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的四季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解经修行》——余秋雨
三，那些否定
空，是一个坐标。由它一比，世间很多重大的物态、心态、生态，都由重变轻，由大变小，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阐释空，仰望空，逼近空，触及空，必须运用一系列减除之法，断灭之法，否定之法。
《心经》虽然短简短，却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例如“不”和“无”的整齐排列。确实，只有经过“不”和“无”的大扫除，才能真正开拓出的“空”空间，
先说“不”。
《心经》说，在空相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把这几个“不”都翻译成了“无所谓”，即“无所谓诞生和灭亡，无所谓污垢和洁净，无所谓增加和减少”。这里的“无所谓”不是没有，事实上，生活灭，垢和零，增和减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绝对意义，也没有固定差异。
生是灭的开始，因此生中隐藏着灭。反之，灭中有包含着生，或启动着另一番生。因此，没有纯粹的生，也没有纯粹的灭。它们之间，并不是彻底对立。
垢和净也是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净和垢历来并存，只是比例变动而已，而且，大净中很可能潜伏着大垢，“含剧毒而无迹”；大垢中也可能隐藏着大净，“出淤泥而不染”。
增和减更难判定。似增实减，似减实增的情形，比比皆是。结果，增也无所谓增，减也无所谓减，非增非减，不增不减，归之于空。
总之，空门，就是打通之门。把生和灭之间的门打通，把垢和净之间的门打通，把增和减之间的门打通，打通了，也就进入“空门”。空的最大、最常见障碍，是一座座关着的门，关着的门，就是强行切割之门，互相觊觎之门，自寻烦恼之门。因此，《心经》对这些关着的门，说了那么多“不”，要它们全部打通。
《心经》用的最多的否定字，是“无”。
在空的世界，各种障碍都要接受“无”的荡涤。大致以下几种——
第一种，荡涤感觉障碍。人们常常会相信“眼见为实”，“亲耳听到”，“亲口尝过”，而佛教则对人的感觉保持怀疑。直接感觉到的一切，极有可能是表象、暂相、假象。因此《心静》指出，从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感觉系统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都不可完全信赖，都不要过于在乎，甚至都可以视之为无，这也说明。“看破”之“看”，与一般的视觉，并不相同。
第二种，荡涤界限障碍。人们走上感觉误区之后，又会设置很多界限，作为认识世界的栏杆和台阶。其实这些界限都是心造的，实际并不存在。《心经》里所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也就是指从最初的视觉到最后的意识，人们划出很多界线，都应该撤除。世上很多学者和行政官员一直以“划界”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其实都是在做分化世界的事情。在佛教看来，所有的划界有时是需要的，但说到底还是在设置障碍。因此，也要视界为无。
第三种，荡涤生存障碍。很多智者和哲人，老是在研究人类生存的很多麻烦课题。例如，明白和愚黯、衰老和死亡、痛苦和灭亡、机智和收获等等。佛教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归向，无从解决，因此也就无法成立。《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重要的一系列难题，答案都是“无”。历来都是人类生存的大课题。明黯老死，似乎更是有更事关及生存等级。《心经》认为没有这种等级，也不应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自认的机智和收获，更没有着眼的必要。但这些人人都看重的思维山峦都归之于无，空的境界才能真正出现。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无常，初一听让人心神不定。但是，当它宣布，原来让人心神安定的那些“规律”和，“必然”都不可靠。人们的心神也就会搁置在“小安定”后获得的“大安定”。
既然整体是无常，那就不要那么多预测、判断、分析了。来什么就是什么，当下面对，即时处理。也就是说，从“失去依靠”走向了“不必依靠”。
因无常而不必依靠，那就叫“自在”。
如果这一系列障碍都得以排除，那么，由这些障碍带来的精神恶果也可以避免了。也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正是这两个“无”，可以使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只可惜，以上一系列被“无”所否定的东西，世人常常不舍得丢弃，那么，随之也就无法丢弃那些挂碍、恐怖、颠倒梦想了。
一连串的否定，组成了一场“空们大扫除”。为的是挣脱种种现状，达到没有障碍的“如来”境界。
四，度化众生
《心经》认为，以“无”入“空”，排除障碍是人生真正的大智慧。同是一个“智”，小机智徒增障碍，被佛经称为“漏智”，属于排除之列。排除了小机智，就能开启大智慧，那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核心是度化，因此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度化”，简称“智度”。佛典中，有《大智度论》。
度，是脱离苦海到彼岸。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个人解脱的理由和程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从逻辑上，为什么还要拓展成众生度化呢？
有人说，这是佛教随从了普世道德，不在乎自身逻辑。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逻辑，很清晰，下面，且让我略加梳理。
如前所述，佛教在阐明“空”的学说时，着力排除种种界定，拆卸道道门槛。很快就碰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界定，那就是“他我”之间的界定。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那就是“人己”之间的门槛。
“我”是什么？显然，不管在生理意义、伦理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性空”。生理意义上的“我”，是速朽的皮囊，伦理意义上的“我”，是随着亲情关系必然陨灭而不知自己是谁的孤鸟，社会意义上的“我”，是被一堆人造身份所堆垒而成的空洞名号。正如前面已经说到，一切“拥有”，都是“假有”，那么，接下来，一切“拥有者”本人，也是空相，富人的钱财是空，高官的权位是空，而重要的是富人和高官本身，也是空。那么，不是高官和富人的普通人呢？也一样，都是空相。
现代西方思维中，“我”是一切的出发点。我的存在，我的权利，我的成败，我的性格……这便是欲望的渊藪，冲突的本体，烦恼的根源。
