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亮十年#（四）丨求新求变 陕西这样跑好文旅融合“新赛道”】2022年4月26日，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开馆迎客。这座位于西安高新区天谷七路899号的省图新馆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设计藏书800万册、拥有阅览座位4000个，是“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建图书馆单体建筑面积最大，集智慧阅读、文化教育、文化休闲、文化展示于一体，与艺术、非遗、旅游、科技、教育、体育等行业深度融合的一座综合性、现代化公共图书馆。
未来，伴随着图书馆的全面开放和综合服务的持续优化，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必将成为体现陕西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十年来，陕西文旅交出了一张亮眼成绩单。截至2021年，陕西有118家公共图书馆、119家文化馆、20613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投用向社会免费开放；有近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700万余件（组）馆藏文物、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224处；提出了“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部影视”“陕派话剧”等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守正创新
陕西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民族进步的火炬，是党和人民的重要生命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陕西灿烂的历史文化、丰厚的革命文化以及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为文学、影视、戏剧、绘画、书法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底蕴深厚的文学陕军、长安画派，厚积薄发的陕西影视，异军突起的陕派话剧等，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化陕西品牌，让陕西具备了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的坚实基础和可能性。
作为陕西响当当的文化名片，“文学陕军”在为人民写作、为时代而歌的征程上主动担当，创作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现实题材作品。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主角》、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警》等，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截至目前，“文学陕军”已斩获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40多个。
在影视作品上，西部影视异军突起，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作品数量和质量持续攀升。从2020年首部亮相央视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装台》《大秦赋》，到先后斩获百花奖、金鸡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陕西影视厚积薄发，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从荧屏、银幕上走进了百姓生活，也走进了群众心间。
同时，“陕派话剧”不断推陈出新，《平凡的世界》《麻醉师》《共产党宣言》《路遥》等优秀戏剧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已有13部作品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6部作品荣获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6部作品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4人获“文华表演奖”，28人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一本本文学著作、一部部影视作品、一台台精彩剧目、一件件书画艺术作品，绘就了陕西文艺波澜壮阔、繁花似锦、日新月异的图景，成就了“文学陕军”“西部影视”“长安画派”“陕派话剧”等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陕西特色文化品牌，也奏响了陕西文化和旅游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激昂序曲和华彩乐章。
摸清家底
为文物保护建起法治防护墙
八百里秦川文武盛地，五千年文化中外名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有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轩辕黄帝陵等远古历史，也有周、秦、汉、唐等10多个政权上千年的建都史，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伟大革命史。
在陕西，出土有10万至1.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南郑疥疙洞洞穴遗址，为了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证据；陕北地区发现的气势恢宏的宫室类建筑、布局规整的宗庙类遗迹和等级分明的大型墓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太平遗址的考古研究，使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对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开展的多学科研究，推动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新进展；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的发现、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工作，为研究我国民族融合和长城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史前遗珠、秦汉闳放、隋唐之风……近十年来，陕西取得的考古新成就不胜枚举。三秦大地留下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遗产，书写着中华民族悠长壮阔的历史。而如何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为文物保护建起防护墙，让人民群众能感受文物之美、体会文化之韵？这是近年来陕西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1年3月31日，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秦始皇帝陵的保护范围，规范管理体制，用法治的力量促进保护秦始皇陵的历史风貌、自然环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田文平表示，《条例》的修订出台对推动秦始皇陵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水平迈上新台阶具有关键作用。
立法保护秦始皇陵，只是陕西省保护文物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陕西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无论从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还是从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再到奖励惩罚制度，陕西省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文物保护管理利用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十年来，陕西在摸清守好文物“家底”的同时，坚守文物安全底线，创新文物保护模式，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密码的“国宝”焕发新光彩，古老的文物古迹与全新的时代命题正在碰撞出夺目的火花。
务实惠民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润物无声的文化事业，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文化惠民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是要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十年来，陕西省众多文化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文化活动，送文化下乡、送文化进万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依托陕西省群众文化节，陕西先后举办优秀群众文艺精品展演、“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全省广场舞展演、“花朵”全省少儿美术作品展、全省优秀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等一系列群众性示范文化活动，带动全省累计举办群众文化活动5389场，参与人数超过2578万人次。此外，陕西省还颁布《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举办2021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惠及群众600余万人次。
