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看网络内容治理标准的新变化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全国网信工作会议对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总体要求，针对目前互联网内容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从一系列新技术、新应用对网络内容建设提出的新挑战入手，瞄准更高层面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的目标，即全面提升网络内容治理效果，全面优化并重构网络内容生态结构，以系统化思维和网络生态治理的全新理念，为当前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提供了更综合、更系统也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规定》以系统化思维和更为综合的量化指标，丰富完善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标准，为网络信息生态建设确立了基本的内容标准体系。《规定》之前的互联网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发布了一系列内容标准。与其他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比，《规定》除了首次以网络生态治理理念来统领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外，还对信息内容治理的核心对象，即内容标准提出了更为系统、更为综合的方案。《规定》的内容生态治理思路，与以往的规定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或突破。
首先，以往的相关规定，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九不准”要求，出发点是防止特定类型的内容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进入到网络空间，属于较为典型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违规者，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采取的都是以事后处罚为主的措施。这种方式相当于给相关人员规定一个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内容上限，也称为传播的内容高压线。
大量能够传播的内容，只能采取排除法，即不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就可以制作、传播和消费。也就是说，不能往上触碰的内容虽然得到了有效管控，但并不能有效管控“向下”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的主要原因。而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平台内部责任体系的逐步完善，这类情况自然也会大幅度减少。
明显触犯法律明令禁止的“九不准”内容在大量减少甚至在有些平台上绝迹的同时，并不是说网络空间就完全清朗了，网络空间就真正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了。在不能通过明显违法的“九不准”内容来扩大经营规模、吸引更多关注、产生更多流量的情况下，平台和大量的个体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开始在“三俗”的内容方面下功夫。而法律只以禁令方式对内容提出要求的作法，有助于形成内容制作和传播的“灰色”地段，助长内容制作者、传播者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制作传播法律上够不上禁止但确实又令人担忧的内容，如大量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内容。
《规定》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治理，立足互联网内容建设，更侧重于要求各参与方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如何增加合法、正能量方面的内容供给的角度，对内容制作、生产等提出了正面的、引领性的要求。细化了《网络安全法》中对互联网内容的一些概括性要求，使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提供服务和广大互联网用户参与互联网内容制作传播的过程中，更有方向感；让内容提供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更容易比照这些要求进行内容的生产、交流和传播。
《规定》的此类要求是对许多互联网平台内容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近年来，随着国家互联网内容监管力度的加大，不少平台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内部审核防止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出现在自己的平台上，另一方面，不少平台还开始调动各方力量、试图调动每一个网民的积极性和创作的欲望，让其为平台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增加优质内容的供给，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平台优质内容的占比。
其次，《规定》更注重信息内容源头的把控，突出要求内容供给时各方要保持合法、正能量的初心。既对网络信息生态参与各方，尤其是用户、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及其管理者提出了正面要求，也把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过程进行了有效前置，有助于从源头上改善信息内容的生态结构。《规定》要求有影响力的内容平台设置专门的生态治理负责人，全面、专职负责互联网内容生态建设，也容易从生态角度，从总体上防范互联网内容生态经营风险，为互联网内容安全上一道保险。
此外，结合网络信息内容实际情况，参照现有法律相关要求，《规定》在注重全面提升网络信息内容供给质量的同时，将目前网络信息内容供给方面存在问题较为突出一些方面，予以列举明示。这部分需要大家共同“防范和抵制”的内容，与《规定》明令禁止的内容，加上前面鼓励提供的内容，共同形成内容建设的风向标、内容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共同形成网络信息生态治理的标准体系。
近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与其他负有互联网内容监管职责的一系列国家机关，也包括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制定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大量涉及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第七条的内容，丰富了政府对互联网内容要求的规范性标准，也总结了近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互联网内容监管过程中遇到的虽然没有触及法律规定的上限，如“九不准”的内容，但也严重损害网络空间内容生态，严重减损网络空间内容质量的“三俗”类的内容。
