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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大禹陵庙历史悠久，地位崇高，除受到历代朝廷的祭祀与修缮之外，其位于稽山鉴水的地理环境，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竞相来此拜谒、雅游、赋诗作词，从而成为禹陵乃至越地历史上一道璀璨而悠远的人文风景线。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的时代，在禹陵的悠久历史上自然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毕竟时隔近千年，宋代留下的遗迹已寥寥可数，因此尽可能从禹陵至今仍存的实物、或者可身临其境的环境出发，去真切体验和感悟宋韵文化，还原一场“千回大宋”的禹陵雅游。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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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明朝穿什么# 有关明代巾帽的时尚潮流

好几个人问我：为啥把儒巾画那么高，看着怪怪的？见P1

这个细节其实涉及嘉靖后期—万历中后期的时尚，即男装步入高巾帽时代。一个叫许敦俅的浙江海宁文人在《敬所笔记》中记录了这个变化：“我二、三十岁时, 巾帽俱低矮, 四五十岁尚高至一官尺者。今又用低矮, 此又不知倡自何人。余见京中人回亦多如此, 盖不止于一方也。”

许敦俅生于嘉靖20年，从他的记录得知，海宁县的冠、巾、帽在万历5年之前都比较矮，在这之后渐渐拔高；在万历15-25年之间，冠巾帽的高度达到顶峰，创下高1官尺的记录，也就是34厘米；在接近万历38年也就是写笔记的时候，大家已经厌恶了高巾帽，纷纷改戴低矮的样式。这个变化趋势不独海宁县有，北京亦如此，因此他推断这或许是全国性的时尚。

放眼全国，海宁县的时尚相对滞后。南直隶江宁府六合县在不到嘉靖32年的时候就开始流行高巾帽：近(嘉靖32年)皆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

我之前曾用金陵几个知名书商刊发的版画总结过这个潮流，得知南京巾帽从高变矮的时间节点可能是万历25年，见P2

或许有人会说，为啥古画中的巾帽看着没有这么高？古人对比例的掌握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画作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写实。我在修改画师草稿的时候，是以头颅长度为基准，计算了冠巾、服饰和头颅大致比例，每张彩绘都是如此，所以我才在序言中说“尽我最大的努力，用彩绘展示文物上身的真实状态”。

这里附上鲁本斯和佚名画师于万历28年创作的中国商人，见P3P4。他戴着一顶高得夸张的小帽，完美体现这个时代的潮流，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参考，见P5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