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孟子第九卷 万章王上 第九节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关注铁纪找房，一起品四书五经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关注铁纪找房，一起品四书五经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
但人性的本质却千古不变。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日，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日，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五日，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大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
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但人性的本质却千古不变。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日，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日，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五日，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大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
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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