《规定》将这类内容列入网络内容各参与方，包括互联网用户、企业、内容服务平台“防范和抵制”的内容板块，带有明显的导向性、原则性，是对近年来网络空间存在的信息内容问题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对《网络安全法》第六条提到的相关要求的响应与落实。也使得《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变得更加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网络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推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取措施提高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网络安全的良好环境。
最后，在确保信息内容标准的有效落实或合法、正能量内容的供给等方面，《规定》一方面明确了已有的一些制度性安排，还通过更有针对性的规范，对随机生成的内容，或在实践中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内容，提出了前置性的要求，避免平台利用后台数据或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单个用户形成信息绑架、数据误导。《规定》同时要求信息推送的流程要加强合法、合规把控外，还要求进行价值观把控，禁止以技术或算法中立等借口，任由机器操纵信息内容的分发和传播过程。
《规定》除了对信息内容本身提出了更体系化、更综合的要求外，对内容呈现给网民的方式，尤其是呈现给未成年人网民的方式，提出了版面上的或者形式上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新平台和消费者关系格局的形成而提出的新要求。也可以说，《规定》禁止平台任由算法或商业利益主导信息分发和传播机制的要求，是对日益失衡的信息服务平台与用户之间关系中弱者一方的保护，有利于维护信息服务平台与用户之间良性的信息供给与消费关系。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其他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相关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再次强调了国家及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网络信息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为协调各监管机构更好履行监管职责、调动各方力量更有序参与互联网内容建设并从总体上提升网络空间内容建设的质量，搭建了更协调的联合执法机制，以更高效的机制应对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规定》的执行，有助于政府各部门认真履职，共同致力于提升网络信息内容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在生活互联网化和互联网生活化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来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在娱乐、教育、认知等整体向网络空间转移的情况下，《规定》也特别注意到了广大互联网用户作用的发挥，力求为广大互联网用户通过举报等机制参与互联网内容治理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力求通过增加平台和互联网用户的互动来解决内容生产、传播过程中“问题”内容的治理。同时，加强互联网内容治理，对构建各方有序、负责任地全面参与的互联网内容治理格局，对全面提升互联网内容质量、确保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天朗气清，都有重要的价值。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全国网信工作会议对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总体要求，针对目前互联网内容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从一系列新技术、新应用对网络内容建设提出的新挑战入手，瞄准更高层面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的目标，即全面提升网络内容治理效果，全面优化并重构网络内容生态结构，以系统化思维和网络生态治理的全新理念，为当前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提供了更综合、更系统也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规定》以系统化思维和更为综合的量化指标，丰富完善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标准，为网络信息生态建设确立了基本的内容标准体系。《规定》之前的互联网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发布了一系列内容标准。与其他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比，《规定》除了首次以网络生态治理理念来统领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外，还对信息内容治理的核心对象，即内容标准提出了更为系统、更为综合的方案。《规定》的内容生态治理思路，与以往的规定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或突破。
首先，以往的相关规定，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九不准”要求，出发点是防止特定类型的内容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进入到网络空间，属于较为典型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违规者，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采取的都是以事后处罚为主的措施。这种方式相当于给相关人员规定一个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内容上限，也称为传播的内容高压线。
大量能够传播的内容，只能采取排除法，即不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就可以制作、传播和消费。也就是说，不能往上触碰的内容虽然得到了有效管控，但并不能有效管控“向下”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的主要原因。而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平台内部责任体系的逐步完善，这类情况自然也会大幅度减少。
明显触犯法律明令禁止的“九不准”内容在大量减少甚至在有些平台上绝迹的同时，并不是说网络空间就完全清朗了，网络空间就真正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了。在不能通过明显违法的“九不准”内容来扩大经营规模、吸引更多关注、产生更多流量的情况下，平台和大量的个体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开始在“三俗”的内容方面下功夫。而法律只以禁令方式对内容提出要求的作法，有助于形成内容制作和传播的“灰色”地段，助长内容制作者、传播者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制作传播法律上够不上禁止但确实又令人担忧的内容，如大量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内容。
