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三）
编者按：在宁国籍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任新民逝世三周年之际，我们刊发纪念任新民生平事迹的综述文章，缅怀任新民开拓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取得的不朽业绩，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传承任新民的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筹建哈军工 结识陈赓将军
1949年9月，任新民正式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研究员。年底，为解放浙江舟山群岛，军事科学研究室受命研制水平发射的固体火箭，以引爆前进路上的障碍物，为我军的舰船开路。任新民参加了研制工作，他们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复合药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他们用这台发动机制成了水平发射的固体火箭，并在长江水面进行了发射试验，获得成功。尽管我军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中最终没有使用这一固体火箭，但就固体火箭发动机及其装药而言，却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工作。尔后，随着军事科学研究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一固体火箭发动机及其推进剂被带到哈军工炮兵工程系，被陈列在火箭武器实验室。他们所研制的推进剂，还被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用于制作第一批表演火箭。
1952年2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以陈赓为主任委员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任新民即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成员。1952年8月，他来到了北京，协助陈赓将军开展筹建工作。任新民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各大学和有关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情况，为领导选择确定教师提供参考意见；并对领导已经确定的调入人员负责联系、落实和协助办理手续。1953年9月1日，新中国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任命为院教务处副处长，具体抓教学工作，包括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负责教材的选用及编写等。
在工作中，任新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陈赓院长。陈赓将军办事雷厉风行、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尊重深深地感染了他。有一件事令任新民终身难忘。当时，有一个姓沈的留法的弹道专家，原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一名少将，后来在东北起义。解放后，沈某在民航系统任处长，却一直想组建一个弹道研究所。在其担任民航局物资处处长期间，他又不懂得有关的规定，购买了一批炮兵研究所的器材，包括炮对镜、高速摄影机等。在“三反”运动中，沈某被定为贪污罪并被判处死刑。一次，陈赓将军与张述祖副教育长谈及学院教授匮乏，找人难时，因张副教育长是留德的，也是搞弹道的，在其担任蒋介石的德语顾问时，沈某担任蒋介石的法语顾问，因此对沈某的为人比较了解，就向陈赓将军荐举了沈某，并述说了事情的概况。陈赓将军当即就说：“怎么不早讲，现在有点儿晚了。”尽管晚了，但惜才如金的他，还是想方设法说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长徐向前元帅，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刀下留人，将沈某放到哈军工专门从事搜集并翻译法文技术资料的工作岗位上。过了一段时间后，陈赓将军令院政治部保卫部了解一下沈某的表现，如无问题请保卫部拟写个给沈某减刑的报告，可保卫部一直未提出报告。一天下午，陈赓将军找到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询问为什么还没打报告。保卫部的副部长讲:“沈某最近表现不好，老酗酒。”陈赓将军当即表示，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一行来到沈某的办公室兼宿舍的一间平房内，一进门，沈某与陈赓将军对视了一下，室内一股寒气。陈赓将军见墙边摆着一排酒瓶子，顿生几分火气，又看炉子也没生，随即问道：“你怎么不生炉子？”沈某指了指摆在屋里的书籍和资料，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失了火，我可是罪上加罪了。”“屋里这么冷，你受得了吗？”沈某抽动了几下披在身上的大衣，指着那些酒瓶子说：“冷了就呷两口。”此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陈赓将军提起手中的拐杖，指着保卫部副部长的鼻子说：“什么是官僚主义，你知道吗？”当即责令院办公室主任：“从明天开始，政治部的办公室全搬到平房，教授、副教授的办公室一律进楼房，三天搬完。”任新民悉知事件的全过程，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他经常谈及此事，常常缅怀陈赓院长。任新民几十年来一直恪守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信条，这一信条成为他主持航天型号研制的一个法宝。
研究火箭 建言献策
1954年，哈军工的教学工作步入了正轨，任新民提出了要深入教学一线，到系里直接从事教学工作，院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他亲自编写了《火箭武器》的讲义，并登上讲台给学员授课。他在搜集和研究国外大量关于火箭武器的技术资料时，开始思考我国的火箭武器的发展问题，领导并主持了关于我国研制火箭武器的技术可行性研究。任新民等详细地研究了德、美、苏联等国研制火箭武器的有关情况，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就中国发展火箭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途径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提出了我国应加速发展火箭武器的建议，并对如何发展提出了较具体的建议。
