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辅助用药目录出台在即 专家谏言药企转型策略
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红头文件传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即将出台。这一政策导向再次将本就被重点监控的辅助用药推至风口浪尖。
“从全国来看，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的出台，将有效控制辅助用药滥用的现象，部分辅助用药将被停用。”北京医院药剂科主任胡欣表示，国家政策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不会出现因此影响临床治疗效果、患者用药需求的问题。
重压之下，医疗机构加紧重点监控临床辅助用药的步伐；依靠生产、销售辅助用药的药企或裁员，或转型；患者使用辅助用药自付部分或将提高，亦或面临“买不到药”的境况。
遴选不可“一刀切”
根据《通知》，各地卫生健康部门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汇总的辅助用药目录上报至国家卫健委。国家层面明确截止时间之后，海南、河北、安徽、广东等地纷纷下发文件，要求本地医疗机构上报辅助用药目录。
以河北省为例，该省要求医疗机构按照年度使用金额，以通用名称对其由多到少进行排序，形成辅助用药目录，报送品种不少于20个。健康界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获悉，该院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报工作，上报品种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剂等方面。
数据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胡欣告诉健康界，收到国家卫健委《通知》后，北京医院亦按照相关要求完成了辅助用药目录申报工作。
胡欣介绍了北京医院挑选辅助用药时遵循的几个原则：1）医院用药金额排名前100的；2）没有指南推荐的；3）临床证据不充分的；4）适用于多种疾病的；5）中国药典没有收载的。总体来看，那些又贵又不好用的“万金油”未来被“踢出局”的可能性很大。
遴选辅助用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特地制定了评选活动，登录评选界面，网友可以在一系列辅助用药列表中选择20种药品。
《通知》出台之后，“按照药品使用金额排序确定辅助用药目录”的评价标准被视为“一刀切”的做法。部分反对派认为，这一做法或致部分具有临床价值的辅助用药“蒙冤”。
对此，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技术评估室副研究员刘跃华于近日表示，国家出台辅助用药目录的初衷是引导合理使用药品，同时肯定合理使用辅助用药对于缓解患者治疗不良反应等方面的作用。“国家真正管的是超适应症、超剂量、超疗程等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不会一下子拍死。”
政策影响出现但还未最大化
其实，早在《通知》出台前，部分省市已经出台了辅助用药目录，医疗机构辅助用药使用亦被重点监控，但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即将出台的趋势仍对各方产生影响。
“长久以来，我国的确存在部分辅助用药滥用的情况。”胡欣告诉健康界，例如，部分辅助用药使用金额超过肿瘤靶向药物用药金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医院必须采取限用或停用举措。
早在2017年，北京市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的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将非治疗必须、临床疗效证据不充分的药品列为“重点监控药品”，各医疗机构建立相关目录，连续3个月进入医疗机构销售前20位的重点监控药品，采取限用或停用等举措。
这一文件对于辅助用药的监控，与国家版《通知》大体相同。由于医保基金持续吃紧，以三明市为代表的诸多省市早已向辅助用药开刀。毫无意外，2018年的医药改革对药企产生了较大影响。
华润三九2018年半年度报告显示，由于辅助用药目录政策等压力，中药注射制剂等非临床一线用药品种的销售和推广面临困难。昆药集团2018年半年度报告同样显示，由于公司主导药品品种被列入限制二级以上医院使用的范围，其销售量下降26%左右。
对药企来说，药品销售量下降无疑让部分从业者雪上加霜。受辅助用药政策、药品集中采购等政策影响，不少药企迈出裁员这一步。2019年初，辉瑞宣布关闭位于印度的两家非专利注射液生产工厂，这一决定或将导致1700多名员工失业；2019年1月8日，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宣布裁撤250个工作岗位；宣布裁员的还有阿斯利康等老牌药企。
一位负责中药注射液销售的医药代表告诉健康界，与前些年相比，销售额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不少医药代表不得不转行。近日，江西省一位医药代表向媒体反映，该区域原本有80多位销售人员，一年下来，已经“走了”一半多。
即便哀鸿遍野，以辅助用药为代表的医药领域改革仍然会向纵深推进。刘跃华预言，2019年医药改革中，辅助用药应该首当其冲，是第一个要整顿的领域。
医院重点监控 药企寻求转型
政策重压下，医院多措并举监控辅助用药，药企纷纷寻求转型之路。
——医院重点监控
胡欣表示，为了控制辅助用药滥用现象，北京医院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部分辅助用药限制用药科室，限制开药医生级别，限制用药病种。此外，部分医院还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以上举措。有些医院的做法是，将科室辅助用药使用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
限制辅助用药使用，国家卫健委要求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诊疗实际需求，制订本机构辅助用药临床应用技术规范，明确限定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要求医师严格掌握用药指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使用，不得随意扩大用药适应证、改变用药疗程、剂量等。
与此同时，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临床路径管理，科学设计临床路径，规范临床诊疗行为；对辅助用药管理目录中的全部药品进行重点监控；严格落实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制度，将辅助用药全部纳入审核和点评范畴，充分发挥药师在辅助用药管理和临床用药指导方面的作用。
——药企寻求转型
通常而言，药品之所以被列入辅助用药或被重点监控，其原因大体为药物治疗效果不确切、药理机制不明且非对症治疗性药物。部分药品即便原先为治疗性药物，但由于更新换代慢等原因，同样可能沦为辅助用药。
国家限制辅助用药高压下，企业还需“打铁自身硬”。在转型之路上，“赛柏蓝特约撰稿人烨华”撰文建议，企业要加强药品筛选和产品线梳理；加强药品研发投入并提升药品质量；加强临床疗效研究，力争使药品适应症明确；加强进入临床路径及疾病治疗指南的工作，减少沦为辅助用药的机会。
