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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电力供应“大考”：电煤持续保供稳价 多地升高耗能行业电价】
面对用电用煤高峰的到来，电力系统再度迎来考验，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接连部署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小暑刚过，全国多地已提前开启了“炙烤”模式。根据中央气象台公布的信息，7月6日至11日，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出现了35℃以上高温天气，多个城市出现40℃高温的超长“待机”。同时，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叠加大范围高温天气，使得多地用电负荷不断攀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统计，6月以来，全国电力消费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速还将随着气温升高而进一步提升，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在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
面对用电用煤高峰的到来，电力系统再度迎来考验，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接连部署能源保供稳价工作。不仅全国原煤日均产量连创新高，多家大型电厂发电量也大幅增长，各地的支撑性电源和输电线路等重点工程也在加速投产，力保2022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31.jpg
多地用电负荷不断攀升。-视觉中国
电煤保供稳价进行时
国家电网6月20日披露，6月以来，该公司经营区域最大用电负荷超过8.44亿千瓦，河南、河北、甘肃、宁夏、天津、山东、江苏等地，以及西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目前的增长仍在正常范围中。”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居民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用电量随之攀升，同时各地工业产能也正在抓紧恢复，制造业景气度回归正常，势必带来新增用电需求。
那么，今年有可能因为多地高温“炙烤”，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吗?
林伯强指出，每年夏季也会偶尔出现用电负荷创新高的现象，只要在预期范围内，进行合理调峰调度，就不会产生用电供应紧张的问题。
不过，需要做好电煤的“保供稳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张宏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煤炭产量完成18.1亿吨，同比增长10.4%，全国原煤日均产量超过了1200万吨的历史高位，全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大幅增加。
在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已于7月1日开展电煤保供专项行动，预计暑运期间日均电煤装车在6万车左右，同比提高1万车以上。
中电联统计，当前电厂煤炭库存基本达到迎峰度夏前峰值，截至6月30日，纳入电力行业燃料统计的发电集团燃煤电厂煤炭库存9601万吨，同比提高42.6%，电煤库存可用天数22.4天，并且仍在保持扩张状态。
“从资源情况看，晋陕蒙等主产地仍有一定增产潜力。”张宏表示，随着迎峰度夏用煤高峰时段的到来，煤炭需求逐步回升。但今年全国水电和新能源发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对煤炭替代作用也在增加。所以，今年夏季全国煤炭市场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态势。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电力经济技术分析研究所所长王永利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去年9月份多省份大规模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在于源侧、网侧和用户侧之间未有效协调，反映出对于“源网荷储”各环节梳理尚不清晰，对火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都存在影响。
今年除了强调电源侧保供应之外，不少省市的迎峰度夏工作会还部署电网工程、有序用电等网侧用户侧举措进行供能调节。据了解，南方电网公司将全面提速粤港澳大湾区244项能源保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今年内投产125项。今年江苏电网16项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已全部建成投运，包括7项500千伏电网工程和9项220千伏电网工程，累计新增变电容量超900万千伏安。
“当明确掌握各个环节的调节能力后，就可以选择低成本环节进行调节，从而主动有秩序地应对突发状况，降低对经济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今年迎峰度夏的压力确实存在，但是从发电侧、负荷管理等方面来看，今年在政策、企业等各方面都准备得比较充分。” 王永利说。
“今年在燃料得到充足保障、来水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我国的电力供应能力总体可以满足电力消费需求。”中电联数据与统计中心副主任蒋德斌在分析《2022年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时也指出，在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进一步减弱的情况下，结合国家各项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显现等综合因素，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0%左右，比上半年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我国电煤供需总体平衡，但煤电企业持续亏损，仍然对电力保供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产生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规上工业利润同比下滑26.9%，其中，煤电企业利润长期处在被挤压状态。
据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叶春介绍，2021年8月以来，大型发电集团煤电板块整体亏损，部分集团的煤电板块亏损面达到100%。虽然去年10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布以来，燃煤发电机组市场交易电价有所上浮，但仍远低于煤价的上涨幅度，企业经营压力持续积累。
