但主要是在公婆那儿呆的时间长。对于女命来说，月为父母宫，包括了两头父母，所以子女可能寄养在两头父母那里，由于月支与日支相合，日支为夫宫，所以月柱的父母宫位与丈夫关系近，代表婆婆、公公信息强些，故可断其子女常住在公婆那儿。实际：夫妻俩在外工作，孩子由公婆照料，偶尔送到娘家看养一段。
六亲星游移到天干上，叫外部游移。外部游移，主外，主动。主此六亲是旅游或居住不定位，常有变化。如果该星所在的宫位受冲，这种迹象就更加明显。如果某六亲星游移在天干，地支均有，这算“内部游移”还是“外部游移”？这主要看地支与天干力量来决定的，哪个力量强以哪个为主来论。如地支力量大，就以内部游移为主来论。但这种情形，除了主象体现内部游移信息外，还同样体现一些外部游移信息。
乾造：癸未 甲子 丙午 庚寅 此造偏财父星，游移到时干，属外部游移，所以主父亲和自己不能常久在一起居住，以年、月为本地、近地，以日、时为外地、远地，父星是由内地移到外地，说明父亲经常外出，或在外经商做生意，或旅游等，且在外地点常变，漂泊不定，居无定所。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米市街上 说米市
米市街位于芜湖古城的核心区域，曾经是芜湖古城里非常热闹的一条老街，据《芜湖地名录》记载：“米市街东起东内街，西至后家巷。1575年建街，曾因米行云集故名。全长170米，宽3米，弹石子路面。”
说起米市街，就不能提及当年的芜湖米市。芜湖的稻米交易由来已久，三国以后，长江两岸、江淮地区一直是全国稻米的主产地之一。迨至北宋时，已成为“田地之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的鱼米之乡。而芜湖又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唐宋时即有兴建粮仓、屯粮转运的历史记载。明代商品经济的刺激，芜湖已成为“舟车辐辏、百货兴聚”的沿江重镇，皖中、皖南所产稻米多在此聚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裕富足的稻米资源，使芜湖得以因利乘便，遂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和无锡、长沙、九江并列为中国四大米市，并位列四大米市之首。
一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设立海关，随之便形成商埠。外国商品在芜湖的倾销，带动了皖产农、土产品的输出和交流。由于芜湖未成米市，皖产稻米只能帆运镇江七浩口，由此转运别地。芜湖位于长江支流水阳江、青弋江、裕溪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南通宣城、歙县，北达合肥、庐江，顺江而下，直达南京、上海，逆江而行，可达九江、汉口。青弋江和巢湖流域又是安徽两大产米区。江淮稻米舍近求远，放着现成的黄金水道不用，无疑是将滚滚财源泻往外省。
1877年，李鸿章权衡利弊，为维护皖省商业利益，奏准朝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同时，还授意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广东人张荫桓利用同乡关系，前往镇江游说粤帮客商，如若先行迁芜，将享有各种优惠条件。
粤潮两帮早已认识到江淮稻米长途水运，既担风险，又有诸多不便，从长计议芜湖确比镇江更加安全方便。商人是无利不起早，兼之又有诸多优惠，乐的顺水推舟，率先迁来芜湖。清光绪八年（1882），芜湖米市正式形成。
粤潮两帮相继迁芜后，烟（台）宁（波）两帮也紧步后尘，接踵而至。自此，芜湖米市蔚为大观。粤、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多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肥、巢县、舒城、庐江、无为，江南的宣城、南陵、繁昌等地。
二
清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1898-1904），芜湖米市的稻米出口每年多则五百余万石，少则也有300万石。真所谓“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民国初年，因“赋税既多，运费加重。”粮米出口曾出现减退趋势。但是，到了1918和1919年，全国一些产稻省连年丰收，芜湖米市集散的大米，便已远非安徽一省，川、鄂、湘、赣等省的稻米，也经水路运至芜湖。这种繁荣景象，曾有人在《安徽省一瞥》中作过生动的记录：
“运米的轮船往来广州、芜湖间，如穿梭似的繁密，因为是年安徽的米大熟，米价低廉，各处运米来芜湖的船民，帆船如云似的堆满了江边，岸上各栈屋的米堆积如山……这一时候，做米生意的，无不利市三倍。”
直至1927年，稻米年出口量仍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整个行业兴盛发展。钱庄的兴起便是例证。米粮交易依赖钱庄货款，调剂有无，因此，钱庄资金的投放，也必然以米业为大宗。清道光年间（1821-1850），芜湖仅有十余家钱庄，光绪二十年（1894），钱庄已发展到二十三家。民国年间，次第建立的十余家银行，逐渐取代钱庄的米市业务。
三
芜湖米市的米源素有“南宣北合”之称，源源不绝的稻米，由南北运河运至芜湖，必然带动起内河运输业，当时约有三十万人全赖为米市载运稻米维持生计。清同治年间（1862-1874），芜湖仅有几家米粮批发商，延至1929年，已发展为二十九家批发商。饮食服务业也长足发展。与此同时，电厂、面粉厂、纱厂、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等，也得以兴建发展。为米市所需的斛工、绞包工、捐包工等也纷至沓来，涌至芜湖。
