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豆腐以及各种豆制食品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了。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擅长将最原始的奶制作成各类奶制品，农耕几千年的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将黄豆这种农作物的价值挖掘出来。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2001年男子3万在北京买房，20年后房价成1100万，房主：3万买回来
20年前北京的于泊以3万元的价格，把自己的宅基地卖给了来自四川的何天海，并立有字据。然而20年过去了，当听说自己卖出的宅基地因为拆迁能够分到1100万时，于泊坐不住了，企图从何大海手里要回宅基地。
卖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他又是凭什么来要回宅基地呢？
何家买房，于家卖房
居住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的何天海，儿女双全，本该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了何天海儿子的失声。为了让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夫妻二人下决心不管再苦再难也要治好儿子的病。
因为知道北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各方面都比较超前，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卖了家里的房子，一家人来到北京为儿子看病。
因为长期租房子住会让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于是夫妻二人拿出卖房子的钱，想在北京买个宅基地作为他们在北京的根。就在他们不断地寻找房子时，他们认识了当时家在北京市顺义区遂销镇柳各庄村的于泊。
于泊当时是柳各庄村的村民，因为家里孩子发展得还不错，也都在市区内安了家。为了随着孩子们一起生活，于泊想要卖掉老家的宅基地，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城市。
就这样，一个想买，一个想卖，两人一拍即合。因为看着何天海带着失声的儿子看病不容易。经过商量，最终于泊以3万元的低价把自家530平方的宅基地卖给了何天海。两人签订了买卖合同。
本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两家人，却在2010年的一天，两家再次发生了交集。
何家和于家因房产生纠纷
原来，于泊从小道消息听说自己老家要拆迁。一想到自己当初3万元把老家的宅基地给卖掉，于泊心里也是懊悔不已。但是不甘心的于泊打电话给何天海，想要花3万元重新买回。
当时何天海还不知道拆迁的消息，但仅仅听到于泊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天海便立马拒绝了于泊。
10年前何天海花3万元买了于泊的宅基地，10年后于泊还想花3万元买回去。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说房子现在增值了，就说3万元在相差10年其价值就没法比。
然而在于泊认为，当年以3万元的低价卖给何天海宅基地时，也是看他带着孩子看病不容易。从另一方面来说，于泊认为是自己帮助了何天海一家。
如果当时他们租房子的话，10年时间，房租绝对不止3万块钱了。现在再给他3万元钱，等于白让何天海一家住了10年时间。
两人都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谁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然而谁都拿谁没有办法。
于是，于泊经过多方调查询问，知道自己与何天海当初签订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宅基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也就是说于泊家的宅基地对于于泊来说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更不能私下交易。所以，两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于是，于泊把何天海告上了法庭。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法院根据两家的情况，最终判定于泊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但是必须赔偿何天海80万元的赔偿款。
虽然打官司赢了，但是要赔偿80万元，再加上拆迁也只是小道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拆不拆还不一定。就这样于泊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于泊舍不得这80万，也让他错失了要回宅基地最好的机会。甚至错过了比80万更多的拆迁补偿。然而，于泊的放弃对于何天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当时，就算有了于泊赔偿的80万，想要在当时的北京买到这么大的宅基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还得找房子搬家，怎么想都是很不合适的结果。
而在之后的7年时间，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集。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相反，这才只是这件事情的开端而已。
拆迁补偿谁都想要，互不相让
2018年，北京顺义区的改造正式启动，相关单位也明确颁布了包括柳各庄村在内的拆迁计划。当初于泊听到的小道消息也终于成为了真实的消息了。