叶春认为，应对煤电企业持续亏损，需要持续加大对煤电企业政策支持，包括连续加大国有资本金支持、给予信贷审批和投放政策支持、向经营困难的燃煤机组提供专项资金补贴以及征收煤炭特别收益金等。
提升新能源供电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电力负荷猛增的情况，云南、宁夏、浙江、湖南等多个省份专门出台了有关高耗能企业的电价调整方案。
比如，浙江省在5月中旬起草《关于调整高耗能企业电价的通知》，针对5大类17小类共634家高耗能企业，计划从7月1日起至12月31日将电价每千瓦时提高0.172元。湖南省发布的《湖南省高耗能企业迎峰度夏市场交易方案》，明确对于高耗能企业超合同用电，预测有供电缺口时段执行惩罚性电价，结算价差按月内交易价差+代理服务价格+10元/千瓦时执行。
“目前中国电力需求侧70%是工业用电，其中40%、50%都是高耗能行业用电。在当前强调稳经济的前提下，全盘调整不现实，可以针对高耗能行业的过剩产能采取措施，既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也能在解决电力供需矛盾上起到更明显的作用。”林伯强说。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发电已逐步成为我国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建风电、光伏发电已在去年正式进入平价上网阶段，风光储的技术成本已大幅度下降。
此前市场普遍分析，在“双碳”战略及满足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的影响下，2022年新能源发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煤电的替代也会有明显提升。
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5月，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6.7亿千瓦;1-5月新能源发电占全口径总发电量的40.6%。
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张琳预计，2022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6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达到13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首次上升至50%左右。
不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性较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升，也在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考验。比如，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在对外披露时曾提到，去年9月23日至25日，由于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辽宁启动3轮II级(负荷缺口10%至20%)有序用电措施，个别时段在实施有序用电措施最大错避峰416.92万千瓦的情况下，电网仍存在供电缺口。因此，辽宁不得不采取了“拉闸限电”这一最终手段。
张琳表示，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存在安全、效率和管理等问题，其中风光发电的随机性、间歇性和消纳问题突出。5月份，风力发电量由增转降，下降0.7%，太阳能发电增速放缓，增长8.3%。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分析，二季度随着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等地集中式风电光伏装机大幅增加，风光发电量占比将进一步提升，消纳压力也随之增大。
为保证实现“2025年灵活调节电源占比达到24%左右”的“十四五”目标，张琳表示，避免弃风弃光、保证电力消纳，要在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制造，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及改造，电网侧加强送受端省份对接协作，负荷侧着力提升大工业高载能负荷灵活性等方向发力。
王永利也提出，风电和光电能源的消纳问题，需要通过管理手段、打通“源网荷储”瓶颈环节、市场化手段以至整体提升的方向逐渐解决。
【高温下电力供应“大考”：电煤持续保供稳价 多地升高耗能行业电价】
面对用电用煤高峰的到来，电力系统再度迎来考验，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接连部署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小暑刚过，全国多地已提前开启了“炙烤”模式。根据中央气象台公布的信息，7月6日至11日，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出现了35℃以上高温天气，多个城市出现40℃高温的超长“待机”。同时，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叠加大范围高温天气，使得多地用电负荷不断攀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统计，6月以来，全国电力消费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速还将随着气温升高而进一步提升，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在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
面对用电用煤高峰的到来，电力系统再度迎来考验，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接连部署能源保供稳价工作。不仅全国原煤日均产量连创新高，多家大型电厂发电量也大幅增长，各地的支撑性电源和输电线路等重点工程也在加速投产，力保2022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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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用电负荷不断攀升。-视觉中国
电煤保供稳价进行时
国家电网6月20日披露，6月以来，该公司经营区域最大用电负荷超过8.44亿千瓦，河南、河北、甘肃、宁夏、天津、山东、江苏等地，以及西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目前的增长仍在正常范围中。”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居民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用电量随之攀升，同时各地工业产能也正在抓紧恢复，制造业景气度回归正常，势必带来新增用电需求。
那么，今年有可能因为多地高温“炙烤”，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吗?