《规定》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治理，立足互联网内容建设，更侧重于要求各参与方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如何增加合法、正能量方面的内容供给的角度，对内容制作、生产等提出了正面的、引领性的要求。细化了《网络安全法》中对互联网内容的一些概括性要求，使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提供服务和广大互联网用户参与互联网内容制作传播的过程中，更有方向感；让内容提供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更容易比照这些要求进行内容的生产、交流和传播。
《规定》的此类要求是对许多互联网平台内容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近年来，随着国家互联网内容监管力度的加大，不少平台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内部审核防止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出现在自己的平台上，另一方面，不少平台还开始调动各方力量、试图调动每一个网民的积极性和创作的欲望，让其为平台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增加优质内容的供给，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平台优质内容的占比。
其次，《规定》更注重信息内容源头的把控，突出要求内容供给时各方要保持合法、正能量的初心。既对网络信息生态参与各方，尤其是用户、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及其管理者提出了正面要求，也把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过程进行了有效前置，有助于从源头上改善信息内容的生态结构。《规定》要求有影响力的内容平台设置专门的生态治理负责人，全面、专职负责互联网内容生态建设，也容易从生态角度，从总体上防范互联网内容生态经营风险，为互联网内容安全上一道保险。
此外，结合网络信息内容实际情况，参照现有法律相关要求，《规定》在注重全面提升网络信息内容供给质量的同时，将目前网络信息内容供给方面存在问题较为突出一些方面，予以列举明示。这部分需要大家共同“防范和抵制”的内容，与《规定》明令禁止的内容，加上前面鼓励提供的内容，共同形成内容建设的风向标、内容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共同形成网络信息生态治理的标准体系。
近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与其他负有互联网内容监管职责的一系列国家机关，也包括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制定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大量涉及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第七条的内容，丰富了政府对互联网内容要求的规范性标准，也总结了近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互联网内容监管过程中遇到的虽然没有触及法律规定的上限，如“九不准”的内容，但也严重损害网络空间内容生态，严重减损网络空间内容质量的“三俗”类的内容。
《规定》将这类内容列入网络内容各参与方，包括互联网用户、企业、内容服务平台“防范和抵制”的内容板块，带有明显的导向性、原则性，是对近年来网络空间存在的信息内容问题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对《网络安全法》第六条提到的相关要求的响应与落实。也使得《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变得更加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网络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推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取措施提高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网络安全的良好环境。
最后，在确保信息内容标准的有效落实或合法、正能量内容的供给等方面，《规定》一方面明确了已有的一些制度性安排，还通过更有针对性的规范，对随机生成的内容，或在实践中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内容，提出了前置性的要求，避免平台利用后台数据或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单个用户形成信息绑架、数据误导。《规定》同时要求信息推送的流程要加强合法、合规把控外，还要求进行价值观把控，禁止以技术或算法中立等借口，任由机器操纵信息内容的分发和传播过程。
《规定》除了对信息内容本身提出了更体系化、更综合的要求外，对内容呈现给网民的方式，尤其是呈现给未成年人网民的方式，提出了版面上的或者形式上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新平台和消费者关系格局的形成而提出的新要求。也可以说，《规定》禁止平台任由算法或商业利益主导信息分发和传播机制的要求，是对日益失衡的信息服务平台与用户之间关系中弱者一方的保护，有利于维护信息服务平台与用户之间良性的信息供给与消费关系。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其他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相关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再次强调了国家及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网络信息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为协调各监管机构更好履行监管职责、调动各方力量更有序参与互联网内容建设并从总体上提升网络空间内容建设的质量，搭建了更协调的联合执法机制，以更高效的机制应对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规定》的执行，有助于政府各部门认真履职，共同致力于提升网络信息内容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在生活互联网化和互联网生活化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来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在娱乐、教育、认知等整体向网络空间转移的情况下，《规定》也特别注意到了广大互联网用户作用的发挥，力求为广大互联网用户通过举报等机制参与互联网内容治理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力求通过增加平台和互联网用户的互动来解决内容生产、传播过程中“问题”内容的治理。同时，加强互联网内容治理，对构建各方有序、负责任地全面参与的互联网内容治理格局，对全面提升互联网内容质量、确保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天朗气清，都有重要的价值。
#车质网观点#【汽车卖不动，是行业凉了还是人没钱了？】
“兄弟，有空吗，出来陪我喝点？”
电话那头，是许久未见面的好友阿宽。难得他这么有闲情雅致，我自当奉陪。
怎料到了约定饭馆，映入眼帘的却是阿宽写满沮丧的脸：“估计明年我就要失业了。”
在我的印象里，阿宽从未如此消沉过。打小就无比喜欢小汽车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到汽车销售顾问的队伍中，工作三四年，几乎年年都是公司先进个人。然而，最近一年，他的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阿宽正在经历的，是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缩影。