而这次颁布的信息也再一次被于泊给看到，经过计算，于泊家的宅基地的补偿金额居然达到了1100万。
此时的于泊真是追悔莫及，后悔当初自己舍不得那80万，但于泊也没有放弃，想要再与何天海争一争，有了上次打官司的经验，他认为自己还是有希望拿回宅基地的。
政策颁布下来以后，因为开发商的安置速度，加上柳各庄村村民的积极响应，拆迁安置的工作顺利的进行着。
因为拆迁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地的民生，而何天海作为宅基地先在的主人，再加上何天海一家积极配合拆迁工作，所以在第一时间与拆迁办签订了补偿协议。
经过核实计算，何天海一家居住的宅基地有两方面补偿。现金补偿和拆迁安置面积补偿。现金补偿共计约254万元。回迁房安置总面积达到371平米。所有补偿价值在1100万元左右，所有的补偿，只要在何天海签字画押后，都会补偿给他。
于泊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立马着急了起来。他立刻找到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房本上写着他的名字，拆迁协议应该跟自己签才是对的。
而面对于泊的质疑，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他们负责拆迁的，首先需要与住在宅基地的人商量，不然拆迁就进行不了。
再一个，棚户区改造作为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改善的是涉及到这个区域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事影响其他居民的拆迁工作。
因为于泊的出现，导致这片宅基地出现了纠纷。虽然没有妨碍拆迁办的工程建设，但是何天海一家的补偿也不能到位，而拆迁办的工作也不算完成。
为了让柳各庄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拆迁办也找来律师和调解团来帮忙解决何天海和于泊之间的纠纷。
两家进行调解
而在调解现场，律师表示具体的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配，但是通过参照法律和以往大量的案例，结合两家的实际情况，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律师提出了仅适用于这两家纠纷的个案分配方案。
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其百分之七十归属于何天海家，百分之三十属于于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的百分之百属于何天海。
也就是通过土地利益置换来的371平米的房屋所得，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111.3平米应该分给于泊，剩下的259.7平米属于何天海。
此外，通过房屋方面获得的金钱补偿，包括区位补偿价、空地奖、合法利用奖共计127.4万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38.22万元给到于泊，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89.18万元属于何天海。再加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现金补偿125.82万元，等于是何天海拿到了215万元。
然而，于家与何家对于律师给出的分配方案都不认可。他们都觉得所有的补偿都属于自己，不应该给对方分。
何家认为棚改的对象应该是居住者，是买了宅基地的他们家。而不是拿了他们买宅基地的钱去买房的于泊。
而于泊则认为，虽然宅基地当时卖给了他们，签有合同，但是在之前打官司证明当初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并且棚改的包括柳各庄村，只有属于柳各庄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拆迁给到的安置补偿，何天海不具备这个资格。再加上现在房本上写的还是他于泊的名字，所以，拆迁补偿必须得不给自己。
经过了解发现，虽然何天海一家都是四川老家的户口，但是，于泊一家的户口在2001年卖房后就转变为城镇居民户口，所以在户口方面，双方没有区别，并不影响补偿的分配。
另一方面，何天海能够获得房屋安置的原因，是基于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中有这样一条：买受人确实无房居住的，应予妥善安置。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下去，谁都不愿做出让步。
就在这时，何天海的儿子通过调解团向现场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配有文字，何天海儿子用手势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我爱你们，这么多年为了给我治病，跑了很多家医院，我都记在心里。等你们老了，我来照顾你们。”
“爸爸妈妈多年来，为了房子的事，走得很累，一直没有停下来，特别的不容易。我们都盼望着，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安心的家。我爱你们！”
何天海儿子的视频触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此时双方的心也因为何天海儿子的情感表达变得柔软了起来。
此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对着何家和于家两家说道：“我希望两家可以把思绪拉到2001年。何家带着儿子来北京看病，遇到姓于的把宅基地转让给他们，那是多么温暖的场景；那是互帮互助的场景；那是一个接纳的场景。”
工作人员的话触动着何天海一家和于泊，双方都低下了头陷入沉思。此刻的双方或许已经解开了心结。应该也愿意分享国家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调解成功，补偿共享