刘跃华建议，未来，辅助用药在临床路径中找到自身的独特价值是重点。以中药注射剂为代表，部分辅助用药可以寻找现有药物开展联合用药，亦或将部分注射剂产品改变用药路径，变为口服剂型。
刘跃华表示，从支付角度出发，企业或者医疗机构可以找到更多支付方，例如将商业保险与某一种治疗药物进行捆绑等，亦不失为是一种短暂策略。
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红头文件传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即将出台。这一政策导向再次将本就被重点监控的辅助用药推至风口浪尖。
“从全国来看，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的出台，将有效控制辅助用药滥用的现象，部分辅助用药将被停用。”北京医院药剂科主任胡欣表示，国家政策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不会出现因此影响临床治疗效果、患者用药需求的问题。
重压之下，医疗机构加紧重点监控临床辅助用药的步伐；依靠生产、销售辅助用药的药企或裁员，或转型；患者使用辅助用药自付部分或将提高，亦或面临“买不到药”的境况。
遴选不可“一刀切”
根据《通知》，各地卫生健康部门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汇总的辅助用药目录上报至国家卫健委。国家层面明确截止时间之后，海南、河北、安徽、广东等地纷纷下发文件，要求本地医疗机构上报辅助用药目录。
以河北省为例，该省要求医疗机构按照年度使用金额，以通用名称对其由多到少进行排序，形成辅助用药目录，报送品种不少于20个。健康界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获悉，该院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报工作，上报品种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剂等方面。
数据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胡欣告诉健康界，收到国家卫健委《通知》后，北京医院亦按照相关要求完成了辅助用药目录申报工作。
胡欣介绍了北京医院挑选辅助用药时遵循的几个原则：1）医院用药金额排名前100的；2）没有指南推荐的；3）临床证据不充分的；4）适用于多种疾病的；5）中国药典没有收载的。总体来看，那些又贵又不好用的“万金油”未来被“踢出局”的可能性很大。
遴选辅助用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特地制定了评选活动，登录评选界面，网友可以在一系列辅助用药列表中选择20种药品。
《通知》出台之后，“按照药品使用金额排序确定辅助用药目录”的评价标准被视为“一刀切”的做法。部分反对派认为，这一做法或致部分具有临床价值的辅助用药“蒙冤”。
对此，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技术评估室副研究员刘跃华于近日表示，国家出台辅助用药目录的初衷是引导合理使用药品，同时肯定合理使用辅助用药对于缓解患者治疗不良反应等方面的作用。“国家真正管的是超适应症、超剂量、超疗程等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不会一下子拍死。”
政策影响出现但还未最大化
其实，早在《通知》出台前，部分省市已经出台了辅助用药目录，医疗机构辅助用药使用亦被重点监控，但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即将出台的趋势仍对各方产生影响。
“长久以来，我国的确存在部分辅助用药滥用的情况。”胡欣告诉健康界，例如，部分辅助用药使用金额超过肿瘤靶向药物用药金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医院必须采取限用或停用举措。
早在2017年，北京市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的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将非治疗必须、临床疗效证据不充分的药品列为“重点监控药品”，各医疗机构建立相关目录，连续3个月进入医疗机构销售前20位的重点监控药品，采取限用或停用等举措。
这一文件对于辅助用药的监控，与国家版《通知》大体相同。由于医保基金持续吃紧，以三明市为代表的诸多省市早已向辅助用药开刀。毫无意外，2018年的医药改革对药企产生了较大影响。
华润三九2018年半年度报告显示，由于辅助用药目录政策等压力，中药注射制剂等非临床一线用药品种的销售和推广面临困难。昆药集团2018年半年度报告同样显示，由于公司主导药品品种被列入限制二级以上医院使用的范围，其销售量下降26%左右。
对药企来说，药品销售量下降无疑让部分从业者雪上加霜。受辅助用药政策、药品集中采购等政策影响，不少药企迈出裁员这一步。2019年初，辉瑞宣布关闭位于印度的两家非专利注射液生产工厂，这一决定或将导致1700多名员工失业；2019年1月8日，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宣布裁撤250个工作岗位；宣布裁员的还有阿斯利康等老牌药企。
一位负责中药注射液销售的医药代表告诉健康界，与前些年相比，销售额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不少医药代表不得不转行。近日，江西省一位医药代表向媒体反映，该区域原本有80多位销售人员，一年下来，已经“走了”一半多。
即便哀鸿遍野，以辅助用药为代表的医药领域改革仍然会向纵深推进。刘跃华预言，2019年医药改革中，辅助用药应该首当其冲，是第一个要整顿的领域。
医院重点监控 药企寻求转型
政策重压下，医院多措并举监控辅助用药，药企纷纷寻求转型之路。
——医院重点监控
胡欣表示，为了控制辅助用药滥用现象，北京医院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部分辅助用药限制用药科室，限制开药医生级别，限制用药病种。此外，部分医院还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以上举措。有些医院的做法是，将科室辅助用药使用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
限制辅助用药使用，国家卫健委要求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诊疗实际需求，制订本机构辅助用药临床应用技术规范，明确限定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要求医师严格掌握用药指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使用，不得随意扩大用药适应证、改变用药疗程、剂量等。
与此同时，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临床路径管理，科学设计临床路径，规范临床诊疗行为；对辅助用药管理目录中的全部药品进行重点监控；严格落实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制度，将辅助用药全部纳入审核和点评范畴，充分发挥药师在辅助用药管理和临床用药指导方面的作用。
——药企寻求转型
