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空法师学堂[超话]#
《弟子规》心得分享之十五
《文钞》“但求不饥不寒，何思财发巨万。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这是过去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更是佛教徒的生活状况。“读书志在变化气质”，“为了成圣成贤”。佛教徒则志在高远，绝不在一世福贵上计较，佛祖临终遗训：“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佛教徒苦修，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以苦为师，是为了脱苦。人生的苦不只是富贵穷通上的求不得，而是欲界难离，六道难出，佛道难成。欲界有三恶道人道和天道中的欲界天，都因为欲难离，才不能出苦。欲界一旦出来，色界就好办了，色界得定了，心已经清净了，难就难在五欲难离。
人在苦中才易生出离心，才能奋发向上，修出欲界。话说回来，人生富贵是人所必求，可是不能人人致富，这是为什么呢？富贵是人前世所修的果报，何止一世的积功累德？佛门的三世因果便是证明，“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得大富大贵的人，往往是多生所修，三世五世，还要遇缘得果，做到国王，往往是十世八世的积功累德，才能得到。
你有发财的命，做点什么都发财，别人不能发，你大发其财，同样的事别人不能发，你就能发财，别人赔本，你却一点事也没有。命中有！欲发其财，要修其因。发财是果，修因才成。因者，施财得财，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畏得健康长寿。
做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少有不对着果的因，但是有，如施灯明，得聪明智慧。灯明只是花钱即可，却得到智慧。因为光明给人照亮前途，放在路边，不令人摔倒。施法的也往往得到全面的财富，智慧和健康长寿，比如讲经说法，三种施都可以讲解。
古时候，没有高科技，弘法很艰难，一个大成就者，一生弘法影响不大。今则不然，有高科技，你不用学讲经说法，只要会转发说法人的文章即可，转发到自媒体中，所获得的效果非常广大。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比大法师不差多少。所得到的果报，往往是三种施都有了，恐怕只有用大富大贵才能形容其效果。人间都很难找到能享这个福报的地方。
最难得的是弘扬人天法和大乘佛法。用今天的流行话说，只有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是今天最适用于世间的。过去有个英国名人汤恩比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只有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就今天佛门的问题而论，佛法传到今天，已经存在很多弊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在流传过程中把大乘基础搞丢了，这个问题要花很多话才能说明白。弘法要能把这个基础，重点弘扬出来，即解决世间问题，又解决佛门问题，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个基础就是儒释道三个根。他们包括了儒释道三家的行门基础课程。这在上个世纪，印光大师就屡屡提倡，“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成了祖师的传法心要。为什么？就是佛门和世间法缺这个东西，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佛门的基础，也是社会上所缺乏的做人学问。
“祖德若亏，便当愧死。祖业纵亏，有何所伤”。
祖德者，做人的德行也。为什么亏欠？人没有学过做人的道理，不懂得做人的本分。人不懂本分，就必定做不到，人不能做到本分，做人就亏欠了。
我们常说，你不是本分人。这话很难听，这等于是骂他，你做人有亏欠。人做到自己的本分，这才是个本分人。
什么是做人的本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这五伦，即五种人际关系。人的本分就在当中，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今天用相敬如宾代替、君仁臣忠、长爱幼敬有秩序，长者先幼者后、朋友有信是互相有信心，不欺骗，说话算话。
人无德，有财也缺德。“孔门四德”，第一重德。这是人类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今天讲社会价值观，是经济挂帅？还是德行挂帅？德行第一，人心好，制度再有问题，人也能做好事。不重德，人心不好，制度再好，人也做坏事。
社会价值观，教育和制度重德，轻财重义，人心好。社会价值观，教育和制度重财，经济挂帅，有奶就是娘，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人心坏。
《弟子规》心得分享之十五
《文钞》“但求不饥不寒，何思财发巨万。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这是过去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更是佛教徒的生活状况。“读书志在变化气质”，“为了成圣成贤”。佛教徒则志在高远，绝不在一世福贵上计较，佛祖临终遗训：“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佛教徒苦修，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以苦为师，是为了脱苦。人生的苦不只是富贵穷通上的求不得，而是欲界难离，六道难出，佛道难成。欲界有三恶道人道和天道中的欲界天，都因为欲难离，才不能出苦。欲界一旦出来，色界就好办了，色界得定了，心已经清净了，难就难在五欲难离。
人在苦中才易生出离心，才能奋发向上，修出欲界。话说回来，人生富贵是人所必求，可是不能人人致富，这是为什么呢？富贵是人前世所修的果报，何止一世的积功累德？佛门的三世因果便是证明，“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得大富大贵的人，往往是多生所修，三世五世，还要遇缘得果，做到国王，往往是十世八世的积功累德，才能得到。
你有发财的命，做点什么都发财，别人不能发，你大发其财，同样的事别人不能发，你就能发财，别人赔本，你却一点事也没有。命中有！欲发其财，要修其因。发财是果，修因才成。因者，施财得财，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畏得健康长寿。
做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少有不对着果的因，但是有，如施灯明，得聪明智慧。灯明只是花钱即可，却得到智慧。因为光明给人照亮前途，放在路边，不令人摔倒。施法的也往往得到全面的财富，智慧和健康长寿，比如讲经说法，三种施都可以讲解。
古时候，没有高科技，弘法很艰难，一个大成就者，一生弘法影响不大。今则不然，有高科技，你不用学讲经说法，只要会转发说法人的文章即可，转发到自媒体中，所获得的效果非常广大。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比大法师不差多少。所得到的果报，往往是三种施都有了，恐怕只有用大富大贵才能形容其效果。人间都很难找到能享这个福报的地方。
最难得的是弘扬人天法和大乘佛法。用今天的流行话说，只有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是今天最适用于世间的。过去有个英国名人汤恩比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只有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就今天佛门的问题而论，佛法传到今天，已经存在很多弊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在流传过程中把大乘基础搞丢了，这个问题要花很多话才能说明白。弘法要能把这个基础，重点弘扬出来，即解决世间问题，又解决佛门问题，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个基础就是儒释道三个根。他们包括了儒释道三家的行门基础课程。这在上个世纪，印光大师就屡屡提倡，“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成了祖师的传法心要。为什么？就是佛门和世间法缺这个东西，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佛门的基础，也是社会上所缺乏的做人学问。
“祖德若亏，便当愧死。祖业纵亏，有何所伤”。
祖德者，做人的德行也。为什么亏欠？人没有学过做人的道理，不懂得做人的本分。人不懂本分，就必定做不到，人不能做到本分，做人就亏欠了。
我们常说，你不是本分人。这话很难听，这等于是骂他，你做人有亏欠。人做到自己的本分，这才是个本分人。
什么是做人的本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这五伦，即五种人际关系。人的本分就在当中，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今天用相敬如宾代替、君仁臣忠、长爱幼敬有秩序，长者先幼者后、朋友有信是互相有信心，不欺骗，说话算话。
人无德，有财也缺德。“孔门四德”，第一重德。这是人类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今天讲社会价值观，是经济挂帅？还是德行挂帅？德行第一，人心好，制度再有问题，人也能做好事。不重德，人心不好，制度再好，人也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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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七年之痒”吗？40年来中国式离婚及其异变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爱思想网 @南方周末 @中国周刊 @凤凰读书 @微天下 @观察者网 @央视网 @新华视点 @共青团中央
