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火烧了9家店铺，法院判决起火商户承担商户一半损失，二审判决前被告转移房产将名下房子1元卖给儿媳】43岁的陕西丹凤人周师傅三年前在西安市鄠邑区沣京路宝花家居广场开了一家家具店。2019年1月18日晚，一场大火烧了周师傅800平方米的店铺，还有广场内的两家家具店和一些临街门面房，共计9家商铺。后经消防部门调查，起火部位为临街商铺的伟星管业（营业执照为增盛建材水暖店）办公室西墙北部上方，起火原因排除人为放火，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火灾发生。
为给厂家还债，周师傅和其他6家商户将增盛建材水暖店和宝花家居广场的法定代表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起火商户增盛建材水暖店承担50%的损失，需给7户赔付共计123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承担30%的损失，个人承担20%损失。周师傅说，经评估，他的店铺在此次火灾中的损失为77.8万余元。按照法院判决，增盛建材水暖店需赔偿38.9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需赔偿23.3万余元。一审周师傅方胜诉后，对方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3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以为胜诉了就能拿到赔偿，没想到增盛建材水暖店的法定代表人弋某竟将名下的房产1元出卖了。“宝花家居广场的赔偿金在二审判决后很快就给付了，增盛建材水暖店的赔偿迟迟不给。”同样维权的肉夹馍店老板黄女士说，“我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说弋某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法官让我们寻找对方的财产线索，我们发现她名下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将线索提供给法官。法官查询后，说这个房子被弋某以一元的价格卖掉且已办理了权属登记。”黄女士说，弋某卖房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一审胜诉、对方不服上诉的时候，这分明就是恶意转移资财、逃避赔偿。法官让我们7家商户就弋某卖房一事再打一场官司。”
2020年5月，周师傅等人又开始打房产纠纷的官司。同年5月14日，鄠邑区法院对维权商户们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查封了弋某卖掉的位于鄠邑区天裕丰苑14号楼的一套房产，查封期为三年。
记者在2020年7月20日的判决书上看到，买房人郑某是弋某的儿媳妇。庭审中，郑某辩称，2008年弋某借款交了首付款，后借款由弋某的两个儿子偿还。郑某和其次子订婚前就与弋某进行了分家析产，约定该房分配给丈夫陶某，婚后郑某就入住并实际占用和使用该房屋，且由其和丈夫共同支付月供。2019年12月，在付清该房屋的银行贷款后，弋某通过赠与方式将该房屋过户到她名下，为减少税费额，故对房屋价款约定为1元。与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并非“为逃避债务”而恶意串通。
法院认为，弋某是在一审判决后、二审判决作出前，与儿媳郑某签订买卖合同的，弋某明知对商户们负有债务且案件正在审理中，仍与儿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此举对商户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弋某的分家协议属于家庭内部协议，法院不予采信，故判决弋某与儿媳郑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官司胜了，商户们却依然拿不到钱。法官告诉他们房子强制执行不了，因为里住进去一位老太太，不能强制执行，一是老人年龄大了，二是因为疫情。周师傅和同参与维权的商户吴先生认为法官不作为。吴先生说，“我们调查过，老人在农村有自建的很气派的楼房，这个线索我们给法官提供了，法官说这事跟此案没关系。”吴先生、周师傅等人将法官投诉到西安市中院，鄠邑法院遂将弋某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没进展了。
近日，华商报记者来到鄠邑区法院。办理此案的白法官说，此前给弋某做过几次笔录，也讲明了政策，对方明确表示不腾房，“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好了，按‘拒执罪’要关她，可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只能等疫情缓解一些再说。”对于之前将弋某拘留一事，白法官表示，那是经法院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沟通后才将人关进去的。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赵良善认为：弋某在私下转移房产失败后，又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拒不腾房，造成法院执行无法进行，曾因此被法院司法拘留过一次，但弋某仍不腾房，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弋某上述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追究弋某的刑事责任。赵良善说，疫情或许会影响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但法院不能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不羁押犯罪嫌疑人，像弋某这种拒不执行裁判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且给索赔商户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法院应当与当地公安机关及看守所积极沟通，尽早办理相关手续，以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久拖不决。（华商报）