为扩大服务半径，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读者朋友“走进”图书馆，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年，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和汉台区邮政分公司联合推出“汉图有书任你借，邮政一元替你还”惠民服务。读者可以在家通过微信公众号“你看书我买单”小程序进行下单购书，借阅的图书通过快递便可免费送到读者手中。没有时间或不方便归还借阅的图书时，可以选择到汉台邮政分公司邮政网点的便民还书站支付1元的邮寄费用，将所还图书和签条一并封装后交邮政工作人员即可。
小小尝试，解决了借书还书的难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陕西持续加大政策指引和财政投入，公共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一批批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文化服务设施的日渐丰富。
118家公共图书馆、119家文化馆、444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20613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投用向社会免费开放，实现了陕西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求新求变
陕西旅游产业破局求变
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而旅游则是陕西的标志性名片。
今年“五一”假期，“长安十二时辰”街区无疑是整个陕西乃至全国最热门的文旅景区之一，冲上各大社交平台的全国热榜，登上西安景点种草TOP1。在线下，“长安十二时辰”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游玩，只为一睹大唐盛世，感受大唐文化魅力。
进入大门的那一刻，宛如穿越至1300年前的唐朝长安城。游客不仅可以与“崔器”“王维”“李白”等演员互动，还可以观赏唐风建筑，品尝长安美食，体验唐风娱乐活动，全方位、全体验、全身心地“回到唐朝”。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为什么这么火？作为全国首个唐风市井生活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街区将影视IP与文化IP进行了巧妙结合，通过多元业态带给了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从而打造了一个“爆款”文化旅游产品。
疫情当下，除了将文化旅游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也是最为现实的选择之一。由于疫情防控等多种因素，国内游客跨省、跨市旅游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露营旅游、近郊度假成为全国旅游的新热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陕西露营相关企业有3603家，排在全国各省份第5位，这说明“小”露营也能塑造出“大”经济。
实际上，陕西旅游的新增长点不止于此，民俗旅游、生态旅游、自驾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或业态逐渐兴起。陕西旅游从原来的“上车睡觉，下车看庙，对着镜头笑一笑”的初级观光方式，正走向多业态、多内容、多形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十年发展历程，陕西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发展，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成绩显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陕西文化经历了由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发展转变。如今，基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紧围绕“文化陕西”定位，陕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为抓手，以建设国际文化旅游中心为目标，凭借“文化+旅游”的双引擎，走出了一条符合陕西实际的文旅发展道路。
撕去古老、厚重的文化标签，陕西正以一个朝气蓬勃、古今交融的形象，朝着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的目标奋勇前进。#飞阅新三秦##从空中看奋进中的陕西有多震撼#
未来，伴随着图书馆的全面开放和综合服务的持续优化，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必将成为体现陕西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十年来，陕西文旅交出了一张亮眼成绩单。截至2021年，陕西有118家公共图书馆、119家文化馆、20613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投用向社会免费开放；有近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700万余件（组）馆藏文物、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224处；提出了“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部影视”“陕派话剧”等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守正创新
陕西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民族进步的火炬，是党和人民的重要生命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陕西灿烂的历史文化、丰厚的革命文化以及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为文学、影视、戏剧、绘画、书法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底蕴深厚的文学陕军、长安画派，厚积薄发的陕西影视，异军突起的陕派话剧等，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化陕西品牌，让陕西具备了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的坚实基础和可能性。
作为陕西响当当的文化名片，“文学陕军”在为人民写作、为时代而歌的征程上主动担当，创作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现实题材作品。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主角》、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警》等，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截至目前，“文学陕军”已斩获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40多个。
在影视作品上，西部影视异军突起，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作品数量和质量持续攀升。从2020年首部亮相央视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装台》《大秦赋》，到先后斩获百花奖、金鸡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陕西影视厚积薄发，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从荧屏、银幕上走进了百姓生活，也走进了群众心间。
同时，“陕派话剧”不断推陈出新，《平凡的世界》《麻醉师》《共产党宣言》《路遥》等优秀戏剧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已有13部作品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6部作品荣获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6部作品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4人获“文华表演奖”，28人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一本本文学著作、一部部影视作品、一台台精彩剧目、一件件书画艺术作品，绘就了陕西文艺波澜壮阔、繁花似锦、日新月异的图景，成就了“文学陕军”“西部影视”“长安画派”“陕派话剧”等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陕西特色文化品牌，也奏响了陕西文化和旅游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激昂序曲和华彩乐章。
摸清家底
为文物保护建起法治防护墙
八百里秦川文武盛地，五千年文化中外名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有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轩辕黄帝陵等远古历史，也有周、秦、汉、唐等10多个政权上千年的建都史，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伟大革命史。