✪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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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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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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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大回流”: 农民工这十年都去哪儿了？|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jgDZVI
@共青团中央 @清南师兄
✪ 张世勇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 王山珊 |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导读】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却常居各大城市；他们进城多年，却未必有市民的被认同感；他们工作辛勤，岗位却深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农民工流动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流动不是单向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灵活的，也有可能到城市之后再次返回乡村，返回西部。按照“推拉理论”解释，城市相对农村提供了更便捷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在农村中更能实现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地位更高。在这两者的拉锯与波动下，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从未停息。然而，常被批评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城乡与东西之间的循环流动是一种常态表现，农民工还可借回乡务农或创业，来规避经济波动的风险，或者认同农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业，不再进城务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新现象。自从民工潮形成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在发生；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农民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回流的情况，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省内流动和本地（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快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指向有所变化。虽然受返乡停留时间、返乡后再次流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很难精确统计，但总体上2009年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总量增高、增速趋缓，向中西部流动、省内流动和本地流动增速不断加快、向原来流出地回流的态势。
如何动态地理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及其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变化？本文即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为基础，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特征及农民工回流的生成机制。
▍农民工回流的基本描述
（一）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出现了“双下降”：外出总人数降低了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下降了8.5%。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3.2%和35.8%。
图1表明，2009年至2017年之间，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其增速一直在缓慢下降，在2015年和2017年农民工整体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的增速，特别是在 2017年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增速近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201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的增速急剧下降，而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此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宏观经济。因此，2012年之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增速有所上升，但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又开始急速下降，此后一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从2009年至2017年省内流动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基本高于跨省流动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3年和2014年除外），而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不仅低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增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内务工。
图2显示，相较2009年，2010年农民工的总量、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总量都有显著增加。国家统计局对本地农民工的相关解释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2010年之前，本地农民工的增量低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加，2010年之后，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快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0年至2012年3年间皆维持在5%以上。可以认为，虽然本地农民工的总量一直低于外出农民工，但从2010年开始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高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也就是说在本乡镇地域内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二）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图3显示的是2009年至2015年输入地农民工总量及增速的变化。除了2013年之外，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从2009年开始作为输入地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地区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见图4）。
下表显示的是2015年至2017年不同输入地农民工增量的变化趋势。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这几年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入地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高于东部地区。2016年和2017年作为输入地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均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4%；中部地区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西部地区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虽然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农民工主要输入地，但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6.4%，如果加上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量，更多的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是在农民工总量放缓的趋势下发生的。