佛教以很大的力度，对“我”提出了质疑。不是质疑我个人的优缺点，而是质疑“我”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基点。质疑的结果，是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即破除“我执”。
我前面说到，《心经》里包涵了那么多“无”，都可以概括为“无常”，其实，在“无常”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无”，那就是“无我”。
历代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中，佛教明确地提出了对自我个体放弃、消融和超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成熟等级。
佛教当然可以与那些主张个体圆满、个体成功的学说共存于世，但它又不能不指出，一切“完满”和“成功”都不可能真实。因此所谓“完满的个体”、“成功的个体”必然承载着多重虚假。扩而大之，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很多“完满的个体”和“成功的个体”，或者企图“完满”或“成功”的个体，那他们一定会与周边的世界天天产生区隔和争斗，因此这个世界必定是一个喧闹和恐怖的天地。而这些以“完满”，“成功”自许者的下场也一定是苦，而且是难言之苦。
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宅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挡“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有了可能。如果人人都以“佛”自认，那就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我”，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与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的“解脱”了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防护自己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这么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谚语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一个修行者即使把自己修炼成的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同样，如果大家都成了纯净的清水，却还有一滴仍然污浊，那么，大家的纯净还能保持吗？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更重要的是，佛教既然“无我”，也就无所谓“度己”。“度己”之说，不符合“无我”的宏旨。“无我”的空境，必把大千世界作为唯一主体，达到前面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发誓引渡每一个“兄弟”。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维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接谛，接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珂。”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当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
三，那些否定
空，是一个坐标。由它一比，世间很多重大的物态、心态、生态，都由重变轻，由大变小，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阐释空，仰望空，逼近空，触及空，必须运用一系列减除之法，断灭之法，否定之法。
《心经》虽然短简短，却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例如“不”和“无”的整齐排列。确实，只有经过“不”和“无”的大扫除，才能真正开拓出的“空”空间，
先说“不”。
《心经》说，在空相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把这几个“不”都翻译成了“无所谓”，即“无所谓诞生和灭亡，无所谓污垢和洁净，无所谓增加和减少”。这里的“无所谓”不是没有，事实上，生活灭，垢和零，增和减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绝对意义，也没有固定差异。
生是灭的开始，因此生中隐藏着灭。反之，灭中有包含着生，或启动着另一番生。因此，没有纯粹的生，也没有纯粹的灭。它们之间，并不是彻底对立。
垢和净也是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净和垢历来并存，只是比例变动而已，而且，大净中很可能潜伏着大垢，“含剧毒而无迹”；大垢中也可能隐藏着大净，“出淤泥而不染”。
增和减更难判定。似增实减，似减实增的情形，比比皆是。结果，增也无所谓增，减也无所谓减，非增非减，不增不减，归之于空。
总之，空门，就是打通之门。把生和灭之间的门打通，把垢和净之间的门打通，把增和减之间的门打通，打通了，也就进入“空门”。空的最大、最常见障碍，是一座座关着的门，关着的门，就是强行切割之门，互相觊觎之门，自寻烦恼之门。因此，《心经》对这些关着的门，说了那么多“不”，要它们全部打通。
《心经》用的最多的否定字，是“无”。
在空的世界，各种障碍都要接受“无”的荡涤。大致以下几种——
第一种，荡涤感觉障碍。人们常常会相信“眼见为实”，“亲耳听到”，“亲口尝过”，而佛教则对人的感觉保持怀疑。直接感觉到的一切，极有可能是表象、暂相、假象。因此《心静》指出，从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感觉系统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都不可完全信赖，都不要过于在乎，甚至都可以视之为无，这也说明。“看破”之“看”，与一般的视觉，并不相同。
第二种，荡涤界限障碍。人们走上感觉误区之后，又会设置很多界限，作为认识世界的栏杆和台阶。其实这些界限都是心造的，实际并不存在。《心经》里所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也就是指从最初的视觉到最后的意识，人们划出很多界线，都应该撤除。世上很多学者和行政官员一直以“划界”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其实都是在做分化世界的事情。在佛教看来，所有的划界有时是需要的，但说到底还是在设置障碍。因此，也要视界为无。
第三种，荡涤生存障碍。很多智者和哲人，老是在研究人类生存的很多麻烦课题。例如，明白和愚黯、衰老和死亡、痛苦和灭亡、机智和收获等等。佛教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归向，无从解决，因此也就无法成立。《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重要的一系列难题，答案都是“无”。历来都是人类生存的大课题。明黯老死，似乎更是有更事关及生存等级。《心经》认为没有这种等级，也不应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自认的机智和收获，更没有着眼的必要。但这些人人都看重的思维山峦都归之于无，空的境界才能真正出现。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无常，初一听让人心神不定。但是，当它宣布，原来让人心神安定的那些“规律”和，“必然”都不可靠。人们的心神也就会搁置在“小安定”后获得的“大安定”。