再次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导。最终，双方同意了律师提出来的“三七分”的分配方案。双方多年下来的恩怨仿佛也在此刻都放了下来。
第二天，双方也都相继来到了拆迁办公室。此时的他们都带着即将获得安置补偿的喜悦。
最终，何天海一家选择了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90平米的两居室和100平米的三居室。而于泊则选择了放弃回迁安置房，以市场的价格获得了320多万元的现金补偿，并在顺义城区为老父亲买了一套现房居住。
两家问题的解决，也让两家走出了纠纷，各自奔向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通过两家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在困难时能回到最初的地方，找回自己的初心。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话，该多好啊！ https://t.cn/A6fM3YVo
20年前北京的于泊以3万元的价格，把自己的宅基地卖给了来自四川的何天海，并立有字据。然而20年过去了，当听说自己卖出的宅基地因为拆迁能够分到1100万时，于泊坐不住了，企图从何大海手里要回宅基地。
卖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他又是凭什么来要回宅基地呢？
何家买房，于家卖房
居住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的何天海，儿女双全，本该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了何天海儿子的失声。为了让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夫妻二人下决心不管再苦再难也要治好儿子的病。
因为知道北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各方面都比较超前，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卖了家里的房子，一家人来到北京为儿子看病。
因为长期租房子住会让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于是夫妻二人拿出卖房子的钱，想在北京买个宅基地作为他们在北京的根。就在他们不断地寻找房子时，他们认识了当时家在北京市顺义区遂销镇柳各庄村的于泊。
于泊当时是柳各庄村的村民，因为家里孩子发展得还不错，也都在市区内安了家。为了随着孩子们一起生活，于泊想要卖掉老家的宅基地，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城市。
就这样，一个想买，一个想卖，两人一拍即合。因为看着何天海带着失声的儿子看病不容易。经过商量，最终于泊以3万元的低价把自家530平方的宅基地卖给了何天海。两人签订了买卖合同。
本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两家人，却在2010年的一天，两家再次发生了交集。
何家和于家因房产生纠纷
原来，于泊从小道消息听说自己老家要拆迁。一想到自己当初3万元把老家的宅基地给卖掉，于泊心里也是懊悔不已。但是不甘心的于泊打电话给何天海，想要花3万元重新买回。
当时何天海还不知道拆迁的消息，但仅仅听到于泊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天海便立马拒绝了于泊。
10年前何天海花3万元买了于泊的宅基地，10年后于泊还想花3万元买回去。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说房子现在增值了，就说3万元在相差10年其价值就没法比。
然而在于泊认为，当年以3万元的低价卖给何天海宅基地时，也是看他带着孩子看病不容易。从另一方面来说，于泊认为是自己帮助了何天海一家。
如果当时他们租房子的话，10年时间，房租绝对不止3万块钱了。现在再给他3万元钱，等于白让何天海一家住了10年时间。
两人都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谁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然而谁都拿谁没有办法。
于是，于泊经过多方调查询问，知道自己与何天海当初签订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宅基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也就是说于泊家的宅基地对于于泊来说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更不能私下交易。所以，两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于是，于泊把何天海告上了法庭。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法院根据两家的情况，最终判定于泊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但是必须赔偿何天海80万元的赔偿款。
虽然打官司赢了，但是要赔偿80万元，再加上拆迁也只是小道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拆不拆还不一定。就这样于泊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于泊舍不得这80万，也让他错失了要回宅基地最好的机会。甚至错过了比80万更多的拆迁补偿。然而，于泊的放弃对于何天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当时，就算有了于泊赔偿的80万，想要在当时的北京买到这么大的宅基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还得找房子搬家，怎么想都是很不合适的结果。