自2018年起，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车市忽然峰回路转，随之而来的是增势的日渐疲软，“车市寒冬”的说法被业内频频提及。进入2019年，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成为了业内人士调侃眼下车市的段子。
一、汽车市场低迷
国内车市的不振，直接体现在汽车销量和产量的下滑上。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的统计，2018年我国汽车销量与产量双双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跌，降幅分别为2.8%和4.2%，其中乘用车的销量与产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4.1%和5.1%。
面对2018年的车市“变局”，曾经有不少人对2019年抱有期望，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不会遥远”。然而，在临近2019年尾声之时，车市一年的成绩单再度令人大跌眼镜。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我国汽车无论是当月销量还是当月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清一色的下滑（参见图3、图4），而前11个月累计的销量和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9.0%和9.2%。就连一向坚挺的新能源汽车，其销量在2019年6月以后也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滑落。
受车市低迷的拖累，国内整体消费形势也不理想，直接例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一路下滑。倘若扣除价格因素，10月和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已连续两个月跌至4.9%。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剔除汽车消费，那么其他品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这也印证了车市低迷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车企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Mysteel整理汇总的28家上市车企2019年三季度业绩报告，超过半数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表现为负增长，长安、北汽蓝谷、一汽轿车等车企甚至出现了盈转亏迹象，其中长安汽车净亏损超过26亿元；此外，力帆股份、众泰汽车、海马汽车、一汽夏利等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如此低迷的行情，让各方人士都望眼欲穿地企盼着车市回暖的到来。
二、幕后三大“推手”
不过，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经过梳理，笔者总结了将车市推入“寒冬”的三股主要力量：
（1）政策因素
众所周知，车市极容易受政策影响，优惠政策的出台往往能带动一波居民的购车热潮，而政策的转向则会对汽车销量的增长势头造成抑制，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曾在2009年首次出台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对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11年该政策退出，此后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一直保持在5%~7.5%的区间范围内。到了2015年，国家再度出台政策，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辆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7年初将购置税调整为7.5%，2018年1月1日起将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
受政策调整影响，汽车市场的销量随之变化，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出现了购车热潮提前的现象，对2018年的整体用车需求形成了透支，同时也因基数较高而导致后续增速放缓。某种意义上，2018-2019两年可以算作是前期政策优惠的“还债期”，再叠加2019年 “国六”切换带来的持币观望情绪以及消费者对刺激政策再次出台的预期，都会对终端需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是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退坡过渡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之地方补贴即将退出市场，这便促使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集中提前购买，由此带动了6月当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但透支了后续的购车需求，从而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滑。
（2）经济因素
买房买车，一直是大多数国人的奋斗目标，于老百姓而言，车是仅次于住房的最大消费品。由于消费金额大、消费周期长、附加成本高，买车与否的消费决策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关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对于汽车购买的消费决策至关重要，而这种预期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而6.0%的增速更是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保6与否”的大讨论，广大居民对购置汽车这种长期易耗消费品的动力和信心不足。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迹象，不仅给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汽车关税的调整历来是国与国贸易摩擦的焦点领域。汽车进出口关税的调整，会增加国人的观望情绪，购车意愿被压制，进而影响销量的稳步增长。
（3）需求因素
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25~29周岁人群被视为首次购车适龄人群，他们正处于成家的黄金年龄与事业上的快速上升期。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6年起该人群的规模开始缩减，而受到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影响，其缩减之势很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势必会对汽车市场造成影响——从历史数据上看，历年乘用车销量与首次购车适龄人群规模的走势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高房价对汽车消费的挤出效应。一般来说，汽车消费的优先顺序都会排在“衣食住”消费之后，故而极易受到“衣食住”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挤压。特别是当不少城市房价与租金居高不下时，面对高企不下的大额刚性支出压力（比如房贷、房租等），人们势必要在其他消费项目上节流。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34.3%上升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56.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的不断回落。当其他领域的消费被一再挤压之时，汽车作为典型的可选消费品属性和非刚性需求品，自然会被列入“节流”的阵营里。