以上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经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以上的这些数据基本说明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当然，这一趋势并不说明所有回流的农民工都回流到了农村。据笔者调查，相当一部分回流的农民工选择了在本乡镇务工或者在本省内务工经商，仍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用回流农民工自己的话说，经济收入虽然比在外地务工低，但方便照顾家庭。一些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同时进行着农业生产，其家庭经济又重回兼业经营模式。
（三）农民工回流返乡与代际更迭
在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在加剧。从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回流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提到，2014年高龄农民工增量为597万人，超过了当年农民工增量501万人，而到2017年农民工总量增加了481万人，而高龄农民工增加了711万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在农民工总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本地务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总量的增加，高龄农民工的增加与本地务工农民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是同步的，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加愿意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17年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外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这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图5表明，从2010年至2017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41~50岁农民工的占比也在逐年增加，31~40岁农民工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曲线，而16岁~20岁和21~30岁的农民工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在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高龄农民工占比提高且超过农民工总量的增速的情况下，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同步增加，这说明许多之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回流家乡。笔者早前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及其家庭生命周期与其流动决策有直接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有回流的趋势。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生，其中的一部分会选择逆城市化的返乡回流。李强通过对农民工追踪数据分析的研究证明，农民工年龄与流动距离成反比，即随着农民工务工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选择流动距离会缩短。
外出农民工在其打工的生涯中会不断地在城乡之间穿梭流动就业，步入中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有学者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会频繁地流动和更换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选择返乡回流或者在人力资本要求更低的行业中就业。因而，在农民工个体层面，其流动方向是由务工时间长短、个体人力资本与就业环境等共同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大都倾向于就近务工。
上述数据也表明，民工潮形成近30年来，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流动趋势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农民工的代际更迭至少已经完成了一次。农民工老龄化的趋势在微观上表现为：早年那些在青年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许多已经返回家乡，或者就近务工，或者回归农业，而其成年子女又成为新的外出打工者；在家庭层面则表现为，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安排，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老一代人就近务工或者务农，但总体上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仍然外出务工。
▍农民工回流的发生机制
农民工的回流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流动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力和拉力两种作用力。
从“推拉理论”来看，影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流入地与流出地所能够提供的经济收入机会。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一元虽然与城市（打工地）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但正是这种相对劣势为农民工提供了回流的动力。关于城市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原因在于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多来自他们自身纵向的社会利益比较，而不是横向的与流入地城市社会的利益比较。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或者流入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般都比家乡发达）打工，但很难融入打工地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打工地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的排斥，其社会地位较低。相反，农民工在家乡社会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家乡保持着较高归属感，其社会认同也更多偏向农民身份。他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多是在家乡社会中获得，或者在与同在打工地外来人口亚群体中获得。
农民工将外出打工赚取的收入汇入家乡，用于建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子女成婚等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人生任务。有些较为成功者还通过外出打工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乡创业成为家乡的经济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体验到了生活的意义。
其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和进退自如的社会空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和流入地的居民是农民工的权利；而务工失败或者那些不愿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乡，同样是农民工的权利。后一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在于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拥有的村庄成员权，农村户籍、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权利。