1955年上半年，任新民等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上报稿，提请有关的系、院领导与专家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该建议几经易稿，于1955年12月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看过建议后，责请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与刚刚回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研究此事。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百废待兴。我国的经济与技术基础还十分薄弱，许多专业技术和学科还属于空白，不要说研制现代火箭，就连知道这一专业技术名词概念的人都屈指可数。任新民等人在当时提出了研制和发展火箭武器的建议，无疑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为国家决定发展导弹事业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6年3月，我国成立了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委员，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为副主任委员的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订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技任务，其中特别强调了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技术、自动化技术等，该六种技术被誉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六朵金花”。任新民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一规划的研究、讨论和制订工作。其中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就是在钱学森主持下，由任新民等人合作制订的。在这一项目规划中，他们中肯地提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和发展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不难解决。”规划明确了“预期目标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的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编者按：在宁国籍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任新民逝世三周年之际，我们刊发纪念任新民生平事迹的综述文章，缅怀任新民开拓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取得的不朽业绩，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传承任新民的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筹建哈军工 结识陈赓将军
1949年9月，任新民正式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研究员。年底，为解放浙江舟山群岛，军事科学研究室受命研制水平发射的固体火箭，以引爆前进路上的障碍物，为我军的舰船开路。任新民参加了研制工作，他们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复合药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他们用这台发动机制成了水平发射的固体火箭，并在长江水面进行了发射试验，获得成功。尽管我军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中最终没有使用这一固体火箭，但就固体火箭发动机及其装药而言，却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工作。尔后，随着军事科学研究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一固体火箭发动机及其推进剂被带到哈军工炮兵工程系，被陈列在火箭武器实验室。他们所研制的推进剂，还被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用于制作第一批表演火箭。
1952年2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以陈赓为主任委员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任新民即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成员。1952年8月，他来到了北京，协助陈赓将军开展筹建工作。任新民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各大学和有关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情况，为领导选择确定教师提供参考意见；并对领导已经确定的调入人员负责联系、落实和协助办理手续。1953年9月1日，新中国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任命为院教务处副处长，具体抓教学工作，包括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负责教材的选用及编写等。