既然整体是无常，那就不要那么多预测、判断、分析了。来什么就是什么，当下面对，即时处理。也就是说，从“失去依靠”走向了“不必依靠”。
因无常而不必依靠，那就叫“自在”。
如果这一系列障碍都得以排除，那么，由这些障碍带来的精神恶果也可以避免了。也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正是这两个“无”，可以使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只可惜，以上一系列被“无”所否定的东西，世人常常不舍得丢弃，那么，随之也就无法丢弃那些挂碍、恐怖、颠倒梦想了。
一连串的否定，组成了一场“空们大扫除”。为的是挣脱种种现状，达到没有障碍的“如来”境界。
四，度化众生
《心经》认为，以“无”入“空”，排除障碍是人生真正的大智慧。同是一个“智”，小机智徒增障碍，被佛经称为“漏智”，属于排除之列。排除了小机智，就能开启大智慧，那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核心是度化，因此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度化”，简称“智度”。佛典中，有《大智度论》。
度，是脱离苦海到彼岸。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个人解脱的理由和程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从逻辑上，为什么还要拓展成众生度化呢？
有人说，这是佛教随从了普世道德，不在乎自身逻辑。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逻辑，很清晰，下面，且让我略加梳理。
如前所述，佛教在阐明“空”的学说时，着力排除种种界定，拆卸道道门槛。很快就碰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界定，那就是“他我”之间的界定。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那就是“人己”之间的门槛。
“我”是什么？显然，不管在生理意义、伦理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性空”。生理意义上的“我”，是速朽的皮囊，伦理意义上的“我”，是随着亲情关系必然陨灭而不知自己是谁的孤鸟，社会意义上的“我”，是被一堆人造身份所堆垒而成的空洞名号。正如前面已经说到，一切“拥有”，都是“假有”，那么，接下来，一切“拥有者”本人，也是空相，富人的钱财是空，高官的权位是空，而重要的是富人和高官本身，也是空。那么，不是高官和富人的普通人呢？也一样，都是空相。
现代西方思维中，“我”是一切的出发点。我的存在，我的权利，我的成败，我的性格……这便是欲望的渊藪，冲突的本体，烦恼的根源。
佛教以很大的力度，对“我”提出了质疑。不是质疑我个人的优缺点，而是质疑“我”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基点。质疑的结果，是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即破除“我执”。
我前面说到，《心经》里包涵了那么多“无”，都可以概括为“无常”，其实，在“无常”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无”，那就是“无我”。
历代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中，佛教明确地提出了对自我个体放弃、消融和超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成熟等级。
佛教当然可以与那些主张个体圆满、个体成功的学说共存于世，但它又不能不指出，一切“完满”和“成功”都不可能真实。因此所谓“完满的个体”、“成功的个体”必然承载着多重虚假。扩而大之，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很多“完满的个体”和“成功的个体”，或者企图“完满”或“成功”的个体，那他们一定会与周边的世界天天产生区隔和争斗，因此这个世界必定是一个喧闹和恐怖的天地。而这些以“完满”，“成功”自许者的下场也一定是苦，而且是难言之苦。
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宅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挡“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有了可能。如果人人都以“佛”自认，那就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我”，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与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的“解脱”了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防护自己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这么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谚语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一个修行者即使把自己修炼成的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同样，如果大家都成了纯净的清水，却还有一滴仍然污浊，那么，大家的纯净还能保持吗？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更重要的是，佛教既然“无我”，也就无所谓“度己”。“度己”之说，不符合“无我”的宏旨。“无我”的空境，必把大千世界作为唯一主体，达到前面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发誓引渡每一个“兄弟”。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维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接谛，接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珂。”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当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的四季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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