通常而言，药品之所以被列入辅助用药或被重点监控，其原因大体为药物治疗效果不确切、药理机制不明且非对症治疗性药物。部分药品即便原先为治疗性药物，但由于更新换代慢等原因，同样可能沦为辅助用药。
国家限制辅助用药高压下，企业还需“打铁自身硬”。在转型之路上，“赛柏蓝特约撰稿人烨华”撰文建议，企业要加强药品筛选和产品线梳理；加强药品研发投入并提升药品质量；加强临床疗效研究，力争使药品适应症明确；加强进入临床路径及疾病治疗指南的工作，减少沦为辅助用药的机会。
刘跃华建议，未来，辅助用药在临床路径中找到自身的独特价值是重点。以中药注射剂为代表，部分辅助用药可以寻找现有药物开展联合用药，亦或将部分注射剂产品改变用药路径，变为口服剂型。
刘跃华表示，从支付角度出发，企业或者医疗机构可以找到更多支付方，例如将商业保险与某一种治疗药物进行捆绑等，亦不失为是一种短暂策略。
#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经资讯#【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两个“重量级”农产品展会首次合并举办，探寻绿色有机产业新风向】2018年12月，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这是两个“重量级”农产品展会首次合并举办。无论从参展商的数量、场馆面积规模，还是内容的丰富性、国际化程度等方面来看，此次厦门展会都创下了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国内展会的新纪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2018年岁末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厦门展会的举办将绿色食品这一伴随我国农业农村改革成长壮大的新兴产业再一次推到了舆论的中央。当下的中国绿色食品工程已经摸索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的绿色农业新路，尤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绿色、有机食品既是先进农业发展理念的集合，也是农业农村转变生产方式、转换增长动能的抓手，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历经20多年打造，已经成为我国绿色食品精品展示的大窗口、产销对接的大平台、合作交流的大市场、思想碰撞的大盛会；透过厦门展会的盛况，可以窥见中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中的即时走向——这其中既顺应时代潮流、也不乏锐意创新。中国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营造高品质农产品消费氛围
在此次厦门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7个展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达到2253家，产品品种上万个。据组委会提供的权威数据，仅在三天的展会期间就实现订单交易额33.8亿元，除此之外还达成合作意向金额45.8亿元。其中绿博会参展企业1699家，实现订单交易额32亿元，比上届增长9.6%，意向成交金额40.2亿元；有机博览会参展企业554家，实现订单交易额1.8亿元，达成意向成交金额5.6亿元。
数字繁荣的背后，是消费群体中对绿色、有机食品为代表的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强的认同感。专程从福州赶过来的李女士感叹：“以前买农产品都是在集贸市场，不看牌子，也不关心产地，现在会更关注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多选择绿色、有机产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营造高品质农产品的市场氛围，此次厦门展会将绿色、有机两大精品展会合并举办，充分集中资源。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了3.7万平米的总展出面积，标准展位1500余个；除了一些涉农的主流、综合媒体的广泛参与，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微博等新潮的传播方式也屡见不鲜。在展会现场，游戏竞赛互动、民俗歌舞表演、产品服务品鉴等多重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大大拓展了传统展会的表现形式，使“场内场外”都热闹非凡。
除了搭建展示平台，组委会还邀请了2000多家专业采购商，现场商务洽谈的气氛异常活跃。在场馆内，可以看到中粮我买网、京东生鲜、苏宁易购、苏果超市、深圳华润万家、深圳百果园、永辉超市、大润发、人人乐连锁商业、北京一亩田、沃尔玛等一批大型商超与知名电商的积极参与，充分实现产销对接。
借展会契机，“2018中国绿色食品发展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有机食品市场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期举行，政府机构代表、农业绿色发展和品牌研究领域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等共商农业绿色发展大计，全面分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来自IFOAM、Bioaudita等国际组织的多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形成了关于绿色、有机产业严谨、深入、富于建设性的讨论氛围。
价格、品质之后的标准博弈
此次博览会在邀请境外企业参与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凸显出我国绿色、有机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蓬勃动力。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家境外企业来到厦门，同时还有数十家境外采购商专程到会，展会国际来宾数量为历届博览会最多。
在有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背后，是标准的互认和博弈。据了解，有机农产品的概念来自于国际有机农业实践，在诞生始初就致力于将农业生产、日常劳作同地球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理想的一种相处方式，在经历了有机农业1.0、2.0时代之后，伴随着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一系列具体的有机规范和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2014年土耳其国际有机大会宣言中进一步更新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有机理念，即构建一个促使土地、生态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这也标志着有机农业来到了3.0时代。