在工作中，任新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陈赓院长。陈赓将军办事雷厉风行、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尊重深深地感染了他。有一件事令任新民终身难忘。当时，有一个姓沈的留法的弹道专家，原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一名少将，后来在东北起义。解放后，沈某在民航系统任处长，却一直想组建一个弹道研究所。在其担任民航局物资处处长期间，他又不懂得有关的规定，购买了一批炮兵研究所的器材，包括炮对镜、高速摄影机等。在“三反”运动中，沈某被定为贪污罪并被判处死刑。一次，陈赓将军与张述祖副教育长谈及学院教授匮乏，找人难时，因张副教育长是留德的，也是搞弹道的，在其担任蒋介石的德语顾问时，沈某担任蒋介石的法语顾问，因此对沈某的为人比较了解，就向陈赓将军荐举了沈某，并述说了事情的概况。陈赓将军当即就说：“怎么不早讲，现在有点儿晚了。”尽管晚了，但惜才如金的他，还是想方设法说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长徐向前元帅，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刀下留人，将沈某放到哈军工专门从事搜集并翻译法文技术资料的工作岗位上。过了一段时间后，陈赓将军令院政治部保卫部了解一下沈某的表现，如无问题请保卫部拟写个给沈某减刑的报告，可保卫部一直未提出报告。一天下午，陈赓将军找到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询问为什么还没打报告。保卫部的副部长讲:“沈某最近表现不好，老酗酒。”陈赓将军当即表示，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一行来到沈某的办公室兼宿舍的一间平房内，一进门，沈某与陈赓将军对视了一下，室内一股寒气。陈赓将军见墙边摆着一排酒瓶子，顿生几分火气，又看炉子也没生，随即问道：“你怎么不生炉子？”沈某指了指摆在屋里的书籍和资料，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失了火，我可是罪上加罪了。”“屋里这么冷，你受得了吗？”沈某抽动了几下披在身上的大衣，指着那些酒瓶子说：“冷了就呷两口。”此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陈赓将军提起手中的拐杖，指着保卫部副部长的鼻子说：“什么是官僚主义，你知道吗？”当即责令院办公室主任：“从明天开始，政治部的办公室全搬到平房，教授、副教授的办公室一律进楼房，三天搬完。”任新民悉知事件的全过程，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他经常谈及此事，常常缅怀陈赓院长。任新民几十年来一直恪守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信条，这一信条成为他主持航天型号研制的一个法宝。
研究火箭 建言献策
1954年，哈军工的教学工作步入了正轨，任新民提出了要深入教学一线，到系里直接从事教学工作，院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他亲自编写了《火箭武器》的讲义，并登上讲台给学员授课。他在搜集和研究国外大量关于火箭武器的技术资料时，开始思考我国的火箭武器的发展问题，领导并主持了关于我国研制火箭武器的技术可行性研究。任新民等详细地研究了德、美、苏联等国研制火箭武器的有关情况，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就中国发展火箭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途径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提出了我国应加速发展火箭武器的建议，并对如何发展提出了较具体的建议。
1955年上半年，任新民等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上报稿，提请有关的系、院领导与专家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该建议几经易稿，于1955年12月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看过建议后，责请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与刚刚回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研究此事。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百废待兴。我国的经济与技术基础还十分薄弱，许多专业技术和学科还属于空白，不要说研制现代火箭，就连知道这一专业技术名词概念的人都屈指可数。任新民等人在当时提出了研制和发展火箭武器的建议，无疑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为国家决定发展导弹事业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6年3月，我国成立了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委员，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为副主任委员的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订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技任务，其中特别强调了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技术、自动化技术等，该六种技术被誉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六朵金花”。任新民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一规划的研究、讨论和制订工作。其中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就是在钱学森主持下，由任新民等人合作制订的。在这一项目规划中，他们中肯地提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和发展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不难解决。”规划明确了“预期目标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的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从翻译机更新换代看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进入春运模式，双流国际机场平均每天上千架次进出港航班，书写着国际航空枢纽的繁忙场景。在双流国际机场海关，一部智能翻译机，与4年前记者在现场看到的翻译电话功能模式截然不同。而这细微的差异，却体现了成都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变化。https://t.cn/A6vP6N2z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兴奋的人群中，孙军显得很安静。3000米考核出发线上，有人不停地活动脚腕，有人快速高抬腿，有人原地小跑，甚至按捺不住来一段冲刺……孙军如同每次起飞前一样，从表情到身体，都透着一种专注和沉稳。终于出发了。
