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中农富通联合f学高材生竟让法务人员血汗劳动成果付诸东流
我的名字是黄薇（化名）。我是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富.通）的一名法务人员，负责中.农.富.通与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重工）之间的采gou合同J纷的事务处理。后来，因为要走商事仲裁程序，我方需选择一名仲裁员。应中.农.富.通的要求，他们要选择北京之外的仲裁员。我便联系了上海复旦大学Fa学博士研究生左某洛，由他选择了一名复旦大学的老师作为仲裁员。后来，左某洛也加入了这个案子，但是因为左某洛忙于其他事情，商事仲裁的事情他Ji少过问，只是有时候和我一起到中.农.富.通去一趟，左某洛一直承诺，由他负责选的仲裁员老师进行沟通。
庭审顺利推进 但中.农.富.通的相关人员却出现了很多异常行为
2020年一月十七号，中国Guo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开庭。开庭过程持续4个多小时，我是开庭的主要力量，当时开庭效果很好。但是开庭之后，中.农.富.通跟着去开庭的张某珍和李某就开始对我吹毛求疵地挑毛病。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付出了很大努力，开庭效果也很好。但因为连日的工作很累，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是记得在仲裁庭的时候张某珍要了左某洛的联.系.方.式。
应仲裁庭要求春节之后要提交补充证据材料，我春节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准备。让我觉得纳闷的是，中.农.富.通的联系人突然变得不跟我联系了。但此时我也没有多想，很努力地完成各项需提交的材料，交给中.农.富.通。材料由中.农.富.通交给仲裁庭之后，仲裁庭秘书给我联系，说是案件违约金变了，但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马上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说是左某洛让他们这么写的。我电.话问左某洛，左某洛又说：“不是我让他们这么改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我让中.农.富.通把提交给仲裁庭的资料给我，中.农.富.通怎.么也不肯提供。再然后，我在办公室发现了一些资料，中.农.富.通的刘某说：“这些材料都是左某洛让他们这么弄的”。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我写的资料中.农.富.通没有交，春节后的材料都是左某洛写的。而左某洛却说他什么也没做。
我问中.农.富.通的李某，结果李某很凶地说左某洛春节之前到公司来过。我忽然想起来，春节之前，我责备左某洛为什么要给对方30天的补充证据的期限，左某洛说过我：“你再有情绪，就把你踢出去，你信不信？”那个时候我问张某珍，张某珍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案子你还是主力。”
中.农.富.通通过这种不妥当的方式将我踢除团队 且报酬方面一再推脱
因为我和中.农.富.通有劳动关系，再加上我本身也很认真地做事情。2020年3-5月，一直都是我在负责案子的事情，书写资料，面对国机重工的反请求提交证据。但奇怪的是，中.农.富.通约左某洛谈事情，基本不.让我参与。2020年5月他们提出加律师进来，加代理人的申请书还是我起草的。后来，左某洛联.系.我说：“申请加律师进来，我就退出，律师加进来之后谁主办呢？这是个问题，所以我退出。你也退出吧。”我觉得不太对劲，也没有回左某洛的话。后来我发现，左某洛根本就不会退出这个案子。新加入律师之后，他们组建了新的工作群，而我被排除在外。左某洛给我说：“在法律上来讲你没有被踢出去，但是从事实上来讲，你已经被踢出去了”。
经过我的询问，张某珍不告诉开庭时间。左某洛也三番五次推脱不知道。后来，我只能多次询问张某珍和左某洛。但他们都对我进行人格侮Ru，非常过分。因劳动合同到期，张某珍和我签了一份劳务合同，承诺说：“虽然不.让你参与开庭了，但是按照约定，等回款到了，承诺给你按回款金额的百分之1.5给你报酬”。后来，张某珍告诉我说，2021年12月25日出裁决。2021年12月底，张某珍又说还没有收到裁决书。2022年1月中下旬，张某珍又说还没有消息，反正就是各种推脱，一直说有消息再告诉你。但我通过企查查得知，案Jian到了执行程序，中.农.富.通胜诉了，国机重工向中.农.富.通付人M币21574770元。这证明他们根本无意告诉我消息，一再推脱！
在这之后，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承诺给我费用，让我过去谈。我到中.农.富.通，张某珍和李某承诺费用会给，因为是在撤裁期间内，让我6月份再去谈费用。2022年5月底，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说让我六月份过去谈。2022年6月8日我联系张某珍，说让他们15号之前给个答复。15号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还是让我过去公司一趟。6月20日下午，我到中.农.富.通，李某说，张某珍刚把我要钱的事情告诉他。我表示十分震惊，也就是说张某珍之前在撒谎，他们也没考虑过给钱的事情。20号，李某问我zui低接受多.少钱，我说25万。李某说两天内回复我。后来他回复我说要钱要有依据，原来他们就没想过给钱，一直在耍我。后来中.农.富.通的法务给我打电..话，说给2万块钱解.决事情。