为给厂家还债，周师傅和其他6家商户将增盛建材水暖店和宝花家居广场的法定代表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起火商户增盛建材水暖店承担50%的损失，需给7户赔付共计123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承担30%的损失，个人承担20%损失。周师傅说，经评估，他的店铺在此次火灾中的损失为77.8万余元。按照法院判决，增盛建材水暖店需赔偿38.9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需赔偿23.3万余元。一审周师傅方胜诉后，对方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3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以为胜诉了就能拿到赔偿，没想到增盛建材水暖店的法定代表人弋某竟将名下的房产1元出卖了。“宝花家居广场的赔偿金在二审判决后很快就给付了，增盛建材水暖店的赔偿迟迟不给。”同样维权的肉夹馍店老板黄女士说，“我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说弋某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法官让我们寻找对方的财产线索，我们发现她名下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将线索提供给法官。法官查询后，说这个房子被弋某以一元的价格卖掉且已办理了权属登记。”黄女士说，弋某卖房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一审胜诉、对方不服上诉的时候，这分明就是恶意转移资财、逃避赔偿。法官让我们7家商户就弋某卖房一事再打一场官司。”
2020年5月，周师傅等人又开始打房产纠纷的官司。同年5月14日，鄠邑区法院对维权商户们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查封了弋某卖掉的位于鄠邑区天裕丰苑14号楼的一套房产，查封期为三年。
记者在2020年7月20日的判决书上看到，买房人郑某是弋某的儿媳妇。庭审中，郑某辩称，2008年弋某借款交了首付款，后借款由弋某的两个儿子偿还。郑某和其次子订婚前就与弋某进行了分家析产，约定该房分配给丈夫陶某，婚后郑某就入住并实际占用和使用该房屋，且由其和丈夫共同支付月供。2019年12月，在付清该房屋的银行贷款后，弋某通过赠与方式将该房屋过户到她名下，为减少税费额，故对房屋价款约定为1元。与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并非“为逃避债务”而恶意串通。
法院认为，弋某是在一审判决后、二审判决作出前，与儿媳郑某签订买卖合同的，弋某明知对商户们负有债务且案件正在审理中，仍与儿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此举对商户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弋某的分家协议属于家庭内部协议，法院不予采信，故判决弋某与儿媳郑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官司胜了，商户们却依然拿不到钱。法官告诉他们房子强制执行不了，因为里住进去一位老太太，不能强制执行，一是老人年龄大了，二是因为疫情。周师傅和同参与维权的商户吴先生认为法官不作为。吴先生说，“我们调查过，老人在农村有自建的很气派的楼房，这个线索我们给法官提供了，法官说这事跟此案没关系。”吴先生、周师傅等人将法官投诉到西安市中院，鄠邑法院遂将弋某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没进展了。
近日，华商报记者来到鄠邑区法院。办理此案的白法官说，此前给弋某做过几次笔录，也讲明了政策，对方明确表示不腾房，“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好了，按‘拒执罪’要关她，可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只能等疫情缓解一些再说。”对于之前将弋某拘留一事，白法官表示，那是经法院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沟通后才将人关进去的。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赵良善认为：弋某在私下转移房产失败后，又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拒不腾房，造成法院执行无法进行，曾因此被法院司法拘留过一次，但弋某仍不腾房，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弋某上述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追究弋某的刑事责任。赵良善说，疫情或许会影响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但法院不能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不羁押犯罪嫌疑人，像弋某这种拒不执行裁判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且给索赔商户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法院应当与当地公安机关及看守所积极沟通，尽早办理相关手续，以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久拖不决。（华商报）