脚下的跑道，是这群人再熟悉不过的机场跑道。飞行员们冲出去，原本横向队列逐渐拉开差距，变成长长的纵队。
孙军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前不后。临近终点冲刺时，他没有发出那种嘶吼，摆臂的幅度和步频也没有明显加快，但他仍超过几个前面的人，以超越满分的成绩抵达终点。
“状态有点下降了。”他语调平静，看不出多巴胺释放后的那种兴奋，就连呼吸也是均匀平和的。
作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孙军的跑步节奏一如带部队的节奏一样，处于一种内里紧张、外表从容的稳态。
“看似稳，骨子里却是快。”跟随孙军在天空南征北战的飞行员们，早已熟知这位80后旅长的节奏。那是一种人生不断加劲奔跑的状态，也是一支歼击机部队不断加力起飞的状态。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孙军说。
[飞机]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使命
相比于他驾驶的战机——歼-10C在世人眼中的耀眼光芒，孙军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蓝天上的战机英姿，只需高倍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能捕捉到精彩瞬间。但飞行员们的飞翔人生，更多时候在人们视线之外。
孙军的人生轨迹，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航道一样，充满了许多偶然和必然。那些或偶然或必然的选择，塑造了他，最终也成就了他。
少年时，孙军帮父母养过鸡、种过田、干过电工、修过房子。尽管摆在这位农家子弟面前的命运前景并不明朗，但少年时埋下的草蛇灰线，在日后成长中逐渐显露。
初二时春游，学校组织到附近的机场参观。坐在大巴上，看到战机编队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孙军对飞行员羡慕极了。多年以后，当他驾驶战机飞向蓝天，那熟悉的轰鸣声，立刻召唤出了蛰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命运，总是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布局着必然的逻辑。
当年，空军到学校招飞。大家都去报名，孙军不为所动。那时，孙军想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
“天空比大海更辽阔。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何不试一下？”班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航迹。
这一试，一发不可收。从优秀飞行学员到优秀飞行员再到优秀指挥员，孙军以一种加速奔跑的方式成长着，并用一连串的“优秀”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评价：他天生就是干飞行的料。
驾驶着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带领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团队，年轻的80后旅长……无论放在哪个坐标系审视，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航空兵旅旅长，都足够让人羡慕。
“我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孙军的话语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对自己，更对祖国。
即便是已经无数次在跑道上加力起飞，孙军描述起那一刻时仍激情满怀：“越是挣脱大地、直冲云霄，越能感受到祖国的澎湃推力。”
孙军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跨进歼-10座舱时的情景。那时候，他正痴迷于研究外军先进战斗机，从外形、布局到参数，如数家珍。但那一刻，他着实感到惊讶和兴奋：“没想到我们中国也能造出如此先进的战机！”
或许，只有熟知中国空军发展历史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孙军这句话的含义；或许，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时代坐标上审视，才能读懂一个人、一代人的成长遇见了什么——
1999年，孙军考上飞行学院。那一年，歼-10战机刚刚迎来首飞。国庆50周年阅兵的空中梯队中，还没有它的身影。
仅仅10年之后，孙军和战友们就驾驶着歼-10战机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
再10年之后，孙军已担任航空兵某旅旅长一年，所在部队早已换装歼-10的最新升级版。国庆70周年阅兵那天，天安门上空再次成为展示中国空中力量的“T型台”：歼-10C，歼-20、歼-16……
中国战鹰的“换羽”速度有多快，孙军们的成长就有多快。孙军当旅长那年，他的同批军校同学蒋佳冀也在另一个航空兵旅当旅长。放眼更多空军部队，他们的同龄人大多走上旅团主官岗位。
托举他们快速成长的不仅有澎湃国力，还有改革强军释放的效能。在改革转型的洪流中，他们不仅被一项项新任务推着跑，更被一个个新理念领着跑。
“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使命。”孙军称自己这代人是“改革一代”。他常问自己一句话：“改革需要什么？我能干什么？”
“匹配时代的需求，才能赢得时代的选择。”他说。
[飞机]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这些年，处在奔跑状态的孙军和战友们，一直在做“填空题”。
做过试卷的人都知道，填空题比选择题难做。填空题不仅拒绝侥幸，还要求你对括号里的内容了如指掌。但对孙军来说，填空题难做，难的不是括号里的答案，难的是发现那些“括号”在哪儿。