而在之后的7年时间，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集。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相反，这才只是这件事情的开端而已。
拆迁补偿谁都想要，互不相让
2018年，北京顺义区的改造正式启动，相关单位也明确颁布了包括柳各庄村在内的拆迁计划。当初于泊听到的小道消息也终于成为了真实的消息了。
而这次颁布的信息也再一次被于泊给看到，经过计算，于泊家的宅基地的补偿金额居然达到了1100万。
此时的于泊真是追悔莫及，后悔当初自己舍不得那80万，但于泊也没有放弃，想要再与何天海争一争，有了上次打官司的经验，他认为自己还是有希望拿回宅基地的。
政策颁布下来以后，因为开发商的安置速度，加上柳各庄村村民的积极响应，拆迁安置的工作顺利的进行着。
因为拆迁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地的民生，而何天海作为宅基地先在的主人，再加上何天海一家积极配合拆迁工作，所以在第一时间与拆迁办签订了补偿协议。
经过核实计算，何天海一家居住的宅基地有两方面补偿。现金补偿和拆迁安置面积补偿。现金补偿共计约254万元。回迁房安置总面积达到371平米。所有补偿价值在1100万元左右，所有的补偿，只要在何天海签字画押后，都会补偿给他。
于泊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立马着急了起来。他立刻找到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房本上写着他的名字，拆迁协议应该跟自己签才是对的。
而面对于泊的质疑，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他们负责拆迁的，首先需要与住在宅基地的人商量，不然拆迁就进行不了。
再一个，棚户区改造作为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改善的是涉及到这个区域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事影响其他居民的拆迁工作。
因为于泊的出现，导致这片宅基地出现了纠纷。虽然没有妨碍拆迁办的工程建设，但是何天海一家的补偿也不能到位，而拆迁办的工作也不算完成。
为了让柳各庄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拆迁办也找来律师和调解团来帮忙解决何天海和于泊之间的纠纷。
两家进行调解
而在调解现场，律师表示具体的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配，但是通过参照法律和以往大量的案例，结合两家的实际情况，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律师提出了仅适用于这两家纠纷的个案分配方案。
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其百分之七十归属于何天海家，百分之三十属于于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的百分之百属于何天海。
也就是通过土地利益置换来的371平米的房屋所得，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111.3平米应该分给于泊，剩下的259.7平米属于何天海。
此外，通过房屋方面获得的金钱补偿，包括区位补偿价、空地奖、合法利用奖共计127.4万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38.22万元给到于泊，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89.18万元属于何天海。再加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现金补偿125.82万元，等于是何天海拿到了215万元。
然而，于家与何家对于律师给出的分配方案都不认可。他们都觉得所有的补偿都属于自己，不应该给对方分。
何家认为棚改的对象应该是居住者，是买了宅基地的他们家。而不是拿了他们买宅基地的钱去买房的于泊。
而于泊则认为，虽然宅基地当时卖给了他们，签有合同，但是在之前打官司证明当初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并且棚改的包括柳各庄村，只有属于柳各庄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拆迁给到的安置补偿，何天海不具备这个资格。再加上现在房本上写的还是他于泊的名字，所以，拆迁补偿必须得不给自己。
经过了解发现，虽然何天海一家都是四川老家的户口，但是，于泊一家的户口在2001年卖房后就转变为城镇居民户口，所以在户口方面，双方没有区别，并不影响补偿的分配。
另一方面，何天海能够获得房屋安置的原因，是基于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中有这样一条：买受人确实无房居住的，应予妥善安置。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下去，谁都不愿做出让步。
就在这时，何天海的儿子通过调解团向现场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配有文字，何天海儿子用手势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我爱你们，这么多年为了给我治病，跑了很多家医院，我都记在心里。等你们老了，我来照顾你们。”
“爸爸妈妈多年来，为了房子的事，走得很累，一直没有停下来，特别的不容易。我们都盼望着，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安心的家。我爱你们！”
何天海儿子的视频触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此时双方的心也因为何天海儿子的情感表达变得柔软了起来。
此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对着何家和于家两家说道：“我希望两家可以把思绪拉到2001年。何家带着儿子来北京看病，遇到姓于的把宅基地转让给他们，那是多么温暖的场景；那是互帮互助的场景；那是一个接纳的场景。”