在陕西，出土有10万至1.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南郑疥疙洞洞穴遗址，为了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证据；陕北地区发现的气势恢宏的宫室类建筑、布局规整的宗庙类遗迹和等级分明的大型墓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太平遗址的考古研究，使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对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开展的多学科研究，推动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新进展；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的发现、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工作，为研究我国民族融合和长城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史前遗珠、秦汉闳放、隋唐之风……近十年来，陕西取得的考古新成就不胜枚举。三秦大地留下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遗产，书写着中华民族悠长壮阔的历史。而如何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为文物保护建起防护墙，让人民群众能感受文物之美、体会文化之韵？这是近年来陕西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1年3月31日，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秦始皇帝陵的保护范围，规范管理体制，用法治的力量促进保护秦始皇陵的历史风貌、自然环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田文平表示，《条例》的修订出台对推动秦始皇陵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水平迈上新台阶具有关键作用。
立法保护秦始皇陵，只是陕西省保护文物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陕西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无论从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还是从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再到奖励惩罚制度，陕西省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文物保护管理利用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十年来，陕西在摸清守好文物“家底”的同时，坚守文物安全底线，创新文物保护模式，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密码的“国宝”焕发新光彩，古老的文物古迹与全新的时代命题正在碰撞出夺目的火花。
务实惠民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润物无声的文化事业，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文化惠民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是要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十年来，陕西省众多文化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文化活动，送文化下乡、送文化进万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依托陕西省群众文化节，陕西先后举办优秀群众文艺精品展演、“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全省广场舞展演、“花朵”全省少儿美术作品展、全省优秀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等一系列群众性示范文化活动，带动全省累计举办群众文化活动5389场，参与人数超过2578万人次。此外，陕西省还颁布《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举办2021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惠及群众600余万人次。
为扩大服务半径，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读者朋友“走进”图书馆，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年，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和汉台区邮政分公司联合推出“汉图有书任你借，邮政一元替你还”惠民服务。读者可以在家通过微信公众号“你看书我买单”小程序进行下单购书，借阅的图书通过快递便可免费送到读者手中。没有时间或不方便归还借阅的图书时，可以选择到汉台邮政分公司邮政网点的便民还书站支付1元的邮寄费用，将所还图书和签条一并封装后交邮政工作人员即可。
小小尝试，解决了借书还书的难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陕西持续加大政策指引和财政投入，公共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一批批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文化服务设施的日渐丰富。
118家公共图书馆、119家文化馆、444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20613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投用向社会免费开放，实现了陕西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求新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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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而旅游则是陕西的标志性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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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门的那一刻，宛如穿越至1300年前的唐朝长安城。游客不仅可以与“崔器”“王维”“李白”等演员互动，还可以观赏唐风建筑，品尝长安美食，体验唐风娱乐活动，全方位、全体验、全身心地“回到唐朝”。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为什么这么火？作为全国首个唐风市井生活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街区将影视IP与文化IP进行了巧妙结合，通过多元业态带给了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从而打造了一个“爆款”文化旅游产品。
疫情当下，除了将文化旅游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也是最为现实的选择之一。由于疫情防控等多种因素，国内游客跨省、跨市旅游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露营旅游、近郊度假成为全国旅游的新热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陕西露营相关企业有3603家，排在全国各省份第5位，这说明“小”露营也能塑造出“大”经济。
实际上，陕西旅游的新增长点不止于此，民俗旅游、生态旅游、自驾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或业态逐渐兴起。陕西旅游从原来的“上车睡觉，下车看庙，对着镜头笑一笑”的初级观光方式，正走向多业态、多内容、多形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十年发展历程，陕西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发展，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成绩显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陕西文化经历了由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发展转变。如今，基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紧围绕“文化陕西”定位，陕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为抓手，以建设国际文化旅游中心为目标，凭借“文化+旅游”的双引擎，走出了一条符合陕西实际的文旅发展道路。
撕去古老、厚重的文化标签，陕西正以一个朝气蓬勃、古今交融的形象，朝着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的目标奋勇前进。#飞阅新三秦##从空中看奋进中的陕西有多震撼#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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