那些“括号”，涵盖在一次次新型战机改装、一次次执行重大任务、一次次实弹实战演练中。
它们通过一个个行动代号、一个个耀眼成绩，不断擦亮着一支部队的番号，最终迎来上级的信任、兄弟单位的尊重，以及更多走在前面的试点、更多重大任务……
对于孙军所在的这支部队来说，“第一”“首次”早已不是新闻：“截至2014年，我们就已经创造100多项第一了。后来，我们干脆就不总结了。”
部队第三次迎来新机型改装那年，孙军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处在部队改装的一线，还处在空军转型的前哨。“我们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走在转型的“无人区”，他们迈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这里按下的“快门”，锁定的是空军转型的大景深，每一个镜头都不可替代——
一次次飞向东海、飞向南海，一次次飞向雪山、飞向大漠……他们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与战斗力提升的进度息息相关；他们的精彩与传奇，注定成为空军转型故事的一部分。
聊起训练、聊起改装、聊起转型，孙军的眼眸里瞬间射出光芒，整个人如同切换了一个频道。那高频的语速和高密度的专业词汇，仿佛等待已久。此刻，他所展现出的自信，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灼热，而是带着一种研讨式的温和，随时期待你和他一起探讨。
飞行员们说，旅长脑袋里装满了问题，随时问自己，也问别人。那天，面对记者，孙军突然停住话语，以一种征询的语气问：“我们经常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问题是——仗究竟怎么打，我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时刻投射在日常训练课题中。争吵伴随着他们的探索之旅，也成为这群探路者最有效的沟通：“每一次争吵只有一个结果，便是达成进一步的共识。每一次共识的形成，便是又一个探索成果的固化。”
在孙军看来，探路的乐趣正在于此：“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干成了一件别人没干成的事！”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实更快。”在孙军印象最深的那些飞行任务中，有两次是失败的经历。当旅长之后，这两次失败的经历经常浮现在他脑海，提醒他：“探路者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要经得起检验。”
营区道路两侧，一块块宣传牌上的精彩瞬间，记录着这支部队的跨越足迹。走在这条路上，孙军常常感到肩头的沉重：“‘使命面前敢担当、困难面前敢压倒、强敌面前敢战胜’，这三‘敢’是我们旅的精神，‘敢’没问题，关键是我们的本领能否支撑这些‘敢’。”
“迈向世界一流，我们首先得明白‘世界一流’的坐标在哪儿。”孙军说。
他提醒记者查一下他们机场的历史资料——这里，曾是抗战时著名的“驼峰航线”的重要节点。70多年前，这里云集着世界最先进的战机，接受战火的洗礼。
今天，战争的形态在加速演变。“我们在跑着追赶，人家也在跑着前进。我们只有跑得比人家更快，才能赶上他们。”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经历三次中外联训、每天带着飞行员学半小时英语、逼着飞行员翻译外军原著的旅长，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写道：“我们要清醒看到自己与世界空军强国之间的差距，认识差距、正视差距、研究差距，这是缩小差距的第一步……”
[飞机]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名和飞行代号是同一个单词：“cannon”，中文意思是“加农炮”——一种炮弹膛口速度高的火炮。
人如其名。外表沉稳的孙军批评起人来，“语速快，骂得准，杀伤力大”。
虽然孙旅长的批评“从来都对事不对人”，但让官兵惊讶的是，孙旅长关注的“事”可谓事无巨细：上到天上飞行、下到地面机务，大到实战演练、小到日常管理……
孙军称自己是复合型性格，“在大事上举重若轻，在小事上举轻若重”。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他的方法只有一个：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目的也只有一个：要干就要干好。
“要干就要干好”，这既是孙军性格中不服输的天然属性，也是他一路成长的朴素总结。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屋，一天不打扫就到处是灰，他就天天仔细打扫，弄得家里一尘不染。中学时，因为担心“上不好学就得回家养鸡”，他埋头读书，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
“就连打球，也必须争第一名。”这位喜欢和官兵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的旅长，每次组织比赛，只奖励第一名。在他眼中，“打球和打仗一样，只有第一才是赢家”。
“要干就要干好”，在孙军看来，是对职业的基本尊重——歼击机飞行员是勇敢者的职业，也是需要天赋的职业。“做优秀的自己，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天赋、配得上国家的培养、配得上时代赋予的使命。”
当旅长后，孙军做了一个决定：在歼-10C战机上喷涂曾中断了几年的“红鹰”标识。他希望，这支部队带着鹰的眼光、鹰的胸襟、鹰的本领，驰骋未来战场。
11月7日，记者全程见证了他们的自由空战训练以及之后的复盘讲评。在弥漫着求胜欲望的空气中，他那加农炮般的批评弹雨，早已被飞行员们所熟悉并折服。在飞行员的世界里，树立权威靠的不是级别，而是专业。
飞行员就是这样的事业，它让你臣服于一种类似于修炼的节奏。专业的修炼、技能的修炼、身体的修炼、精神的修炼……反复修炼让人纯粹，纯粹到直面最简单的法则——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儿子的照片，朋友圈的主题就像很多军人一样，充满了家国情怀。
这一年，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天。他像流星一样，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上来回腾挪，一个人扮演着现实这部纷繁电影中的许多个角色。
抛开对家人的歉疚，他骨子里最钟情的还是飞行员这个角色。
