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DP，为何始终不如成都武汉！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略有删改）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略有删改）
#广西警事# #柳州警事# #百城行动战疫情#【骗提公积金、强行冲卡、往民警脸上吐口水、隔离期擅自到超市购物...柳州多人被警方处理！】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柳州公安机关坚持防疫和打击两不误，科学调配警力，在全警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紧盯公安主业，统筹兼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柳州警方破获“代取公积金”案件】
2月13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破获了一起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骗提公积金案，4名犯罪嫌疑人为欲违规提取公积金者伪造购房发票、结婚证、房产证等材料，其中3人已被依法逮捕，另有1人另案处理。
据了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市公安局已于去年10月建立协作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中介参与职工骗提住房公积金等行为，对骗提公积金行为严格依法依规惩处
【违规骗提行为牵出一窝蛇鼠】
去年11月底，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市公安局报案，称发现多人利用伪造材料向该中心骗提公积金，涉案金额巨大，其中一名女职工张某骗提公积金的金额达26万元。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刑侦支队立即开展侦查，追根溯源查清犯罪链条，依法打击处理涉案人员。
刑侦支队二大队迅速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接，了解案件情况，查阅涉案材料。经查，犯罪嫌疑人系套用真实信息，制作假结婚证，假房产证、假票据提供给缴存职工违规骗提公积金。侦查人员根据张某提交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假材料，很快锁定为张某提供假材料的柳江区籍女子韦某欧。
去年12月25日，二大队侦查人员在柳江区拉堡镇抓获韦某欧，顺藤摸瓜挖出其“上家”龙某康。龙某康现年26岁，融安县潭头乡人，在柳州以从事各种“中介”为业。今年1月4日，龙某康在融安县大良镇落网。据龙某康交代，其从韦某欧处“接单”后，向“专业人士”朱某滨定制了骗提公积金的全套假材料。1月8日，侦查人员在东环大道某小区朱某滨家中将其抓获，在其位于晨华路某小区的“工作室”内查获电脑2台、打印机3台以及伪造的公章50枚、《税收缴款书》50份以及《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一批。
经查，女职工张某欲提取本人公积金账户的钱款，但苦于不符合提取条件，于是找到“中介”韦某欧。韦某欧与张某谈妥以提取金额的5%收取“服务费”。韦某欧“接单”后转交给龙某康，龙某康再向张某收取7%“服务费”。龙某康把张某的个人信息交给朱某滨，出价1万元让其伪造提取公积金的全套材料。朱某滨伪造了购房发票和《税收缴款书》，并花数百元让专门制作假证件的湖南籍男子陈某伪造结婚证和房产证，然后将伪造好的全套材料交给龙某康。韦某欧、龙某康、朱某滨从中非法获利共3万1千余元。陈某则因为涉嫌另外一起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已于去年12月3日被市公安局鱼峰分局抓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办案民警在投入疫情防控阻止战的同时，加紧补充完善证据材料，2月3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韦某欧、龙某康、朱某滨3名犯罪嫌疑人。经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上述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柳北一男子在融水冲卡被抓】
2月10日，融水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快速查处一起拒绝疫情检查并谩骂、威胁卡点执勤人员的案件，依法对一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当日19时许，该局安陲派出所民警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置在安陲乡疫情防控执勤卡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牌号为桂BC****机动车欲强行冲卡，不配合执勤人员查验身份，并辱骂工作人员，态度蛮横恶劣。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赶至现场处置，当民警依法要求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时，当事人态度恶劣，且一直隐瞒其具体姓名和身份信息等，并与出警民警、辅警发生争执，严重影响了疫情执勤卡点正常开展工作。争执中，当事人还向民警脸上吐唾液，并扬言报复处置民警，在多次警告无效后，民警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依法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调查，该名当事人李某华，柳州市柳北区人，当日准备自驾车去往融水县香粉乡，途经安陲乡疫情防控执勤卡点时拒不配合检查，并谩骂、威胁卡点执勤人员和出警民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目前，李某华因涉嫌妨害公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两男子在融安冲卡】