林伯强指出，每年夏季也会偶尔出现用电负荷创新高的现象，只要在预期范围内，进行合理调峰调度，就不会产生用电供应紧张的问题。
不过，需要做好电煤的“保供稳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张宏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煤炭产量完成18.1亿吨，同比增长10.4%，全国原煤日均产量超过了1200万吨的历史高位，全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大幅增加。
在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已于7月1日开展电煤保供专项行动，预计暑运期间日均电煤装车在6万车左右，同比提高1万车以上。
中电联统计，当前电厂煤炭库存基本达到迎峰度夏前峰值，截至6月30日，纳入电力行业燃料统计的发电集团燃煤电厂煤炭库存9601万吨，同比提高42.6%，电煤库存可用天数22.4天，并且仍在保持扩张状态。
“从资源情况看，晋陕蒙等主产地仍有一定增产潜力。”张宏表示，随着迎峰度夏用煤高峰时段的到来，煤炭需求逐步回升。但今年全国水电和新能源发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对煤炭替代作用也在增加。所以，今年夏季全国煤炭市场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态势。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电力经济技术分析研究所所长王永利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去年9月份多省份大规模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在于源侧、网侧和用户侧之间未有效协调，反映出对于“源网荷储”各环节梳理尚不清晰，对火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都存在影响。
今年除了强调电源侧保供应之外，不少省市的迎峰度夏工作会还部署电网工程、有序用电等网侧用户侧举措进行供能调节。据了解，南方电网公司将全面提速粤港澳大湾区244项能源保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今年内投产125项。今年江苏电网16项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已全部建成投运，包括7项500千伏电网工程和9项220千伏电网工程，累计新增变电容量超900万千伏安。
“当明确掌握各个环节的调节能力后，就可以选择低成本环节进行调节，从而主动有秩序地应对突发状况，降低对经济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今年迎峰度夏的压力确实存在，但是从发电侧、负荷管理等方面来看，今年在政策、企业等各方面都准备得比较充分。” 王永利说。
“今年在燃料得到充足保障、来水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我国的电力供应能力总体可以满足电力消费需求。”中电联数据与统计中心副主任蒋德斌在分析《2022年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时也指出，在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进一步减弱的情况下，结合国家各项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显现等综合因素，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0%左右，比上半年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我国电煤供需总体平衡，但煤电企业持续亏损，仍然对电力保供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产生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规上工业利润同比下滑26.9%，其中，煤电企业利润长期处在被挤压状态。
据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叶春介绍，2021年8月以来，大型发电集团煤电板块整体亏损，部分集团的煤电板块亏损面达到100%。虽然去年10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布以来，燃煤发电机组市场交易电价有所上浮，但仍远低于煤价的上涨幅度，企业经营压力持续积累。
叶春认为，应对煤电企业持续亏损，需要持续加大对煤电企业政策支持，包括连续加大国有资本金支持、给予信贷审批和投放政策支持、向经营困难的燃煤机组提供专项资金补贴以及征收煤炭特别收益金等。
提升新能源供电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电力负荷猛增的情况，云南、宁夏、浙江、湖南等多个省份专门出台了有关高耗能企业的电价调整方案。
比如，浙江省在5月中旬起草《关于调整高耗能企业电价的通知》，针对5大类17小类共634家高耗能企业，计划从7月1日起至12月31日将电价每千瓦时提高0.172元。湖南省发布的《湖南省高耗能企业迎峰度夏市场交易方案》，明确对于高耗能企业超合同用电，预测有供电缺口时段执行惩罚性电价，结算价差按月内交易价差+代理服务价格+10元/千瓦时执行。
“目前中国电力需求侧70%是工业用电，其中40%、50%都是高耗能行业用电。在当前强调稳经济的前提下，全盘调整不现实，可以针对高耗能行业的过剩产能采取措施，既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也能在解决电力供需矛盾上起到更明显的作用。”林伯强说。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发电已逐步成为我国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建风电、光伏发电已在去年正式进入平价上网阶段，风光储的技术成本已大幅度下降。
此前市场普遍分析，在“双碳”战略及满足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的影响下，2022年新能源发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煤电的替代也会有明显提升。
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5月，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6.7亿千瓦;1-5月新能源发电占全口径总发电量的40.6%。