那天，从来不发空中照片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万米高空拍下的雪山照片，配了一句话——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来保卫！”（解放军报）
脚下的跑道，是这群人再熟悉不过的机场跑道。飞行员们冲出去，原本横向队列逐渐拉开差距，变成长长的纵队。
孙军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前不后。临近终点冲刺时，他没有发出那种嘶吼，摆臂的幅度和步频也没有明显加快，但他仍超过几个前面的人，以超越满分的成绩抵达终点。
“状态有点下降了。”他语调平静，看不出多巴胺释放后的那种兴奋，就连呼吸也是均匀平和的。
作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孙军的跑步节奏一如带部队的节奏一样，处于一种内里紧张、外表从容的稳态。
“看似稳，骨子里却是快。”跟随孙军在天空南征北战的飞行员们，早已熟知这位80后旅长的节奏。那是一种人生不断加劲奔跑的状态，也是一支歼击机部队不断加力起飞的状态。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孙军说。
[飞机]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使命
相比于他驾驶的战机——歼-10C在世人眼中的耀眼光芒，孙军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蓝天上的战机英姿，只需高倍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能捕捉到精彩瞬间。但飞行员们的飞翔人生，更多时候在人们视线之外。
孙军的人生轨迹，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航道一样，充满了许多偶然和必然。那些或偶然或必然的选择，塑造了他，最终也成就了他。
少年时，孙军帮父母养过鸡、种过田、干过电工、修过房子。尽管摆在这位农家子弟面前的命运前景并不明朗，但少年时埋下的草蛇灰线，在日后成长中逐渐显露。
初二时春游，学校组织到附近的机场参观。坐在大巴上，看到战机编队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孙军对飞行员羡慕极了。多年以后，当他驾驶战机飞向蓝天，那熟悉的轰鸣声，立刻召唤出了蛰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命运，总是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布局着必然的逻辑。
当年，空军到学校招飞。大家都去报名，孙军不为所动。那时，孙军想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
“天空比大海更辽阔。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何不试一下？”班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航迹。
这一试，一发不可收。从优秀飞行学员到优秀飞行员再到优秀指挥员，孙军以一种加速奔跑的方式成长着，并用一连串的“优秀”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评价：他天生就是干飞行的料。
驾驶着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带领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团队，年轻的80后旅长……无论放在哪个坐标系审视，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航空兵旅旅长，都足够让人羡慕。
“我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孙军的话语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对自己，更对祖国。
即便是已经无数次在跑道上加力起飞，孙军描述起那一刻时仍激情满怀：“越是挣脱大地、直冲云霄，越能感受到祖国的澎湃推力。”
孙军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跨进歼-10座舱时的情景。那时候，他正痴迷于研究外军先进战斗机，从外形、布局到参数，如数家珍。但那一刻，他着实感到惊讶和兴奋：“没想到我们中国也能造出如此先进的战机！”
或许，只有熟知中国空军发展历史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孙军这句话的含义；或许，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时代坐标上审视，才能读懂一个人、一代人的成长遇见了什么——
1999年，孙军考上飞行学院。那一年，歼-10战机刚刚迎来首飞。国庆50周年阅兵的空中梯队中，还没有它的身影。
仅仅10年之后，孙军和战友们就驾驶着歼-10战机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
再10年之后，孙军已担任航空兵某旅旅长一年，所在部队早已换装歼-10的最新升级版。国庆70周年阅兵那天，天安门上空再次成为展示中国空中力量的“T型台”：歼-10C，歼-20、歼-16……
中国战鹰的“换羽”速度有多快，孙军们的成长就有多快。孙军当旅长那年，他的同批军校同学蒋佳冀也在另一个航空兵旅当旅长。放眼更多空军部队，他们的同龄人大多走上旅团主官岗位。
托举他们快速成长的不仅有澎湃国力，还有改革强军释放的效能。在改革转型的洪流中，他们不仅被一项项新任务推着跑，更被一个个新理念领着跑。
“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使命。”孙军称自己这代人是“改革一代”。他常问自己一句话：“改革需要什么？我能干什么？”
“匹配时代的需求，才能赢得时代的选择。”他说。
[飞机]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这些年，处在奔跑状态的孙军和战友们，一直在做“填空题”。
做过试卷的人都知道，填空题比选择题难做。填空题不仅拒绝侥幸，还要求你对括号里的内容了如指掌。但对孙军来说，填空题难做，难的不是括号里的答案，难的是发现那些“括号”在哪儿。
那些“括号”，涵盖在一次次新型战机改装、一次次执行重大任务、一次次实弹实战演练中。
它们通过一个个行动代号、一个个耀眼成绩，不断擦亮着一支部队的番号，最终迎来上级的信任、兄弟单位的尊重，以及更多走在前面的试点、更多重大任务……
对于孙军所在的这支部队来说，“第一”“首次”早已不是新闻：“截至2014年，我们就已经创造100多项第一了。后来，我们干脆就不总结了。”