工作人员的话触动着何天海一家和于泊，双方都低下了头陷入沉思。此刻的双方或许已经解开了心结。应该也愿意分享国家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调解成功，补偿共享
再次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导。最终，双方同意了律师提出来的“三七分”的分配方案。双方多年下来的恩怨仿佛也在此刻都放了下来。
第二天，双方也都相继来到了拆迁办公室。此时的他们都带着即将获得安置补偿的喜悦。
最终，何天海一家选择了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90平米的两居室和100平米的三居室。而于泊则选择了放弃回迁安置房，以市场的价格获得了320多万元的现金补偿，并在顺义城区为老父亲买了一套现房居住。
两家问题的解决，也让两家走出了纠纷，各自奔向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通过两家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在困难时能回到最初的地方，找回自己的初心。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话，该多好啊！ https://t.cn/A6fM3YVo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宁陵老党员耿兴利义务守护祭扫烈士墓12年】在宁陵县逻岗镇张庄村，有一座雄伟挺拔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北侧长眠着三位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每年清明节，都有很多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部队官兵等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缅怀祭奠。4月5日一早，逻岗镇张庄村69岁的老党员耿兴利便手捧鲜花来到烈士墓前祭扫。然后提来几桶清水，用抹布埋头清理擦拭墓碑……这一做就是12年。4月5日，本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这位义务守护祭扫烈士墓的老人。
A三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
宁陵县逻岗镇，是宁陵、民权、睢县三县交界处的一座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世纪50年代，因这里风沙遍地，地广人稀，被称为宁陵的“北大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逻岗镇张庄村人民不畏艰苦，与风沙展开了激烈搏斗。一时间，张庄人民抗击风沙的精神和经验在宁陵县树立了一面红旗，“学张庄 赶大寨”口号响彻宁陵大地。
岁月峥嵘，逻岗昔日黄沙地已变成万顷良田，但历史的印痕并不会因年轮的增加而消逝，反而愈加有深度和厚度。如今，站在张庄烈士墓前，瞻仰着墓碑上的文字，昔日的硝烟弥漫仿佛就在眼前……
据碑文记载：烈士蔡某某，40岁，生平不详。1947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南下，烈士蔡某某因落队之缘故，身藏党旗、文件等物，只身行走至逻岗镇母堂村南河内时，被反动地主武装高扬善所捕。虽受严刑拷打，昏死数次，但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未曾泄露，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
另外两名烈士，仅20余岁，其姓名、生平不详。遇难时随身携带党员证件，故知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二人随我大军南下，骑马挎枪身负前锋侦探之重任，行至逻岗西街小隅首时，偶与高匪相逢。适逢集会，前挤后拥，若开枪还击，必伤及群众。为保群众安全，我英雄宁可舍命，终未开枪。后因寡不敌众而被捕，绳捆索绑至逻岗东门外，两位烈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面无惧色，英勇就义。
1958年，党和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后代，将三名烈士墓迁移至张庄村西，重新安葬，并立了纪念碑。纪念碑建成后，宁陵县以及周边的睢县、民权等地的干部群众每逢清明节都来祭扫。
2011年清明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商丘某部和逻岗镇政府对张庄烈士纪念碑进行了修缮。是年，宁陵县有关党政领导来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前，认为应该有人为烈士守墓，加强管护。
已经年过半百的耿兴利自告奋勇，成了一名为烈士守墓者。
张庄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高耸挺立，该碑底座8立方米，四角圆柱。上面碑文高3米，往上收尖高2米，顶端有红五角星，总高约7米。碑南面大字为“烈士纪念碑”，东面为“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北面为“死难烈士万岁”，西面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大字全是红色毛体字，苍劲有力。纪念碑北侧有墓冢三座，东西排列，均为圆桶顶，水泥砌筑，南北长2米，高1米。
B十二年义务守护祭扫
“建纪念碑时，我14岁左右，刚刚下学，就在工地上搬砖和泥。几十年来，我一直陪伴在纪念碑旁，如今，我对这座烈士纪念碑有感情了，感觉烈士就像是自己的先贤一样亲切。”耿兴利老人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今年69岁的耿兴利，接到义务守墓的“任务”后，每年清明节，都准时到烈士墓祭扫。“都是从家里提来几桶水，带上抹布、扫帚，先在墓前鞠个躬，然后擦洗墓碑和墓冢。特别是前几年，附近有大型机器脱花生壳，把墓碑埋上一层土灰色，非常难清洗。加之附近有难缠的杂草，扫一次墓需要忙一整天。”耿兴利说。