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张琳预计，2022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6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达到13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首次上升至50%左右。
不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性较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升，也在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考验。比如，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在对外披露时曾提到，去年9月23日至25日，由于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辽宁启动3轮II级(负荷缺口10%至20%)有序用电措施，个别时段在实施有序用电措施最大错避峰416.92万千瓦的情况下，电网仍存在供电缺口。因此，辽宁不得不采取了“拉闸限电”这一最终手段。
张琳表示，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存在安全、效率和管理等问题，其中风光发电的随机性、间歇性和消纳问题突出。5月份，风力发电量由增转降，下降0.7%，太阳能发电增速放缓，增长8.3%。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分析，二季度随着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等地集中式风电光伏装机大幅增加，风光发电量占比将进一步提升，消纳压力也随之增大。
为保证实现“2025年灵活调节电源占比达到24%左右”的“十四五”目标，张琳表示，避免弃风弃光、保证电力消纳，要在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制造，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及改造，电网侧加强送受端省份对接协作，负荷侧着力提升大工业高载能负荷灵活性等方向发力。
王永利也提出，风电和光电能源的消纳问题，需要通过管理手段、打通“源网荷储”瓶颈环节、市场化手段以至整体提升的方向逐渐解决。
【终于，连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上海首个核酸产业园将于本月中旬开工##无锡1密接人员擅自离开房间被刑拘#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上海首个核酸产业园将于本月中旬开工##无锡1密接人员擅自离开房间被刑拘#
【“加密货币女王”被FBI悬赏，其项目在华涉150亿大案】#FBI悬赏维卡币创始人# 美国当地时间上周四，FBI将有“加密货币女王”之称的鲁亚·伊格纳托娃(Ruja Ignatova)列入十大通缉要犯名单，悬赏十万美元寻找她的下落。据美国司法部门称，她通过发行维卡币（OneCoin）在全球敛财超40亿美元。2018年，中国执法部门曾公诉“维卡币”传销组织98人，涉案金额达150余亿元人民币。
除FBI外，今年5月，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今年也将伊格纳托娃列入“欧洲通缉要犯名单”。
在此次被FBI列入十大通缉要犯名单前，鲁亚·伊格纳托娃的名字已鲜少被提起，毕竟从2017年以来她便销声匿迹，但维卡币的余毒却并未随之消失，甚至其在国内的组织者落网后，依然有人执迷不悟，还一心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自称“比特币杀手”
维卡币于2014年底推出，其官方介绍资料中，创始人伊格纳托娃是保加利亚康斯坦茨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法律系双博士，曾担任保加利亚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的CEO和CFO。顶着这些头衔伊格纳托娃游走世界，到处演讲，所到之处，其华贵的服饰与珠宝都展示出其优渥的背景，但这也不过是为了推销维卡币的一种自我包装。
2016年夏天，伦敦温布利球场，伊格纳托娃在一片欢呼声走上台进行演讲，她承诺维卡币将成为“比特币杀手”接管世界。全盛时期的维卡币市值达到比特币的一半，在全球加密货币货币中市值一度排名第二。如日中天的维卡币让伊格纳托娃被冠上“加密货币女王”称号。
但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不同，维卡币完全是一种中心化代币，用的只是最普通的SQL服务系统，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加密货币。用调查人员的话说，她所谓的加密货币根本就没有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广播记账，所有的币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FBI调查人员还称，维卡币通过向用户提供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奖励、佣金和“交易套餐”来吸引更多参与者。最终，一百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参与其中。
此外，伊格纳托娃制作了一套付费课程，鼓动参与听讲的人购买“教学包”，普通会员可以购买100~118000欧元的教学包，如果是知名网络博主则最高可以购买225500欧元的教学包。
靠着承诺高回报、传销式拉人头的扩张方式，伊格纳托娃赚得盆满钵满。有外媒统计，仅2016年1年时间，她就募到了40亿元人民币。
不少幻想着“一夜暴富”的投资者成了维卡币坚定的支持者，而伊格纳托娃也告诉他们：买了维卡币的都是家人，说维卡币坏话的都是想搞垮我们，是阻止大家赚钱的敌人。
不过伊格纳托娃没过多久就抛弃了她的“家人”们，甚至是真家人。2017年，维卡币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推销会，但伊格纳托娃本人却并未现身。两周后，她登上从保加利亚索非亚飞往希腊雅典的航班，那是伊格纳托娃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FBI称，伊格纳托娃潜逃时带着至少5亿美元，这笔巨款能帮她躲避追捕。另外，FBI还警告，伊格纳托娃据信会携带武装护卫一同出行，同时可能已经通过整容或其他方式改变了样貌。
维卡币的另一个创始人，伊格纳托娃的兄弟康斯坦丁·伊格纳托夫（Konstantin Ignatov）于2019年3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美国FBI拘捕，于2019年10月4日签署了认罪书，目前面临最高90年的监禁。