在我国，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19630.1-2011》对有机食品的种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土壤转化、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有机农产品日益成为高端消费的代表，当前经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生产企业有1100多家、有机农产品4000多个。
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监管体系还没有实现等同互认，我国目前只和新西兰签订了有机标准的互认协议。除了国家层面，一些民间认证机构如获得他国的认可，那么经过该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也拥有相应国别的有机资质。
中绿华夏是农业农村部推动有机农业运动发展和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管理的专门机构，也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内第一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目前已经承接了80多家境外农产品企业的认证业务。在厦门展会上，其负责人张慧告诉记者，目前就国际农产品贸易来看，除了价格、质量、品牌层面的竞争，“标准”的博弈格外重要；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为中国有机标准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
以品牌化策略提振绿色、有机产业
近年来，品牌农业成为了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构成。一些优秀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正在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得绿色食品的数量在以每年6%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品牌农业按照生态化、标准化的理路发展。
以云南为例，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认证工作，直接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公用品牌联系起来。在2019年伊始，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就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评选管理办法》，今后每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十大名品”评选活动，参与的企业品牌必须是云南省境内生产、且获得了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认证产品。获奖的企业品牌将得到云南省级奖励，总金额超过4000万元。
在厦门展会上，农产品品牌与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相得益彰，“德清源鸡蛋”“北大荒长粒香”“洞庭山碧螺春”“乌珠穆沁羊肉”“中宁枸杞”等品牌一一亮相。在这些响亮的牌子背后，不再是单纯的广告策划、包装，人们更加看重由绿色、有机标准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
一些绿色环保农业投入品、农业环境与产品质量检测仪器设备、农产品加工储存包装设备也纷纷亮相，不少第三方农产品认证服务机构和电商服务平台也来寻求合作商机。其中，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成为了绿色、有机农产企业关注的焦点。杭州芒种公司提出了“中国农业品牌化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理念，其打造的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在本届绿博上受到广泛关注。芒种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巧佳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专注于农业领域的品牌战略研究、规划等以品牌化为引领的一站式服务，和绿色、有机认证品牌的合作能够充分挖掘彼此的潜力，为农产品品牌注入更多生态元素。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从2003年开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每年都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准入的基本条件；通过农业“走出去”和农产品市场营销财政专项的支持，由农业农村部组团参加德国纽伦堡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日本东京食品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并与IF？OAM、FIBL、ICROFS等国际知名机构开展生态农业的合作。（农民日报记者 韩啸 文/图）
图为外国友人在绿博会现场品尝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定制葡萄酒。
温馨提示：
“农民日报”APP是2018年年底新推出的农民日报社官方新媒体传播平台，汇集三农信息资讯、理论思考。各位读者可点击链接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https://t.cn/E4A95W3
2018年岁末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厦门展会的举办将绿色食品这一伴随我国农业农村改革成长壮大的新兴产业再一次推到了舆论的中央。当下的中国绿色食品工程已经摸索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的绿色农业新路，尤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绿色、有机食品既是先进农业发展理念的集合，也是农业农村转变生产方式、转换增长动能的抓手，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历经20多年打造，已经成为我国绿色食品精品展示的大窗口、产销对接的大平台、合作交流的大市场、思想碰撞的大盛会；透过厦门展会的盛况，可以窥见中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中的即时走向——这其中既顺应时代潮流、也不乏锐意创新。中国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营造高品质农产品消费氛围
在此次厦门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7个展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达到2253家，产品品种上万个。据组委会提供的权威数据，仅在三天的展会期间就实现订单交易额33.8亿元，除此之外还达成合作意向金额45.8亿元。其中绿博会参展企业1699家，实现订单交易额32亿元，比上届增长9.6%，意向成交金额40.2亿元；有机博览会参展企业554家，实现订单交易额1.8亿元，达成意向成交金额5.6亿元。