按照上级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部署，融安县桥板乡政府在与桂林市交界的道路设立了防疫检测点，对从桂林跨市进入桥板乡阳山村的人员进行检测。2月11日12时许，一辆银白色五菱面包车途经阳山村防疫检测点时，司机未按防疫监测的要求停车接受检测，强行冲卡并向桥板街方向行驶。接到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的报警后，桥板派出所立即出警，在桥板街阳山路口将冲卡的五菱面包车拦下。
民警对该车司机覃某万进行批评教育，让覃某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签下保证书，保证积极配合政府、村委的工作，并且到阳山村防疫检测点当面向工作人员道歉。
2月12日15时许，桥板派出所民警再次接到阳山村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报警，一名司机驾驶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未按防疫监测的要求停车接受检测，冲卡进入桥板乡境内。
民警接警后立即开展摸排并在江边村葡萄屯找到该车车主陆某，对陆某进行批评教育。陆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签下训诫书，并且向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进行道歉。
【居家隔离期间，这两人擅自跑到融安公共场所购物】
2月10日，融安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接到长安镇政府工作人员报称，2月4日从湖北建始县到广西融安县的黄某和向某萍未严格遵守融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关于“疫情防控，全民有责”十项措施的通告，居家隔离未满14日，擅自外出，要求公安机关出警处置。
接报后，民警立即出警处置。经查，黄某和向某萍2月4日从湖北省建始县自驾到融安县后，已向社区和长安镇政府报备，但在居家隔离期间，因烦躁不安，于2月10日10时许，两人进入融安县某超市等公共场所购物。民警现场指出黄某和向某萍的错误行为，且二人认错悔错，接受公安机关的警告教育，保证居家隔离期间不再擅自外出，自觉维护公共安全。
【隔离期间两次违反规定擅自外出，男子被三江警方处罚】
2月8日21时许，高基派出所接到涉疫线索：处于自行隔离期的白郡村村民罗某未在家，去向不详。民警立即通过监控系统追踪罗某活动轨迹，发现其于当日18时许驾车前往县城方向，民警经电话联系到罗某本人，告知其已违反隔离规定，必须立即返回家中，向村委汇报外出接触人员情况。
2月9日，民警到罗某家中调查情况，经了解，罗某一家三口于1月23日到湖北省荆州市探亲，25日回到三江。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次日，白郡村村委到罗某家中登记其基本信息并详细询问其几日来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员情况，告知其需从1月27日至2月9日自行在家隔离。而在隔离期间，罗某分别于1月28日和2月8日违反隔离规定擅自外出。
因罗某违反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规定，2月10日，三江县公安局依法对罗某行政罚款。
民警再次提醒：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请大家主动配合，共克时艰！
对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柳州公安机关坚持防疫和打击两不误，科学调配警力，在全警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紧盯公安主业，统筹兼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柳州警方破获“代取公积金”案件】
2月13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破获了一起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骗提公积金案，4名犯罪嫌疑人为欲违规提取公积金者伪造购房发票、结婚证、房产证等材料，其中3人已被依法逮捕，另有1人另案处理。
据了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市公安局已于去年10月建立协作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中介参与职工骗提住房公积金等行为，对骗提公积金行为严格依法依规惩处
【违规骗提行为牵出一窝蛇鼠】
去年11月底，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市公安局报案，称发现多人利用伪造材料向该中心骗提公积金，涉案金额巨大，其中一名女职工张某骗提公积金的金额达26万元。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刑侦支队立即开展侦查，追根溯源查清犯罪链条，依法打击处理涉案人员。
刑侦支队二大队迅速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接，了解案件情况，查阅涉案材料。经查，犯罪嫌疑人系套用真实信息，制作假结婚证，假房产证、假票据提供给缴存职工违规骗提公积金。侦查人员根据张某提交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假材料，很快锁定为张某提供假材料的柳江区籍女子韦某欧。
去年12月25日，二大队侦查人员在柳江区拉堡镇抓获韦某欧，顺藤摸瓜挖出其“上家”龙某康。龙某康现年26岁，融安县潭头乡人，在柳州以从事各种“中介”为业。今年1月4日，龙某康在融安县大良镇落网。据龙某康交代，其从韦某欧处“接单”后，向“专业人士”朱某滨定制了骗提公积金的全套假材料。1月8日，侦查人员在东环大道某小区朱某滨家中将其抓获，在其位于晨华路某小区的“工作室”内查获电脑2台、打印机3台以及伪造的公章50枚、《税收缴款书》50份以及《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一批。