2015年清明节，耿兴利随亲戚去南方，不能及时返回。清明节一早，他就打电话给老伴李永芝，让老伴代为祭扫。
2015年间，大型机器收割小麦时，不小心碰撞了墓碑的一角。耿兴利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费买来了沙子和水泥，自己动手修补了墓碑。
如今，逻岗镇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又重新修补了墓碑，用油漆涂描了碑面上的大字，看上去焕然一新，庄严肃穆。
C一直想为烈士寻亲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耿兴利一直有个心结：这三位无名烈士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归属哪个部队？有没有亲人？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因此，他一直有个心愿：为他们寻亲。
“烈士没留下名字，只知道一位烈士姓蔡，据说是民权人。很多年前，听说烈士唯一的女儿前来祭拜，但也没留下姓名和地址。”耿兴利说。
为了弄清烈士生平，耿兴利打听了很多逻岗镇的老年人，也查找了不少资料，但给烈士寻亲的事情似乎没有进展。耿兴利下一步打算联系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借助媒体发力，为烈士寻亲。
“主要是没有线索，希望也很渺茫。如果当时的战士还有健在的，可以与我或村委会联系。烈士牺牲时都是年轻人，都有父母，如果能为烈士找到家，也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耿兴利对记者说着，眼里充满渴望。
张庄村支部书记耿红胜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党员，耿兴利对烈士的敬仰一直很虔诚，村干部和村民看在眼里，都打心眼里敬佩。12年来，他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从没一句怨言。
记者采访时发现，墓碑前不但放有鲜花，还有水果、白酒等。说起这个，耿兴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他欣慰的是，他扫墓的事情清明节前被村民张兴生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后，附近村庄的一些年轻人也纷纷前来祭扫。
“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士，前几天带来了苹果和白酒，还有一些年轻人来鞠躬，这让我看到了年轻人敬仰烈士、缅怀烈士之情。”耿兴利说。
而今，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师生们前来张庄烈士墓敬献花圈。他们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鞠躬默哀，深切悼念革命烈士。看到这一幕，耿兴利老人流泪了。
“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很敬佩他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守护在这里。我愿奉献我的微薄之力，让他们的精神永远发光。”采访结束时，耿兴利老人对记者说。据了解，商丘市文明办推荐上报的2021年度下半年“商丘好人”候选人中，在“诚实守信”一栏，耿兴利的名字位列其中。
墓碑巍峨，烈士无言。此地有幸埋忠骨，我辈勿忘祭英魂。仰望着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一种对烈士的崇敬之情顿时涌上心头。让记者崇敬的，还有这位在乡村默默奉献的守墓人。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耿兴利清理擦拭墓碑
图二：认真清理烈士墓
图三：将碎石与杂物打扫干净
A三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
宁陵县逻岗镇，是宁陵、民权、睢县三县交界处的一座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世纪50年代，因这里风沙遍地，地广人稀，被称为宁陵的“北大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逻岗镇张庄村人民不畏艰苦，与风沙展开了激烈搏斗。一时间，张庄人民抗击风沙的精神和经验在宁陵县树立了一面红旗，“学张庄 赶大寨”口号响彻宁陵大地。
岁月峥嵘，逻岗昔日黄沙地已变成万顷良田，但历史的印痕并不会因年轮的增加而消逝，反而愈加有深度和厚度。如今，站在张庄烈士墓前，瞻仰着墓碑上的文字，昔日的硝烟弥漫仿佛就在眼前……
据碑文记载：烈士蔡某某，40岁，生平不详。1947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南下，烈士蔡某某因落队之缘故，身藏党旗、文件等物，只身行走至逻岗镇母堂村南河内时，被反动地主武装高扬善所捕。虽受严刑拷打，昏死数次，但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未曾泄露，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
另外两名烈士，仅20余岁，其姓名、生平不详。遇难时随身携带党员证件，故知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二人随我大军南下，骑马挎枪身负前锋侦探之重任，行至逻岗西街小隅首时，偶与高匪相逢。适逢集会，前挤后拥，若开枪还击，必伤及群众。为保群众安全，我英雄宁可舍命，终未开枪。后因寡不敌众而被捕，绳捆索绑至逻岗东门外，两位烈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面无惧色，英勇就义。
