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之谜，元气元炁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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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元炁”
“元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因时期宋钅开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干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门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人地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人体先天元气
人身元气又你“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惟动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义简称为“气”。
《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三、元气是天地自然的物质基础
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大人生厂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
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四、诸病所生之由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末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
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五、气功之“气”
气功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气功学中所指先天之“杰”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内丹水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
《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并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和本式，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气功学的发展。
六、科学未晓之谜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百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
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尽管日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气功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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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元炁”
“元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因时期宋钅开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干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门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人地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人体先天元气
人身元气又你“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惟动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义简称为“气”。
《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三、元气是天地自然的物质基础
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大人生厂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
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四、诸病所生之由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末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
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五、气功之“气”
气功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气功学中所指先天之“杰”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内丹水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
《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并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和本式，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气功学的发展。
六、科学未晓之谜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百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
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尽管日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气功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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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未解之谜，元炁！】
一、何谓“元炁”
“元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因时期宋钅开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干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门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人地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人体先天元气
人身元气又你“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惟动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义简称为“气”。
《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三、元气是天地自然的物质基础
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大人生厂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
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四、诸病所生之由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末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
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五、气功之“气”
气功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气功学中所指先天之“杰”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内丹水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
《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并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和本式，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气功学的发展。
六、科学未晓之谜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百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
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尽管日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气功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何谓“元炁”
“元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因时期宋钅开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干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门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人地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人体先天元气
人身元气又你“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惟动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义简称为“气”。
《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三、元气是天地自然的物质基础
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大人生厂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
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四、诸病所生之由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末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
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五、气功之“气”
气功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气功学中所指先天之“杰”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内丹水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
《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并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和本式，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气功学的发展。
六、科学未晓之谜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百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
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尽管日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气功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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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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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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