数字繁荣的背后，是消费群体中对绿色、有机食品为代表的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强的认同感。专程从福州赶过来的李女士感叹：“以前买农产品都是在集贸市场，不看牌子，也不关心产地，现在会更关注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多选择绿色、有机产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营造高品质农产品的市场氛围，此次厦门展会将绿色、有机两大精品展会合并举办，充分集中资源。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了3.7万平米的总展出面积，标准展位1500余个；除了一些涉农的主流、综合媒体的广泛参与，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微博等新潮的传播方式也屡见不鲜。在展会现场，游戏竞赛互动、民俗歌舞表演、产品服务品鉴等多重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大大拓展了传统展会的表现形式，使“场内场外”都热闹非凡。
除了搭建展示平台，组委会还邀请了2000多家专业采购商，现场商务洽谈的气氛异常活跃。在场馆内，可以看到中粮我买网、京东生鲜、苏宁易购、苏果超市、深圳华润万家、深圳百果园、永辉超市、大润发、人人乐连锁商业、北京一亩田、沃尔玛等一批大型商超与知名电商的积极参与，充分实现产销对接。
借展会契机，“2018中国绿色食品发展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有机食品市场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期举行，政府机构代表、农业绿色发展和品牌研究领域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等共商农业绿色发展大计，全面分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来自IFOAM、Bioaudita等国际组织的多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形成了关于绿色、有机产业严谨、深入、富于建设性的讨论氛围。
价格、品质之后的标准博弈
此次博览会在邀请境外企业参与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凸显出我国绿色、有机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蓬勃动力。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家境外企业来到厦门，同时还有数十家境外采购商专程到会，展会国际来宾数量为历届博览会最多。
在有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背后，是标准的互认和博弈。据了解，有机农产品的概念来自于国际有机农业实践，在诞生始初就致力于将农业生产、日常劳作同地球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理想的一种相处方式，在经历了有机农业1.0、2.0时代之后，伴随着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一系列具体的有机规范和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2014年土耳其国际有机大会宣言中进一步更新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有机理念，即构建一个促使土地、生态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这也标志着有机农业来到了3.0时代。
在我国，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19630.1-2011》对有机食品的种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土壤转化、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有机农产品日益成为高端消费的代表，当前经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生产企业有1100多家、有机农产品4000多个。
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监管体系还没有实现等同互认，我国目前只和新西兰签订了有机标准的互认协议。除了国家层面，一些民间认证机构如获得他国的认可，那么经过该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也拥有相应国别的有机资质。
中绿华夏是农业农村部推动有机农业运动发展和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管理的专门机构，也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内第一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目前已经承接了80多家境外农产品企业的认证业务。在厦门展会上，其负责人张慧告诉记者，目前就国际农产品贸易来看，除了价格、质量、品牌层面的竞争，“标准”的博弈格外重要；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为中国有机标准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
以品牌化策略提振绿色、有机产业
近年来，品牌农业成为了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构成。一些优秀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正在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得绿色食品的数量在以每年6%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品牌农业按照生态化、标准化的理路发展。
以云南为例，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认证工作，直接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公用品牌联系起来。在2019年伊始，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就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评选管理办法》，今后每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十大名品”评选活动，参与的企业品牌必须是云南省境内生产、且获得了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认证产品。获奖的企业品牌将得到云南省级奖励，总金额超过4000万元。