三、存量时代已至？
当前，市场对于汽车产销量及增长速度的下滑反应强烈，甚至有人提出，我国车市已经迈入了存量时代，而过去的高增长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增长预期恐怕也无法实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一，限购政策。为了缓解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自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从此开启了我国汽车限购时代。而后，许多地区纷纷效仿，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与整个海南省都加入了汽车限购的行列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汽车市场的供需两端，导致了当前许多具备购买汽车能力的消费者因为没有资质而无法将买车的想法付诸实施。典型如北京，不仅燃油车摇号的难度更甚于中彩票，就连排队申请购车指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第二，汽车普及率。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上对比，国人的车辆普及率依然偏低。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4亿（含商用车），千人保有量约为173辆，这一数字不仅同美国（837辆）、澳大利亚（747辆）、意大利（695辆）等领先市场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市场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此外，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拥有一辆车来估算，那么全国范围内至少还有2.5亿家庭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乘用车。
第三，区域均衡程度。如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样，我国各区域的汽车市场同样发展不均衡。方正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千人保有量较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省，以及华北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不少城市汽车每百人保有量超过200辆，而中西部地区的千人保有量普遍低于150。而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这便预示着当地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
第四，需求更新。尽管我国首次购车适龄人群的规模在缩减，但有车一族的置换需求正呈兴起之势，并逐步抢占着市场份额。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调研数据，相较于2017年，2019年的换购需求或二次购车占比正在逐步提高。另，根据国元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如果按照5年换购、12年报废的周期粗略估计，那么2019~2020年处于换购需求的相对低谷，而2021年后或将迎来换购需求的旺盛阶段。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我国汽车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增长的上限，而这也暗示着眼下看似“绝境”的车市，依然充满着潜力和希望。
四、如何打破坚冰？
如何打破车市“冰封”，相信这是很多人无比关心的问题。
既然车市极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那么从政策端发力是不错的选择。考虑到限购对市场需求的制约，若想推动汽车市场的回暖，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政策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甚至还可以考虑对购置汽车予以支持。
事实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回顾2019年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可以看到——涉及到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等内容的条文越来越多。
例如2019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明确提及了对汽车限购政策逐步放开的问题。2019年4月17日，发改委下发了《进一步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购买转变，并提出了对限购城市增量车牌、取消对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等措施。
此后，以广东为代表的省份在打破限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年5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9条具体举措，并明确规定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且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这些无异于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对于汽车行业和各地消费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有望引导汽车消费需求端向好。
不过，在环保、交通拥堵等压力的影响之下，大城市若想完全放开限购政策并不现实。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以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消费升级正在提速的“下沉人群”为突破口。
从人口基数来看，下沉人群规模优势极其明显，而伴随着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不少人口和产业转移到大城市周边地区，降低了一二线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也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推动了低线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长。
从群体特征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又没有像一二线大城市青年一样被高房价透支，故而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较强。
从购车需求来看，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居民生活节奏更慢，自驾游、走亲访友、接送孩子等刚性需求更高，在购车方面的意愿强烈程度不比一二线城市逊色太多，再加上三四线城市鲜有限购政策，居民买车方面受限更少，潜力巨大。