部队第三次迎来新机型改装那年，孙军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处在部队改装的一线，还处在空军转型的前哨。“我们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走在转型的“无人区”，他们迈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这里按下的“快门”，锁定的是空军转型的大景深，每一个镜头都不可替代——
一次次飞向东海、飞向南海，一次次飞向雪山、飞向大漠……他们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与战斗力提升的进度息息相关；他们的精彩与传奇，注定成为空军转型故事的一部分。
聊起训练、聊起改装、聊起转型，孙军的眼眸里瞬间射出光芒，整个人如同切换了一个频道。那高频的语速和高密度的专业词汇，仿佛等待已久。此刻，他所展现出的自信，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灼热，而是带着一种研讨式的温和，随时期待你和他一起探讨。
飞行员们说，旅长脑袋里装满了问题，随时问自己，也问别人。那天，面对记者，孙军突然停住话语，以一种征询的语气问：“我们经常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问题是——仗究竟怎么打，我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时刻投射在日常训练课题中。争吵伴随着他们的探索之旅，也成为这群探路者最有效的沟通：“每一次争吵只有一个结果，便是达成进一步的共识。每一次共识的形成，便是又一个探索成果的固化。”
在孙军看来，探路的乐趣正在于此：“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干成了一件别人没干成的事！”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实更快。”在孙军印象最深的那些飞行任务中，有两次是失败的经历。当旅长之后，这两次失败的经历经常浮现在他脑海，提醒他：“探路者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要经得起检验。”
营区道路两侧，一块块宣传牌上的精彩瞬间，记录着这支部队的跨越足迹。走在这条路上，孙军常常感到肩头的沉重：“‘使命面前敢担当、困难面前敢压倒、强敌面前敢战胜’，这三‘敢’是我们旅的精神，‘敢’没问题，关键是我们的本领能否支撑这些‘敢’。”
“迈向世界一流，我们首先得明白‘世界一流’的坐标在哪儿。”孙军说。
他提醒记者查一下他们机场的历史资料——这里，曾是抗战时著名的“驼峰航线”的重要节点。70多年前，这里云集着世界最先进的战机，接受战火的洗礼。
今天，战争的形态在加速演变。“我们在跑着追赶，人家也在跑着前进。我们只有跑得比人家更快，才能赶上他们。”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经历三次中外联训、每天带着飞行员学半小时英语、逼着飞行员翻译外军原著的旅长，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写道：“我们要清醒看到自己与世界空军强国之间的差距，认识差距、正视差距、研究差距，这是缩小差距的第一步……”
[飞机]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名和飞行代号是同一个单词：“cannon”，中文意思是“加农炮”——一种炮弹膛口速度高的火炮。
人如其名。外表沉稳的孙军批评起人来，“语速快，骂得准，杀伤力大”。
虽然孙旅长的批评“从来都对事不对人”，但让官兵惊讶的是，孙旅长关注的“事”可谓事无巨细：上到天上飞行、下到地面机务，大到实战演练、小到日常管理……
孙军称自己是复合型性格，“在大事上举重若轻，在小事上举轻若重”。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他的方法只有一个：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目的也只有一个：要干就要干好。
“要干就要干好”，这既是孙军性格中不服输的天然属性，也是他一路成长的朴素总结。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屋，一天不打扫就到处是灰，他就天天仔细打扫，弄得家里一尘不染。中学时，因为担心“上不好学就得回家养鸡”，他埋头读书，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
“就连打球，也必须争第一名。”这位喜欢和官兵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的旅长，每次组织比赛，只奖励第一名。在他眼中，“打球和打仗一样，只有第一才是赢家”。
“要干就要干好”，在孙军看来，是对职业的基本尊重——歼击机飞行员是勇敢者的职业，也是需要天赋的职业。“做优秀的自己，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天赋、配得上国家的培养、配得上时代赋予的使命。”
当旅长后，孙军做了一个决定：在歼-10C战机上喷涂曾中断了几年的“红鹰”标识。他希望，这支部队带着鹰的眼光、鹰的胸襟、鹰的本领，驰骋未来战场。
11月7日，记者全程见证了他们的自由空战训练以及之后的复盘讲评。在弥漫着求胜欲望的空气中，他那加农炮般的批评弹雨，早已被飞行员们所熟悉并折服。在飞行员的世界里，树立权威靠的不是级别，而是专业。
飞行员就是这样的事业，它让你臣服于一种类似于修炼的节奏。专业的修炼、技能的修炼、身体的修炼、精神的修炼……反复修炼让人纯粹，纯粹到直面最简单的法则——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儿子的照片，朋友圈的主题就像很多军人一样，充满了家国情怀。
这一年，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天。他像流星一样，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上来回腾挪，一个人扮演着现实这部纷繁电影中的许多个角色。
抛开对家人的歉疚，他骨子里最钟情的还是飞行员这个角色。
那天，从来不发空中照片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万米高空拍下的雪山照片，配了一句话——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来保卫！”（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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