在厦门展会上，农产品品牌与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相得益彰，“德清源鸡蛋”“北大荒长粒香”“洞庭山碧螺春”“乌珠穆沁羊肉”“中宁枸杞”等品牌一一亮相。在这些响亮的牌子背后，不再是单纯的广告策划、包装，人们更加看重由绿色、有机标准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
一些绿色环保农业投入品、农业环境与产品质量检测仪器设备、农产品加工储存包装设备也纷纷亮相，不少第三方农产品认证服务机构和电商服务平台也来寻求合作商机。其中，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成为了绿色、有机农产企业关注的焦点。杭州芒种公司提出了“中国农业品牌化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理念，其打造的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在本届绿博上受到广泛关注。芒种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巧佳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专注于农业领域的品牌战略研究、规划等以品牌化为引领的一站式服务，和绿色、有机认证品牌的合作能够充分挖掘彼此的潜力，为农产品品牌注入更多生态元素。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从2003年开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每年都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准入的基本条件；通过农业“走出去”和农产品市场营销财政专项的支持，由农业农村部组团参加德国纽伦堡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日本东京食品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并与IF？OAM、FIBL、ICROFS等国际知名机构开展生态农业的合作。（农民日报记者 韩啸 文/图）
图为外国友人在绿博会现场品尝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定制葡萄酒。
温馨提示：
“农民日报”APP是2018年年底新推出的农民日报社官方新媒体传播平台，汇集三农信息资讯、理论思考。各位读者可点击链接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https://t.cn/E4A95W3
#房产微盘点# 【房企分化持续 “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没有规模就没有江湖地位，没有江湖地位就没有话语权”，这是房地产行业奉行的规则。房地产进入下半场，增量天花板若隐若现，要不要加杠杆做大规模成为困扰多家房企的难题。
2018年即将收尾时，上市8年的中弘股份被深交所摘牌，正式告别资本市场，压倒它的是超过百亿的逾期债务。
随着行业政策调控持续深入，融资渠道收紧，房企在加杠杆追求规模竞争的游戏中渐趋理性，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市场竞争格局已基本确立，资源进一步向龙头房企聚集，而由此引发中小房企陷入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同时规模房企进行多元转型，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犹如多米诺骨牌被推倒。
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市场下滑、行业规模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规模房企继续保持领跑的态势，全年累计销售增速仍保持了较高水平。
研究机构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千亿房企总数达29家，较2017年新增13家，规模型房企凭借广泛的布局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行业集中度加剧。其中碧桂园、万科、恒大以超过5000亿元的规模遥遥领先，形成第一梯队龙头企业。
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在2018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称，房地产未来一定是“大鱼吃小鱼”。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成交量趋于稳定，集中度的提升愈发明显，前十大地产商在不断蚕食小地产商的份额。“2017年年底，前十的地产商在全国销售占有率24%，2018年上半年已经到了30%，前三大占了15%。我们认为未来3~5年，集中度会到40%左右。”
龙头企业加速奔跑，中型房企拼命狂追，集中度持续快速提升。“两年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至少会减少三分之一。”有业内人士预测，这两年，规模房企将更加集中化，未来中小房企要么下沉到四五六线城市，要么就是在一二线城市的边缘位置，或者在当地城市里发挥他们当地的资源优势，跟全国性房企进行合作，然后为大企业提供前期拿地资源等支持。
一位行业前十强房企高管分析道，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购房者因为对中小房企资金链短缺问题心有余悸，更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品牌房企；对地方政府而言，规模大的品牌房企能带来土地溢价、产品规范和品质提升；另外供应商、金融机构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大房企，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最近有一位行业排名在70~80左右的高管来找我，他说能不能到我们公司来。为什么会跳槽呢？就是原来的平台不进则退，他浑身的本事发挥不出来，就会跳槽。未来人才流动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该高管说。
中小房企融资难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
行业老大哥万科在2018年9月底举行的秋季例会上，高调喊出“活下去”，一时间，引爆行业悲观情绪。在此之前，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在内部强调：“如果6300亿元回款目标未达成，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因为这说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能力做下去。”
如何“活下去”？在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看来，刚刚过去的2018年，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后，行业竞争格局已基本确立。“这种变化背后，身在其中的企业就面临一系列问题，谁的融资能力比较强，谁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谁的规模比较大，市场份额比较高，它就能在现阶段的市场生存下去。”