从行业发展来看，目前很多汽车品牌都开发了2S店或是准4S店扩展到县级市甚至更小的城市，随着2017年《汽车管理销售办法》正式实施，降低了汽车销售公司的门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将拥有更多品牌与服务的选择。此外，汽车电商也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之中，这些都会唤醒居民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下沉人群都将会是决定我国车市走向的关键所在。
除了政策和下沉之外，完善二手车市场同样是一个重要发力点，既能盘活二手车存量，又能拉动新车增量，淘汰老旧车废量，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潜力，同时还能带动维修、保养、保险、金融等行业发展。不过，二手车交易中，车况、车价不透明，缺乏完善的售后保障、规范的交易环境，这些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克服。
当然，车企本身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要在做好过冬准备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重新评估风险、重新认知市场、重新规划产品将是全行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
正所谓“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兄弟，有空吗，出来陪我喝点？”
电话那头，是许久未见面的好友阿宽。难得他这么有闲情雅致，我自当奉陪。
怎料到了约定饭馆，映入眼帘的却是阿宽写满沮丧的脸：“估计明年我就要失业了。”
在我的印象里，阿宽从未如此消沉过。打小就无比喜欢小汽车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到汽车销售顾问的队伍中，工作三四年，几乎年年都是公司先进个人。然而，最近一年，他的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阿宽正在经历的，是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缩影。
自2018年起，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车市忽然峰回路转，随之而来的是增势的日渐疲软，“车市寒冬”的说法被业内频频提及。进入2019年，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成为了业内人士调侃眼下车市的段子。
一、汽车市场低迷
国内车市的不振，直接体现在汽车销量和产量的下滑上。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的统计，2018年我国汽车销量与产量双双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跌，降幅分别为2.8%和4.2%，其中乘用车的销量与产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4.1%和5.1%。
面对2018年的车市“变局”，曾经有不少人对2019年抱有期望，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不会遥远”。然而，在临近2019年尾声之时，车市一年的成绩单再度令人大跌眼镜。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我国汽车无论是当月销量还是当月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清一色的下滑（参见图3、图4），而前11个月累计的销量和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9.0%和9.2%。就连一向坚挺的新能源汽车，其销量在2019年6月以后也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滑落。
受车市低迷的拖累，国内整体消费形势也不理想，直接例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一路下滑。倘若扣除价格因素，10月和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已连续两个月跌至4.9%。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剔除汽车消费，那么其他品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这也印证了车市低迷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车企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Mysteel整理汇总的28家上市车企2019年三季度业绩报告，超过半数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表现为负增长，长安、北汽蓝谷、一汽轿车等车企甚至出现了盈转亏迹象，其中长安汽车净亏损超过26亿元；此外，力帆股份、众泰汽车、海马汽车、一汽夏利等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如此低迷的行情，让各方人士都望眼欲穿地企盼着车市回暖的到来。
二、幕后三大“推手”
不过，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经过梳理，笔者总结了将车市推入“寒冬”的三股主要力量：
（1）政策因素
众所周知，车市极容易受政策影响，优惠政策的出台往往能带动一波居民的购车热潮，而政策的转向则会对汽车销量的增长势头造成抑制，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曾在2009年首次出台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对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11年该政策退出，此后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一直保持在5%~7.5%的区间范围内。到了2015年，国家再度出台政策，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辆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7年初将购置税调整为7.5%，2018年1月1日起将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
受政策调整影响，汽车市场的销量随之变化，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出现了购车热潮提前的现象，对2018年的整体用车需求形成了透支，同时也因基数较高而导致后续增速放缓。某种意义上，2018-2019两年可以算作是前期政策优惠的“还债期”，再叠加2019年 “国六”切换带来的持币观望情绪以及消费者对刺激政策再次出台的预期，都会对终端需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是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退坡过渡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之地方补贴即将退出市场，这便促使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集中提前购买，由此带动了6月当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但透支了后续的购车需求，从而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滑。
（2）经济因素
