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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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身边事# 【唤醒500万亩“休眠地”——甘肃撂荒地整治调查】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来源：经济日报）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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