随着政策调控持续深入，央行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银保监会强调要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楼市。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加强对房地产资金的监管、银行暂停开发贷就是打在房企身上的一记重拳，房企融资压力凸显。但相对龙头房企而言，中小房企顶着更大的压力。
上述行业前十强房企高管分析称，央行对金融机构房贷审慎管理之后，限定给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总额度后，就导致中小房企没钱了。“每家银行不太一样，总体而言限定额大概是在20%左右。中小房企更多，多的人叫得更响，所以大家都说房企没钱了，但其实是中小房企没钱了。”
正如百强房企银亿股份(3.080, 0.06, 1.99%)日前发布公告称，因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致使2.99亿元公司债未能如期偿付。中弘股份则是更极端的例子，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面值，让其成为A股史上首个退市的上市房地产公司，压倒中弘股份的便是超过百亿的逾期债务。
在行业融资环境收紧、融资渠道受限的背景下，融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11月房企境内外发债综合成本达到8.54%，已经创下2015年以来单月融资成本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境外发债融资，房企境外发债平均融资成本11.47%，较前10月境外发债成本6.45%增长5.02个百分点。2018年1~11月，房企平均融资成本6.32%，较前10月的6.06%显著上升，超过2017年全年平均值。
有房企内部人士表示，现在13%是行业内一个基本融资成本，甚至还有18%、19%等更高的，部分房企正迎来融资“寒冬”。与此同时，部分房企资产负债表也正承受更大压力。
以某房企的发债状况为例，有媒体统计到，2018年以来，该企业共在上交所共提交了8次发债申请，其中仅有3次获批，1次终止，其余4次尚处在“已反馈”或者“已回复交易所意见”阶段。此外，2018年2月9日，该企业取消发行10亿元中期票据，5月23日再次取消了10亿元超短期融资发行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裁员也开始在地产圈弥漫。
业务布局多元化
行业集中度加剧，融资渠道收紧让很多房地产商对“地产”的态度开始变得讳莫如深，部分企业甚至不愿再提及“房地产”“地产”，甚至“置业”等字眼。
有多家房企进行了企业或分公司的名称变更，纷纷打出“去地产化”口号，谋求多元业务布局。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已有18家房企去掉了公司名称里的“地产”二字。
“所谓去地产化就是有一些多元化业务。房企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能力后，再去进行多元化布局，也是在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转型策略的表现。”张宏伟认为。
转型升级浪潮中，凭借巨大的存量市场空间和政策红利，长租公寓业务备受青睐，吸引了诸如融创、保利、龙湖、华润置地等多家标杆房企入局。不过，2018年下半年以来，多家长租公寓运营商被爆资金链断裂，行业盈利难题仍待破解。
据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介绍，目前长租公寓市场参与者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有中介基因的运营机构，这类机构的优势是运营时间长，离房源近，房源获取以分散式为主；二是房地产开发商，房源以集中式为主，目前头部房企基本全部都已进入长租公寓这个赛道；三是具有酒店运营背景的企业，核心优势是运营能力。
“2018年由于租金贷受限制，资金端被抽血，整个市场由过去跑马圈地状态快速进入整合洗牌阶段。”杨现领表示。
除继续在长租公寓、产业地产、养老地产等领域深入拓展之外，多家房企已将目光投向全新的领域。
据了解，201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包括第一梯队的碧桂园、恒大和万科，也都纷纷砸下重金向机器人(13.770, 0.48, 3.61%)、汽车、物流等新的产业进行拓展；龙湖、保利等第二梯队的房企也纷纷更名去地产化，“去地产化”俨然成为一种行业风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房企加入其中。
但各大房企进军不同领域却折戟而归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FF争夺战、万通跨界造车失手等，寻找新的突破口并非易事。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8年即将收尾时，上市8年的中弘股份被深交所摘牌，正式告别资本市场，压倒它的是超过百亿的逾期债务。
随着行业政策调控持续深入，融资渠道收紧，房企在加杠杆追求规模竞争的游戏中渐趋理性，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市场竞争格局已基本确立，资源进一步向龙头房企聚集，而由此引发中小房企陷入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同时规模房企进行多元转型，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犹如多米诺骨牌被推倒。
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市场下滑、行业规模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规模房企继续保持领跑的态势，全年累计销售增速仍保持了较高水平。
研究机构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千亿房企总数达29家，较2017年新增13家，规模型房企凭借广泛的布局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行业集中度加剧。其中碧桂园、万科、恒大以超过5000亿元的规模遥遥领先，形成第一梯队龙头企业。
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在2018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称，房地产未来一定是“大鱼吃小鱼”。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成交量趋于稳定，集中度的提升愈发明显，前十大地产商在不断蚕食小地产商的份额。“2017年年底，前十的地产商在全国销售占有率24%，2018年上半年已经到了30%，前三大占了15%。我们认为未来3~5年，集中度会到40%左右。”