买房买车，一直是大多数国人的奋斗目标，于老百姓而言，车是仅次于住房的最大消费品。由于消费金额大、消费周期长、附加成本高，买车与否的消费决策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关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对于汽车购买的消费决策至关重要，而这种预期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而6.0%的增速更是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保6与否”的大讨论，广大居民对购置汽车这种长期易耗消费品的动力和信心不足。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迹象，不仅给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汽车关税的调整历来是国与国贸易摩擦的焦点领域。汽车进出口关税的调整，会增加国人的观望情绪，购车意愿被压制，进而影响销量的稳步增长。
（3）需求因素
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25~29周岁人群被视为首次购车适龄人群，他们正处于成家的黄金年龄与事业上的快速上升期。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6年起该人群的规模开始缩减，而受到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影响，其缩减之势很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势必会对汽车市场造成影响——从历史数据上看，历年乘用车销量与首次购车适龄人群规模的走势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高房价对汽车消费的挤出效应。一般来说，汽车消费的优先顺序都会排在“衣食住”消费之后，故而极易受到“衣食住”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挤压。特别是当不少城市房价与租金居高不下时，面对高企不下的大额刚性支出压力（比如房贷、房租等），人们势必要在其他消费项目上节流。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34.3%上升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56.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的不断回落。当其他领域的消费被一再挤压之时，汽车作为典型的可选消费品属性和非刚性需求品，自然会被列入“节流”的阵营里。
三、存量时代已至？
当前，市场对于汽车产销量及增长速度的下滑反应强烈，甚至有人提出，我国车市已经迈入了存量时代，而过去的高增长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增长预期恐怕也无法实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一，限购政策。为了缓解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自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从此开启了我国汽车限购时代。而后，许多地区纷纷效仿，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与整个海南省都加入了汽车限购的行列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汽车市场的供需两端，导致了当前许多具备购买汽车能力的消费者因为没有资质而无法将买车的想法付诸实施。典型如北京，不仅燃油车摇号的难度更甚于中彩票，就连排队申请购车指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第二，汽车普及率。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上对比，国人的车辆普及率依然偏低。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4亿（含商用车），千人保有量约为173辆，这一数字不仅同美国（837辆）、澳大利亚（747辆）、意大利（695辆）等领先市场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市场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此外，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拥有一辆车来估算，那么全国范围内至少还有2.5亿家庭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乘用车。
第三，区域均衡程度。如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样，我国各区域的汽车市场同样发展不均衡。方正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千人保有量较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省，以及华北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不少城市汽车每百人保有量超过200辆，而中西部地区的千人保有量普遍低于150。而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这便预示着当地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
第四，需求更新。尽管我国首次购车适龄人群的规模在缩减，但有车一族的置换需求正呈兴起之势，并逐步抢占着市场份额。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调研数据，相较于2017年，2019年的换购需求或二次购车占比正在逐步提高。另，根据国元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如果按照5年换购、12年报废的周期粗略估计，那么2019~2020年处于换购需求的相对低谷，而2021年后或将迎来换购需求的旺盛阶段。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我国汽车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增长的上限，而这也暗示着眼下看似“绝境”的车市，依然充满着潜力和希望。
四、如何打破坚冰？
如何打破车市“冰封”，相信这是很多人无比关心的问题。
既然车市极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那么从政策端发力是不错的选择。考虑到限购对市场需求的制约，若想推动汽车市场的回暖，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政策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甚至还可以考虑对购置汽车予以支持。
事实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回顾2019年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可以看到——涉及到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等内容的条文越来越多。
例如2019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明确提及了对汽车限购政策逐步放开的问题。2019年4月17日，发改委下发了《进一步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购买转变，并提出了对限购城市增量车牌、取消对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等措施。