他们的一番Cao作实在让人气愤 完全是在欺负一个劳动者的心血付出！
根据上述我的个人经历可知，他们完全是在践踏我的心血和付出，践踏劳动者的合F权益。第.一，在之前的工作当中，我给他们相关公司要过来很多钱。而且我在工作当中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熬了很多个夜，兢兢业业，扛起大梁。虽然这是我份内的事情，但也要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
第.二，中.农.富.通不想让我参与这个案子的，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地让我浪费大量的精力？而且中.农.富.通一直承诺给我费用，为什么到该给的时候又不给呢，还让我跑过两趟，摆明了就是耍人玩。
第三，中.农.富.通的负责人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张某柱，2020年春节之前他还和我说工作的事情，说春节之后让我和他见面，把工作思路再理一下。春节之后，我再联系他，他就不回复我的信息了。一个大学老师和手底下干活的人，如此出尔反尔，如此愚弄我一个女生，真是不讲诚信。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请各位网友们帮帮忙，帮我转发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请相关部门介入此事，帮我争取我的合F权益。
——本稿件由当事人提供发布，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平台及媒体无关，禁止转载和借用。
我的名字是黄薇（化名）。我是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富.通）的一名法务人员，负责中.农.富.通与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重工）之间的采gou合同J纷的事务处理。后来，因为要走商事仲裁程序，我方需选择一名仲裁员。应中.农.富.通的要求，他们要选择北京之外的仲裁员。我便联系了上海复旦大学Fa学博士研究生左某洛，由他选择了一名复旦大学的老师作为仲裁员。后来，左某洛也加入了这个案子，但是因为左某洛忙于其他事情，商事仲裁的事情他Ji少过问，只是有时候和我一起到中.农.富.通去一趟，左某洛一直承诺，由他负责选的仲裁员老师进行沟通。
庭审顺利推进 但中.农.富.通的相关人员却出现了很多异常行为
2020年一月十七号，中国Guo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开庭。开庭过程持续4个多小时，我是开庭的主要力量，当时开庭效果很好。但是开庭之后，中.农.富.通跟着去开庭的张某珍和李某就开始对我吹毛求疵地挑毛病。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付出了很大努力，开庭效果也很好。但因为连日的工作很累，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是记得在仲裁庭的时候张某珍要了左某洛的联.系.方.式。
应仲裁庭要求春节之后要提交补充证据材料，我春节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准备。让我觉得纳闷的是，中.农.富.通的联系人突然变得不跟我联系了。但此时我也没有多想，很努力地完成各项需提交的材料，交给中.农.富.通。材料由中.农.富.通交给仲裁庭之后，仲裁庭秘书给我联系，说是案件违约金变了，但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马上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说是左某洛让他们这么写的。我电.话问左某洛，左某洛又说：“不是我让他们这么改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我让中.农.富.通把提交给仲裁庭的资料给我，中.农.富.通怎.么也不肯提供。再然后，我在办公室发现了一些资料，中.农.富.通的刘某说：“这些材料都是左某洛让他们这么弄的”。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我写的资料中.农.富.通没有交，春节后的材料都是左某洛写的。而左某洛却说他什么也没做。
我问中.农.富.通的李某，结果李某很凶地说左某洛春节之前到公司来过。我忽然想起来，春节之前，我责备左某洛为什么要给对方30天的补充证据的期限，左某洛说过我：“你再有情绪，就把你踢出去，你信不信？”那个时候我问张某珍，张某珍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案子你还是主力。”
中.农.富.通通过这种不妥当的方式将我踢除团队 且报酬方面一再推脱