经查，女职工张某欲提取本人公积金账户的钱款，但苦于不符合提取条件，于是找到“中介”韦某欧。韦某欧与张某谈妥以提取金额的5%收取“服务费”。韦某欧“接单”后转交给龙某康，龙某康再向张某收取7%“服务费”。龙某康把张某的个人信息交给朱某滨，出价1万元让其伪造提取公积金的全套材料。朱某滨伪造了购房发票和《税收缴款书》，并花数百元让专门制作假证件的湖南籍男子陈某伪造结婚证和房产证，然后将伪造好的全套材料交给龙某康。韦某欧、龙某康、朱某滨从中非法获利共3万1千余元。陈某则因为涉嫌另外一起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已于去年12月3日被市公安局鱼峰分局抓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办案民警在投入疫情防控阻止战的同时，加紧补充完善证据材料，2月3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韦某欧、龙某康、朱某滨3名犯罪嫌疑人。经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上述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柳北一男子在融水冲卡被抓】
2月10日，融水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快速查处一起拒绝疫情检查并谩骂、威胁卡点执勤人员的案件，依法对一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当日19时许，该局安陲派出所民警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置在安陲乡疫情防控执勤卡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牌号为桂BC****机动车欲强行冲卡，不配合执勤人员查验身份，并辱骂工作人员，态度蛮横恶劣。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赶至现场处置，当民警依法要求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时，当事人态度恶劣，且一直隐瞒其具体姓名和身份信息等，并与出警民警、辅警发生争执，严重影响了疫情执勤卡点正常开展工作。争执中，当事人还向民警脸上吐唾液，并扬言报复处置民警，在多次警告无效后，民警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依法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调查，该名当事人李某华，柳州市柳北区人，当日准备自驾车去往融水县香粉乡，途经安陲乡疫情防控执勤卡点时拒不配合检查，并谩骂、威胁卡点执勤人员和出警民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目前，李某华因涉嫌妨害公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两男子在融安冲卡】
按照上级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部署，融安县桥板乡政府在与桂林市交界的道路设立了防疫检测点，对从桂林跨市进入桥板乡阳山村的人员进行检测。2月11日12时许，一辆银白色五菱面包车途经阳山村防疫检测点时，司机未按防疫监测的要求停车接受检测，强行冲卡并向桥板街方向行驶。接到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的报警后，桥板派出所立即出警，在桥板街阳山路口将冲卡的五菱面包车拦下。
民警对该车司机覃某万进行批评教育，让覃某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签下保证书，保证积极配合政府、村委的工作，并且到阳山村防疫检测点当面向工作人员道歉。
2月12日15时许，桥板派出所民警再次接到阳山村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报警，一名司机驾驶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未按防疫监测的要求停车接受检测，冲卡进入桥板乡境内。
民警接警后立即开展摸排并在江边村葡萄屯找到该车车主陆某，对陆某进行批评教育。陆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签下训诫书，并且向防疫检测点工作人员进行道歉。
【居家隔离期间，这两人擅自跑到融安公共场所购物】
2月10日，融安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接到长安镇政府工作人员报称，2月4日从湖北建始县到广西融安县的黄某和向某萍未严格遵守融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关于“疫情防控，全民有责”十项措施的通告，居家隔离未满14日，擅自外出，要求公安机关出警处置。
接报后，民警立即出警处置。经查，黄某和向某萍2月4日从湖北省建始县自驾到融安县后，已向社区和长安镇政府报备，但在居家隔离期间，因烦躁不安，于2月10日10时许，两人进入融安县某超市等公共场所购物。民警现场指出黄某和向某萍的错误行为，且二人认错悔错，接受公安机关的警告教育，保证居家隔离期间不再擅自外出，自觉维护公共安全。
【隔离期间两次违反规定擅自外出，男子被三江警方处罚】
2月8日21时许，高基派出所接到涉疫线索：处于自行隔离期的白郡村村民罗某未在家，去向不详。民警立即通过监控系统追踪罗某活动轨迹，发现其于当日18时许驾车前往县城方向，民警经电话联系到罗某本人，告知其已违反隔离规定，必须立即返回家中，向村委汇报外出接触人员情况。
2月9日，民警到罗某家中调查情况，经了解，罗某一家三口于1月23日到湖北省荆州市探亲，25日回到三江。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次日，白郡村村委到罗某家中登记其基本信息并详细询问其几日来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员情况，告知其需从1月27日至2月9日自行在家隔离。而在隔离期间，罗某分别于1月28日和2月8日违反隔离规定擅自外出。
因罗某违反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规定，2月10日，三江县公安局依法对罗某行政罚款。
民警再次提醒：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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