【一场大火烧了9家店铺，法院判决起火商户承担商户一半损失，二审判决前#被告转移房产将名下房子1元卖给儿媳#】43岁的陕西丹凤人周师傅三年前在西安市鄠邑区沣京路宝花家居广场开了一家家具店。2019年1月18日晚，一场大火烧了周师傅800平方米的店铺，还有广场内的两家家具店和一些临街门面房，共计9家商铺。后经消防部门调查，起火部位为临街商铺的伟星管业（营业执照为增盛建材水暖店）办公室西墙北部上方，起火原因排除人为放火，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火灾发生。
为给厂家还债，周师傅和其他6家商户将增盛建材水暖店和宝花家居广场的法定代表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起火商户增盛建材水暖店承担50%的损失，需给7户赔付共计123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承担30%的损失，个人承担20%损失。周师傅说，经评估，他的店铺在此次火灾中的损失为77.8万余元。按照法院判决，增盛建材水暖店需赔偿38.9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需赔偿23.3万余元。一审周师傅方胜诉后，对方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3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以为胜诉了就能拿到赔偿，没想到增盛建材水暖店的法定代表人弋某竟将名下的房产1元出卖了。“宝花家居广场的赔偿金在二审判决后很快就给付了，增盛建材水暖店的赔偿迟迟不给。”同样维权的肉夹馍店老板黄女士说，“我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说弋某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法官让我们寻找对方的财产线索，我们发现她名下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将线索提供给法官。法官查询后，说这个房子被弋某以一元的价格卖掉且已办理了权属登记。”黄女士说，弋某卖房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一审胜诉、对方不服上诉的时候，这分明就是恶意转移资财、逃避赔偿。法官让我们7家商户就弋某卖房一事再打一场官司。”
2020年5月，周师傅等人又开始打房产纠纷的官司。同年5月14日，鄠邑区法院对维权商户们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查封了弋某卖掉的位于鄠邑区天裕丰苑14号楼的一套房产，查封期为三年。
记者在2020年7月20日的判决书上看到，买房人郑某是弋某的儿媳妇。庭审中，郑某辩称，2008年弋某借款交了首付款，后借款由弋某的两个儿子偿还。郑某和其次子订婚前就与弋某进行了分家析产，约定该房分配给丈夫陶某，婚后郑某就入住并实际占用和使用该房屋，且由其和丈夫共同支付月供。2019年12月，在付清该房屋的银行贷款后，弋某通过赠与方式将该房屋过户到她名下，为减少税费额，故对房屋价款约定为1元。与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并非“为逃避债务”而恶意串通。
法院认为，弋某是在一审判决后、二审判决作出前，与儿媳郑某签订买卖合同的，弋某明知对商户们负有债务且案件正在审理中，仍与儿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此举对商户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弋某的分家协议属于家庭内部协议，法院不予采信，故判决弋某与儿媳郑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官司胜了，商户们却依然拿不到钱。法官告诉他们房子强制执行不了，因为里住进去一位老太太，不能强制执行，一是老人年龄大了，二是因为疫情。周师傅和同参与维权的商户吴先生认为法官不作为。吴先生说，“我们调查过，老人在农村有自建的很气派的楼房，这个线索我们给法官提供了，法官说这事跟此案没关系。”吴先生、周师傅等人将法官投诉到西安市中院，鄠邑法院遂将弋某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没进展了。
近日，华商报记者来到鄠邑区法院。办理此案的白法官说，此前给弋某做过几次笔录，也讲明了政策，对方明确表示不腾房，“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好了，按‘拒执罪’要关她，可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只能等疫情缓解一些再说。”对于之前将弋某拘留一事，白法官表示，那是经法院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沟通后才将人关进去的。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赵良善认为：弋某在私下转移房产失败后，又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拒不腾房，造成法院执行无法进行，曾因此被法院司法拘留过一次，但弋某仍不腾房，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弋某上述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追究弋某的刑事责任。赵良善说，疫情或许会影响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但法院不能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不羁押犯罪嫌疑人，像弋某这种拒不执行裁判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且给索赔商户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法院应当与当地公安机关及看守所积极沟通，尽早办理相关手续，以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久拖不决。（华商报）