因为我和中.农.富.通有劳动关系，再加上我本身也很认真地做事情。2020年3-5月，一直都是我在负责案子的事情，书写资料，面对国机重工的反请求提交证据。但奇怪的是，中.农.富.通约左某洛谈事情，基本不.让我参与。2020年5月他们提出加律师进来，加代理人的申请书还是我起草的。后来，左某洛联.系.我说：“申请加律师进来，我就退出，律师加进来之后谁主办呢？这是个问题，所以我退出。你也退出吧。”我觉得不太对劲，也没有回左某洛的话。后来我发现，左某洛根本就不会退出这个案子。新加入律师之后，他们组建了新的工作群，而我被排除在外。左某洛给我说：“在法律上来讲你没有被踢出去，但是从事实上来讲，你已经被踢出去了”。
经过我的询问，张某珍不告诉开庭时间。左某洛也三番五次推脱不知道。后来，我只能多次询问张某珍和左某洛。但他们都对我进行人格侮Ru，非常过分。因劳动合同到期，张某珍和我签了一份劳务合同，承诺说：“虽然不.让你参与开庭了，但是按照约定，等回款到了，承诺给你按回款金额的百分之1.5给你报酬”。后来，张某珍告诉我说，2021年12月25日出裁决。2021年12月底，张某珍又说还没有收到裁决书。2022年1月中下旬，张某珍又说还没有消息，反正就是各种推脱，一直说有消息再告诉你。但我通过企查查得知，案Jian到了执行程序，中.农.富.通胜诉了，国机重工向中.农.富.通付人M币21574770元。这证明他们根本无意告诉我消息，一再推脱！
在这之后，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承诺给我费用，让我过去谈。我到中.农.富.通，张某珍和李某承诺费用会给，因为是在撤裁期间内，让我6月份再去谈费用。2022年5月底，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说让我六月份过去谈。2022年6月8日我联系张某珍，说让他们15号之前给个答复。15号我联系张某珍，张某珍还是让我过去公司一趟。6月20日下午，我到中.农.富.通，李某说，张某珍刚把我要钱的事情告诉他。我表示十分震惊，也就是说张某珍之前在撒谎，他们也没考虑过给钱的事情。20号，李某问我zui低接受多.少钱，我说25万。李某说两天内回复我。后来他回复我说要钱要有依据，原来他们就没想过给钱，一直在耍我。后来中.农.富.通的法务给我打电..话，说给2万块钱解.决事情。
他们的一番Cao作实在让人气愤 完全是在欺负一个劳动者的心血付出！
根据上述我的个人经历可知，他们完全是在践踏我的心血和付出，践踏劳动者的合F权益。第.一，在之前的工作当中，我给他们相关公司要过来很多钱。而且我在工作当中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熬了很多个夜，兢兢业业，扛起大梁。虽然这是我份内的事情，但也要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
第.二，中.农.富.通不想让我参与这个案子的，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地让我浪费大量的精力？而且中.农.富.通一直承诺给我费用，为什么到该给的时候又不给呢，还让我跑过两趟，摆明了就是耍人玩。
第三，中.农.富.通的负责人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张某柱，2020年春节之前他还和我说工作的事情，说春节之后让我和他见面，把工作思路再理一下。春节之后，我再联系他，他就不回复我的信息了。一个大学老师和手底下干活的人，如此出尔反尔，如此愚弄我一个女生，真是不讲诚信。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请各位网友们帮帮忙，帮我转发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请相关部门介入此事，帮我争取我的合F权益。
——本稿件由当事人提供发布，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平台及媒体无关，禁止转载和借用。
#法硕[超话]# #法律人王晓维[超话]# #重庆一空调维修工意外坠亡#
6月22日下午，重庆九龙坡区直港大道附近一名男子在室外维修空调时发生意外，从15楼坠落下来，不幸身亡。有网友关心，本案的“雇主”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个人意见是不需要。
“雇主”与空调修理人/修理公司之间发生的是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本案已曝光和我已看到的资料分析，定作人对本案的指示或者选任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责任。
6月22日下午，重庆九龙坡区直港大道附近一名男子在室外维修空调时发生意外，从15楼坠落下来，不幸身亡。有网友关心，本案的“雇主”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个人意见是不需要。
“雇主”与空调修理人/修理公司之间发生的是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本案已曝光和我已看到的资料分析，定作人对本案的指示或者选任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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