1958年，党和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后代，将三名烈士墓迁移至张庄村西，重新安葬，并立了纪念碑。纪念碑建成后，宁陵县以及周边的睢县、民权等地的干部群众每逢清明节都来祭扫。
2011年清明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商丘某部和逻岗镇政府对张庄烈士纪念碑进行了修缮。是年，宁陵县有关党政领导来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前，认为应该有人为烈士守墓，加强管护。
已经年过半百的耿兴利自告奋勇，成了一名为烈士守墓者。
张庄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高耸挺立，该碑底座8立方米，四角圆柱。上面碑文高3米，往上收尖高2米，顶端有红五角星，总高约7米。碑南面大字为“烈士纪念碑”，东面为“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北面为“死难烈士万岁”，西面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大字全是红色毛体字，苍劲有力。纪念碑北侧有墓冢三座，东西排列，均为圆桶顶，水泥砌筑，南北长2米，高1米。
B十二年义务守护祭扫
“建纪念碑时，我14岁左右，刚刚下学，就在工地上搬砖和泥。几十年来，我一直陪伴在纪念碑旁，如今，我对这座烈士纪念碑有感情了，感觉烈士就像是自己的先贤一样亲切。”耿兴利老人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今年69岁的耿兴利，接到义务守墓的“任务”后，每年清明节，都准时到烈士墓祭扫。“都是从家里提来几桶水，带上抹布、扫帚，先在墓前鞠个躬，然后擦洗墓碑和墓冢。特别是前几年，附近有大型机器脱花生壳，把墓碑埋上一层土灰色，非常难清洗。加之附近有难缠的杂草，扫一次墓需要忙一整天。”耿兴利说。
2015年清明节，耿兴利随亲戚去南方，不能及时返回。清明节一早，他就打电话给老伴李永芝，让老伴代为祭扫。
2015年间，大型机器收割小麦时，不小心碰撞了墓碑的一角。耿兴利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费买来了沙子和水泥，自己动手修补了墓碑。
如今，逻岗镇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又重新修补了墓碑，用油漆涂描了碑面上的大字，看上去焕然一新，庄严肃穆。
C一直想为烈士寻亲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耿兴利一直有个心结：这三位无名烈士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归属哪个部队？有没有亲人？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因此，他一直有个心愿：为他们寻亲。
“烈士没留下名字，只知道一位烈士姓蔡，据说是民权人。很多年前，听说烈士唯一的女儿前来祭拜，但也没留下姓名和地址。”耿兴利说。
为了弄清烈士生平，耿兴利打听了很多逻岗镇的老年人，也查找了不少资料，但给烈士寻亲的事情似乎没有进展。耿兴利下一步打算联系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借助媒体发力，为烈士寻亲。
“主要是没有线索，希望也很渺茫。如果当时的战士还有健在的，可以与我或村委会联系。烈士牺牲时都是年轻人，都有父母，如果能为烈士找到家，也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耿兴利对记者说着，眼里充满渴望。
张庄村支部书记耿红胜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党员，耿兴利对烈士的敬仰一直很虔诚，村干部和村民看在眼里，都打心眼里敬佩。12年来，他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从没一句怨言。
记者采访时发现，墓碑前不但放有鲜花，还有水果、白酒等。说起这个，耿兴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他欣慰的是，他扫墓的事情清明节前被村民张兴生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后，附近村庄的一些年轻人也纷纷前来祭扫。
“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士，前几天带来了苹果和白酒，还有一些年轻人来鞠躬，这让我看到了年轻人敬仰烈士、缅怀烈士之情。”耿兴利说。
而今，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师生们前来张庄烈士墓敬献花圈。他们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鞠躬默哀，深切悼念革命烈士。看到这一幕，耿兴利老人流泪了。
“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很敬佩他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守护在这里。我愿奉献我的微薄之力，让他们的精神永远发光。”采访结束时，耿兴利老人对记者说。据了解，商丘市文明办推荐上报的2021年度下半年“商丘好人”候选人中，在“诚实守信”一栏，耿兴利的名字位列其中。
墓碑巍峨，烈士无言。此地有幸埋忠骨，我辈勿忘祭英魂。仰望着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一种对烈士的崇敬之情顿时涌上心头。让记者崇敬的，还有这位在乡村默默奉献的守墓人。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耿兴利清理擦拭墓碑
图二：认真清理烈士墓
图三：将碎石与杂物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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