1927年后，芜湖米市便江河日下了。米市兴起时，为限制皖产大米出境，芜湖设米捐局进行管理。米捐局仅存在三年便奉命裁撤，并撤去五十里以外的常关和厘金局。自此，各地米船改泊芜湖附近的鲁港和裕溪口，稻米开始向价高处分流。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安徽几乎年年有灾，粮食收成锐减，国民政府又以赈灾为名，免征进口税，放任大量外国米粮倾销国内市场。芜湖大米的主要销售地是广州、潮州、汕头、福州，其次是天津、烟台、青岛、威海等，也有少量销往南通、上海、香港和日本。以往，华南地区缺粮，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往邻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采购，就是因为旱路运输不便，水路运输便利，而求诸芜湖米市。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使广东与湖南、江西新辟快速通道，当然比迢迢水路、千里辗转便捷的多。这样，芜湖米市的稻米在广州、潮州、汕头、福州等地的销路，又为湘、赣米所取代，芜湖米市由此进入低谷。
官僚资本对芜湖米市早就垂涎三尺，1937年4月，由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人发起，拼凑了一个“华南米业公司”，分别在芜湖和广州两地设立仓库和碾米厂，从事皖产大米向华南地区的贩运，垄断和控制了安徽的大米市场。
四
原本已经萧条、萎缩的芜湖米市，由于官僚资本的介入，便好似雪上加霜，只能苟延残喘而已。1937年12月，芜湖为日军占领，米市数十家仓库的稻米，全数为日军没收，随之而来的汪伪汉奸又助纣为虐，充当日本洋行买办，强行搜购“限价”稻米，许多米商叫苦不迭，不得不关门倒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搜刮罄尽，米市受害尤甚。他们和当地军、政、财界人物沆瀣一气，官商一体，在芜湖开设米号、米行、砻坊、堆栈等，多达三百多家，搜购稻米，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扰乱市场。1948年的“8·19”限价，更给米业带来深重的灾难，米商限价售出的粮食严重蚀本，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花样翻新的各种摊派，压的米市岌岌可危。各地帆运商都视芜湖为畏途。
1945年至1949年间，芜湖米市业务萧条，市面冷清，米行凋敝，多数职工被解雇，不少米商改从他业，另谋生路。几年间，稻米出口从未突破二百万石，远不及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芜湖米市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53年下半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米市也因之不复存在。1984年7月20日，芜湖米市方重新开业。
芜湖古城里的这条米市街，因米市而生，但这条老街除了米市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历史掌故，比如米市街43号“黄家大院”，民间传说这里是晚清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黄钺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李鸿章家庭的粮仓和栈房。米市街47号为民国时财大气粗的芜湖皮业公会所在地，巨大汉白玉浮雕门框似乎依然在述说着这条街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米市街早已没有米商的身影，但米市街的那些陈年往事还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作者 张家康）
米市街位于芜湖古城的核心区域，曾经是芜湖古城里非常热闹的一条老街，据《芜湖地名录》记载：“米市街东起东内街，西至后家巷。1575年建街，曾因米行云集故名。全长170米，宽3米，弹石子路面。”
说起米市街，就不能提及当年的芜湖米市。芜湖的稻米交易由来已久，三国以后，长江两岸、江淮地区一直是全国稻米的主产地之一。迨至北宋时，已成为“田地之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的鱼米之乡。而芜湖又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唐宋时即有兴建粮仓、屯粮转运的历史记载。明代商品经济的刺激，芜湖已成为“舟车辐辏、百货兴聚”的沿江重镇，皖中、皖南所产稻米多在此聚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裕富足的稻米资源，使芜湖得以因利乘便，遂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和无锡、长沙、九江并列为中国四大米市，并位列四大米市之首。
一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设立海关，随之便形成商埠。外国商品在芜湖的倾销，带动了皖产农、土产品的输出和交流。由于芜湖未成米市，皖产稻米只能帆运镇江七浩口，由此转运别地。芜湖位于长江支流水阳江、青弋江、裕溪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南通宣城、歙县，北达合肥、庐江，顺江而下，直达南京、上海，逆江而行，可达九江、汉口。青弋江和巢湖流域又是安徽两大产米区。江淮稻米舍近求远，放着现成的黄金水道不用，无疑是将滚滚财源泻往外省。
1877年，李鸿章权衡利弊，为维护皖省商业利益，奏准朝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同时，还授意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广东人张荫桓利用同乡关系，前往镇江游说粤帮客商，如若先行迁芜，将享有各种优惠条件。
粤潮两帮早已认识到江淮稻米长途水运，既担风险，又有诸多不便，从长计议芜湖确比镇江更加安全方便。商人是无利不起早，兼之又有诸多优惠，乐的顺水推舟，率先迁来芜湖。清光绪八年（1882），芜湖米市正式形成。
粤潮两帮相继迁芜后，烟（台）宁（波）两帮也紧步后尘，接踵而至。自此，芜湖米市蔚为大观。粤、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多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肥、巢县、舒城、庐江、无为，江南的宣城、南陵、繁昌等地。