此后，以广东为代表的省份在打破限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年5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9条具体举措，并明确规定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且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这些无异于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对于汽车行业和各地消费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有望引导汽车消费需求端向好。
不过，在环保、交通拥堵等压力的影响之下，大城市若想完全放开限购政策并不现实。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以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消费升级正在提速的“下沉人群”为突破口。
从人口基数来看，下沉人群规模优势极其明显，而伴随着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不少人口和产业转移到大城市周边地区，降低了一二线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也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推动了低线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长。
从群体特征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又没有像一二线大城市青年一样被高房价透支，故而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较强。
从购车需求来看，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居民生活节奏更慢，自驾游、走亲访友、接送孩子等刚性需求更高，在购车方面的意愿强烈程度不比一二线城市逊色太多，再加上三四线城市鲜有限购政策，居民买车方面受限更少，潜力巨大。
从行业发展来看，目前很多汽车品牌都开发了2S店或是准4S店扩展到县级市甚至更小的城市，随着2017年《汽车管理销售办法》正式实施，降低了汽车销售公司的门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将拥有更多品牌与服务的选择。此外，汽车电商也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之中，这些都会唤醒居民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下沉人群都将会是决定我国车市走向的关键所在。
除了政策和下沉之外，完善二手车市场同样是一个重要发力点，既能盘活二手车存量，又能拉动新车增量，淘汰老旧车废量，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潜力，同时还能带动维修、保养、保险、金融等行业发展。不过，二手车交易中，车况、车价不透明，缺乏完善的售后保障、规范的交易环境，这些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克服。
当然，车企本身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要在做好过冬准备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重新评估风险、重新认知市场、重新规划产品将是全行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
正所谓“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克里希那穆提[超话]##克里希那穆提#
转变自己，转变世界。
世界因个体的转变而转变，因为个体是人类存在过程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自我认知在自我转变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对自身不了解，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更不可能谈到转变自我，转变世界。
为什么现在就要改变。
在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对两者来说他们同样都是自我欲望和自我满足感的奴隶。成熟与年龄无关，却与理解相伴。年轻人可能更容易产生急切的对精神层面的质疑，而年长者由于经历过生活中的顺流逆流能够平静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人难免一死。
这并不是说年长者们失去了对精神、思想方面的追求和质疑，面对是因为对他们来讲在已经获得一定的人生阅历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些不能算作成熟的问题未免有些不切实际。许多成年人很不成熟甚至相当孩子气，这也是导致世界上存在困惑和苦难的原因。
世界上存在的经济和道德危机，这也暴露了我们自身最严重的一个弱点：我们希望能有人为我们做些什么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节奏和步骤。我们期待着有人建立新秩序，我们在确定最终结果之前保持消极状态。这样做是安全有效的，事实上大部分人是遵循了这一做法。
同时我们的思想也在寻求安全，渴求成功，这些都不是智力因素所能决定的，所以我们没有整体统一的行动。只有当个人认识到自我差异时，我们才可能形成统一的行动。
生活就像是一眼深井，你用小桶汲水，水自然少。你用大桶汲水，水自然多，且能浇灌和储存。借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尽可能多地体验整个世界，好比是在给自己“储水”。
转变自己，转变世界。
世界因个体的转变而转变，因为个体是人类存在过程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自我认知在自我转变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对自身不了解，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更不可能谈到转变自我，转变世界。
为什么现在就要改变。
在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对两者来说他们同样都是自我欲望和自我满足感的奴隶。成熟与年龄无关，却与理解相伴。年轻人可能更容易产生急切的对精神层面的质疑，而年长者由于经历过生活中的顺流逆流能够平静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人难免一死。
这并不是说年长者们失去了对精神、思想方面的追求和质疑，面对是因为对他们来讲在已经获得一定的人生阅历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些不能算作成熟的问题未免有些不切实际。许多成年人很不成熟甚至相当孩子气，这也是导致世界上存在困惑和苦难的原因。
世界上存在的经济和道德危机，这也暴露了我们自身最严重的一个弱点：我们希望能有人为我们做些什么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节奏和步骤。我们期待着有人建立新秩序，我们在确定最终结果之前保持消极状态。这样做是安全有效的，事实上大部分人是遵循了这一做法。
同时我们的思想也在寻求安全，渴求成功，这些都不是智力因素所能决定的，所以我们没有整体统一的行动。只有当个人认识到自我差异时，我们才可能形成统一的行动。
生活就像是一眼深井，你用小桶汲水，水自然少。你用大桶汲水，水自然多，且能浇灌和储存。借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尽可能多地体验整个世界，好比是在给自己“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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