龙头企业加速奔跑，中型房企拼命狂追，集中度持续快速提升。“两年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至少会减少三分之一。”有业内人士预测，这两年，规模房企将更加集中化，未来中小房企要么下沉到四五六线城市，要么就是在一二线城市的边缘位置，或者在当地城市里发挥他们当地的资源优势，跟全国性房企进行合作，然后为大企业提供前期拿地资源等支持。
一位行业前十强房企高管分析道，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购房者因为对中小房企资金链短缺问题心有余悸，更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品牌房企；对地方政府而言，规模大的品牌房企能带来土地溢价、产品规范和品质提升；另外供应商、金融机构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大房企，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最近有一位行业排名在70~80左右的高管来找我，他说能不能到我们公司来。为什么会跳槽呢？就是原来的平台不进则退，他浑身的本事发挥不出来，就会跳槽。未来人才流动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该高管说。
中小房企融资难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
行业老大哥万科在2018年9月底举行的秋季例会上，高调喊出“活下去”，一时间，引爆行业悲观情绪。在此之前，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在内部强调：“如果6300亿元回款目标未达成，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因为这说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能力做下去。”
如何“活下去”？在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看来，刚刚过去的2018年，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后，行业竞争格局已基本确立。“这种变化背后，身在其中的企业就面临一系列问题，谁的融资能力比较强，谁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谁的规模比较大，市场份额比较高，它就能在现阶段的市场生存下去。”
随着政策调控持续深入，央行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银保监会强调要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楼市。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加强对房地产资金的监管、银行暂停开发贷就是打在房企身上的一记重拳，房企融资压力凸显。但相对龙头房企而言，中小房企顶着更大的压力。
上述行业前十强房企高管分析称，央行对金融机构房贷审慎管理之后，限定给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总额度后，就导致中小房企没钱了。“每家银行不太一样，总体而言限定额大概是在20%左右。中小房企更多，多的人叫得更响，所以大家都说房企没钱了，但其实是中小房企没钱了。”
正如百强房企银亿股份(3.080, 0.06, 1.99%)日前发布公告称，因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致使2.99亿元公司债未能如期偿付。中弘股份则是更极端的例子，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面值，让其成为A股史上首个退市的上市房地产公司，压倒中弘股份的便是超过百亿的逾期债务。
在行业融资环境收紧、融资渠道受限的背景下，融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11月房企境内外发债综合成本达到8.54%，已经创下2015年以来单月融资成本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境外发债融资，房企境外发债平均融资成本11.47%，较前10月境外发债成本6.45%增长5.02个百分点。2018年1~11月，房企平均融资成本6.32%，较前10月的6.06%显著上升，超过2017年全年平均值。
有房企内部人士表示，现在13%是行业内一个基本融资成本，甚至还有18%、19%等更高的，部分房企正迎来融资“寒冬”。与此同时，部分房企资产负债表也正承受更大压力。
以某房企的发债状况为例，有媒体统计到，2018年以来，该企业共在上交所共提交了8次发债申请，其中仅有3次获批，1次终止，其余4次尚处在“已反馈”或者“已回复交易所意见”阶段。此外，2018年2月9日，该企业取消发行10亿元中期票据，5月23日再次取消了10亿元超短期融资发行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裁员也开始在地产圈弥漫。
业务布局多元化
行业集中度加剧，融资渠道收紧让很多房地产商对“地产”的态度开始变得讳莫如深，部分企业甚至不愿再提及“房地产”“地产”，甚至“置业”等字眼。
有多家房企进行了企业或分公司的名称变更，纷纷打出“去地产化”口号，谋求多元业务布局。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已有18家房企去掉了公司名称里的“地产”二字。
“所谓去地产化就是有一些多元化业务。房企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能力后，再去进行多元化布局，也是在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转型策略的表现。”张宏伟认为。
转型升级浪潮中，凭借巨大的存量市场空间和政策红利，长租公寓业务备受青睐，吸引了诸如融创、保利、龙湖、华润置地等多家标杆房企入局。不过，2018年下半年以来，多家长租公寓运营商被爆资金链断裂，行业盈利难题仍待破解。
据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介绍，目前长租公寓市场参与者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有中介基因的运营机构，这类机构的优势是运营时间长，离房源近，房源获取以分散式为主；二是房地产开发商，房源以集中式为主，目前头部房企基本全部都已进入长租公寓这个赛道；三是具有酒店运营背景的企业，核心优势是运营能力。
“2018年由于租金贷受限制，资金端被抽血，整个市场由过去跑马圈地状态快速进入整合洗牌阶段。”杨现领表示。
除继续在长租公寓、产业地产、养老地产等领域深入拓展之外，多家房企已将目光投向全新的领域。
据了解，201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包括第一梯队的碧桂园、恒大和万科，也都纷纷砸下重金向机器人(13.770, 0.48, 3.61%)、汽车、物流等新的产业进行拓展；龙湖、保利等第二梯队的房企也纷纷更名去地产化，“去地产化”俨然成为一种行业风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房企加入其中。
但各大房企进军不同领域却折戟而归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FF争夺战、万通跨界造车失手等，寻找新的突破口并非易事。
来源：中国经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