二
清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1898-1904），芜湖米市的稻米出口每年多则五百余万石，少则也有300万石。真所谓“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民国初年，因“赋税既多，运费加重。”粮米出口曾出现减退趋势。但是，到了1918和1919年，全国一些产稻省连年丰收，芜湖米市集散的大米，便已远非安徽一省，川、鄂、湘、赣等省的稻米，也经水路运至芜湖。这种繁荣景象，曾有人在《安徽省一瞥》中作过生动的记录：
“运米的轮船往来广州、芜湖间，如穿梭似的繁密，因为是年安徽的米大熟，米价低廉，各处运米来芜湖的船民，帆船如云似的堆满了江边，岸上各栈屋的米堆积如山……这一时候，做米生意的，无不利市三倍。”
直至1927年，稻米年出口量仍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整个行业兴盛发展。钱庄的兴起便是例证。米粮交易依赖钱庄货款，调剂有无，因此，钱庄资金的投放，也必然以米业为大宗。清道光年间（1821-1850），芜湖仅有十余家钱庄，光绪二十年（1894），钱庄已发展到二十三家。民国年间，次第建立的十余家银行，逐渐取代钱庄的米市业务。
三
芜湖米市的米源素有“南宣北合”之称，源源不绝的稻米，由南北运河运至芜湖，必然带动起内河运输业，当时约有三十万人全赖为米市载运稻米维持生计。清同治年间（1862-1874），芜湖仅有几家米粮批发商，延至1929年，已发展为二十九家批发商。饮食服务业也长足发展。与此同时，电厂、面粉厂、纱厂、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等，也得以兴建发展。为米市所需的斛工、绞包工、捐包工等也纷至沓来，涌至芜湖。
1927年后，芜湖米市便江河日下了。米市兴起时，为限制皖产大米出境，芜湖设米捐局进行管理。米捐局仅存在三年便奉命裁撤，并撤去五十里以外的常关和厘金局。自此，各地米船改泊芜湖附近的鲁港和裕溪口，稻米开始向价高处分流。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安徽几乎年年有灾，粮食收成锐减，国民政府又以赈灾为名，免征进口税，放任大量外国米粮倾销国内市场。芜湖大米的主要销售地是广州、潮州、汕头、福州，其次是天津、烟台、青岛、威海等，也有少量销往南通、上海、香港和日本。以往，华南地区缺粮，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往邻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采购，就是因为旱路运输不便，水路运输便利，而求诸芜湖米市。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使广东与湖南、江西新辟快速通道，当然比迢迢水路、千里辗转便捷的多。这样，芜湖米市的稻米在广州、潮州、汕头、福州等地的销路，又为湘、赣米所取代，芜湖米市由此进入低谷。
官僚资本对芜湖米市早就垂涎三尺，1937年4月，由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人发起，拼凑了一个“华南米业公司”，分别在芜湖和广州两地设立仓库和碾米厂，从事皖产大米向华南地区的贩运，垄断和控制了安徽的大米市场。
四
原本已经萧条、萎缩的芜湖米市，由于官僚资本的介入，便好似雪上加霜，只能苟延残喘而已。1937年12月，芜湖为日军占领，米市数十家仓库的稻米，全数为日军没收，随之而来的汪伪汉奸又助纣为虐，充当日本洋行买办，强行搜购“限价”稻米，许多米商叫苦不迭，不得不关门倒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搜刮罄尽，米市受害尤甚。他们和当地军、政、财界人物沆瀣一气，官商一体，在芜湖开设米号、米行、砻坊、堆栈等，多达三百多家，搜购稻米，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扰乱市场。1948年的“8·19”限价，更给米业带来深重的灾难，米商限价售出的粮食严重蚀本，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花样翻新的各种摊派，压的米市岌岌可危。各地帆运商都视芜湖为畏途。
1945年至1949年间，芜湖米市业务萧条，市面冷清，米行凋敝，多数职工被解雇，不少米商改从他业，另谋生路。几年间，稻米出口从未突破二百万石，远不及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芜湖米市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53年下半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米市也因之不复存在。1984年7月20日，芜湖米市方重新开业。
芜湖古城里的这条米市街，因米市而生，但这条老街除了米市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历史掌故，比如米市街43号“黄家大院”，民间传说这里是晚清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黄钺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李鸿章家庭的粮仓和栈房。米市街47号为民国时财大气粗的芜湖皮业公会所在地，巨大汉白玉浮雕门框似乎依然在述说着这条街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米市街早已没有米商的身影，但米市街的那些陈年往事还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作者 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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