维卡币涉特大网络传销案，在中国涉案金额150余亿人民币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参与了维卡币的投资，其也通过传销形式在中国境内推广，制造了“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
中国警方在打击维卡币传销犯罪活动中不遗余力。早在2016年5月至12月，中国株洲警方辗转20多个省市，先后抓获维卡币犯罪嫌疑人55名。2018年5月，株洲检察院对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第三批次的最后4名涉案嫌疑人提起公诉。
公安机关依法查明，该案所涉“维卡币”网络传销组织及营销模式是由德国籍总头目鲁某组织建立的。截至2018年5月，该传销组织已在我国境内发展7条下线、27个资金池账户、会员层级140余层、注册会员账号200余万个，涉案金额达150余亿元人民币。
这些巨额资金从传销组织金字塔的底层一级一级汇总到上层账户，涉嫌逃避金融监管流出国境，进入到国外账户，严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据悉，株洲县检察院所承办案件部分涉及该传销组织中的3条下线，当时追缴涉案金额近17亿元人民币。
但饶是如此，依然有人对维卡币深信不疑。在知乎上，有这样关于维卡币的两个提问，“现在如何看待维卡币前景？”、“我爸陷入维卡币骗局，投了几十万了，家里本来就困难都快没钱了，我该怎么做才能挽回他？”查看这两个问题的编辑日志可以发现，这两个问题一个提问时间为2018年2月，一个提问于2018年8月，距离株洲警方雷霆打击维卡币，已经过去两年时间。
除FBI外，今年5月，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今年也将伊格纳托娃列入“欧洲通缉要犯名单”。
在此次被FBI列入十大通缉要犯名单前，鲁亚·伊格纳托娃的名字已鲜少被提起，毕竟从2017年以来她便销声匿迹，但维卡币的余毒却并未随之消失，甚至其在国内的组织者落网后，依然有人执迷不悟，还一心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自称“比特币杀手”
维卡币于2014年底推出，其官方介绍资料中，创始人伊格纳托娃是保加利亚康斯坦茨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法律系双博士，曾担任保加利亚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的CEO和CFO。顶着这些头衔伊格纳托娃游走世界，到处演讲，所到之处，其华贵的服饰与珠宝都展示出其优渥的背景，但这也不过是为了推销维卡币的一种自我包装。
2016年夏天，伦敦温布利球场，伊格纳托娃在一片欢呼声走上台进行演讲，她承诺维卡币将成为“比特币杀手”接管世界。全盛时期的维卡币市值达到比特币的一半，在全球加密货币货币中市值一度排名第二。如日中天的维卡币让伊格纳托娃被冠上“加密货币女王”称号。
但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不同，维卡币完全是一种中心化代币，用的只是最普通的SQL服务系统，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加密货币。用调查人员的话说，她所谓的加密货币根本就没有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广播记账，所有的币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FBI调查人员还称，维卡币通过向用户提供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奖励、佣金和“交易套餐”来吸引更多参与者。最终，一百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参与其中。
此外，伊格纳托娃制作了一套付费课程，鼓动参与听讲的人购买“教学包”，普通会员可以购买100~118000欧元的教学包，如果是知名网络博主则最高可以购买225500欧元的教学包。
靠着承诺高回报、传销式拉人头的扩张方式，伊格纳托娃赚得盆满钵满。有外媒统计，仅2016年1年时间，她就募到了40亿元人民币。
不少幻想着“一夜暴富”的投资者成了维卡币坚定的支持者，而伊格纳托娃也告诉他们：买了维卡币的都是家人，说维卡币坏话的都是想搞垮我们，是阻止大家赚钱的敌人。
不过伊格纳托娃没过多久就抛弃了她的“家人”们，甚至是真家人。2017年，维卡币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推销会，但伊格纳托娃本人却并未现身。两周后，她登上从保加利亚索非亚飞往希腊雅典的航班，那是伊格纳托娃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FBI称，伊格纳托娃潜逃时带着至少5亿美元，这笔巨款能帮她躲避追捕。另外，FBI还警告，伊格纳托娃据信会携带武装护卫一同出行，同时可能已经通过整容或其他方式改变了样貌。
维卡币的另一个创始人，伊格纳托娃的兄弟康斯坦丁·伊格纳托夫（Konstantin Ignatov）于2019年3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美国FBI拘捕，于2019年10月4日签署了认罪书，目前面临最高90年的监禁。
维卡币涉特大网络传销案，在中国涉案金额150余亿人民币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参与了维卡币的投资，其也通过传销形式在中国境内推广，制造了“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
中国警方在打击维卡币传销犯罪活动中不遗余力。早在2016年5月至12月，中国株洲警方辗转20多个省市，先后抓获维卡币犯罪嫌疑人55名。2018年5月，株洲检察院对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第三批次的最后4名涉案嫌疑人提起公诉。
公安机关依法查明，该案所涉“维卡币”网络传销组织及营销模式是由德国籍总头目鲁某组织建立的。截至2018年5月，该传销组织已在我国境内发展7条下线、27个资金池账户、会员层级140余层、注册会员账号200余万个，涉案金额达150余亿元人民币。
这些巨额资金从传销组织金字塔的底层一级一级汇总到上层账户，涉嫌逃避金融监管流出国境，进入到国外账户，严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据悉，株洲县检察院所承办案件部分涉及该传销组织中的3条下线，当时追缴涉案金额近17亿元人民币。
但饶是如此，依然有人对维卡币深信不疑。在知乎上，有这样关于维卡币的两个提问，“现在如何看待维卡币前景？”、“我爸陷入维卡币骗局，投了几十万了，家里本来就困难都快没钱了，我该怎么做才能挽回他？”查看这两个问题的编辑日志可以发现，这两个问题一个提问时间为2018年2月，一个提问于2018年8月，距离株洲警方雷霆打击维卡币，已经过去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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