为给厂家还债，周师傅和其他6家商户将增盛建材水暖店和宝花家居广场的法定代表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起火商户增盛建材水暖店承担50%的损失，需给7户赔付共计123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承担30%的损失，个人承担20%损失。周师傅说，经评估，他的店铺在此次火灾中的损失为77.8万余元。按照法院判决，增盛建材水暖店需赔偿38.9万余元，宝花家居广场需赔偿23.3万余元。一审周师傅方胜诉后，对方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3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以为胜诉了就能拿到赔偿，没想到增盛建材水暖店的法定代表人弋某竟将名下的房产1元出卖了。“宝花家居广场的赔偿金在二审判决后很快就给付了，增盛建材水暖店的赔偿迟迟不给。”同样维权的肉夹馍店老板黄女士说，“我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说弋某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法官让我们寻找对方的财产线索，我们发现她名下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将线索提供给法官。法官查询后，说这个房子被弋某以一元的价格卖掉且已办理了权属登记。”黄女士说，弋某卖房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一审胜诉、对方不服上诉的时候，这分明就是恶意转移资财、逃避赔偿。法官让我们7家商户就弋某卖房一事再打一场官司。”
2020年5月，周师傅等人又开始打房产纠纷的官司。同年5月14日，鄠邑区法院对维权商户们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查封了弋某卖掉的位于鄠邑区天裕丰苑14号楼的一套房产，查封期为三年。
记者在2020年7月20日的判决书上看到，买房人郑某是弋某的儿媳妇。庭审中，郑某辩称，2008年弋某借款交了首付款，后借款由弋某的两个儿子偿还。郑某和其次子订婚前就与弋某进行了分家析产，约定该房分配给丈夫陶某，婚后郑某就入住并实际占用和使用该房屋，且由其和丈夫共同支付月供。2019年12月，在付清该房屋的银行贷款后，弋某通过赠与方式将该房屋过户到她名下，为减少税费额，故对房屋价款约定为1元。与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并非“为逃避债务”而恶意串通。
法院认为，弋某是在一审判决后、二审判决作出前，与儿媳郑某签订买卖合同的，弋某明知对商户们负有债务且案件正在审理中，仍与儿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此举对商户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弋某的分家协议属于家庭内部协议，法院不予采信，故判决弋某与儿媳郑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官司胜了，商户们却依然拿不到钱。法官告诉他们房子强制执行不了，因为里住进去一位老太太，不能强制执行，一是老人年龄大了，二是因为疫情。周师傅和同参与维权的商户吴先生认为法官不作为。吴先生说，“我们调查过，老人在农村有自建的很气派的楼房，这个线索我们给法官提供了，法官说这事跟此案没关系。”吴先生、周师傅等人将法官投诉到西安市中院，鄠邑法院遂将弋某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没进展了。
近日，华商报记者来到鄠邑区法院。办理此案的白法官说，此前给弋某做过几次笔录，也讲明了政策，对方明确表示不腾房，“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好了，按‘拒执罪’要关她，可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只能等疫情缓解一些再说。”对于之前将弋某拘留一事，白法官表示，那是经法院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沟通后才将人关进去的。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赵良善认为：弋某在私下转移房产失败后，又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拒不腾房，造成法院执行无法进行，曾因此被法院司法拘留过一次，但弋某仍不腾房，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弋某上述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追究弋某的刑事责任。赵良善说，疫情或许会影响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但法院不能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不羁押犯罪嫌疑人，像弋某这种拒不执行裁判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且给索赔商户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法院应当与当地公安机关及看守所积极沟通，尽早办理相关手续，以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久拖不决。（华商报）
又呈吴郎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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