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保留了农村户籍，其在制度上身份为农民，也就意味着其可以享有户籍身份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可以享受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劳动保护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在家乡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成为他们最为现实和最易实现的权利。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权利，虽然经过多年的“增人不增地”政策，许多农村长期没有进行土地调整，一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实际上没有分得承包地，但是农民工具有潜在的承包地继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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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6月刊，原标题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机制和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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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却常居各大城市；他们进城多年，却未必有市民的被认同感；他们工作辛勤，岗位却深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农民工流动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流动不是单向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灵活的，也有可能到城市之后再次返回乡村，返回西部。按照“推拉理论”解释，城市相对农村提供了更便捷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在农村中更能实现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地位更高。在这两者的拉锯与波动下，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从未停息。然而，常被批评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城乡与东西之间的循环流动是一种常态表现，农民工还可借回乡务农或创业，来规避经济波动的风险，或者认同农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业，不再进城务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新现象。自从民工潮形成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在发生；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农民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回流的情况，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省内流动和本地（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快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指向有所变化。虽然受返乡停留时间、返乡后再次流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很难精确统计，但总体上2009年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总量增高、增速趋缓，向中西部流动、省内流动和本地流动增速不断加快、向原来流出地回流的态势。
如何动态地理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及其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变化？本文即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为基础，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特征及农民工回流的生成机制。
▍农民工回流的基本描述
（一）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出现了“双下降”：外出总人数降低了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下降了8.5%。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3.2%和35.8%。
图1表明，2009年至2017年之间，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其增速一直在缓慢下降，在2015年和2017年农民工整体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的增速，特别是在 2017年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增速近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201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的增速急剧下降，而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此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宏观经济。因此，2012年之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增速有所上升，但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又开始急速下降，此后一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从2009年至2017年省内流动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基本高于跨省流动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3年和2014年除外），而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不仅低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增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内务工。
图2显示，相较2009年，2010年农民工的总量、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总量都有显著增加。国家统计局对本地农民工的相关解释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2010年之前，本地农民工的增量低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加，2010年之后，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快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0年至2012年3年间皆维持在5%以上。可以认为，虽然本地农民工的总量一直低于外出农民工，但从2010年开始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高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也就是说在本乡镇地域内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二）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图3显示的是2009年至2015年输入地农民工总量及增速的变化。除了2013年之外，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从2009年开始作为输入地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地区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见图4）。
下表显示的是2015年至2017年不同输入地农民工增量的变化趋势。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这几年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入地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高于东部地区。2016年和2017年作为输入地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均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4%；中部地区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西部地区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虽然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农民工主要输入地，但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6.4%，如果加上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量，更多的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是在农民工总量放缓的趋势下发生的。
以上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经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以上的这些数据基本说明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当然，这一趋势并不说明所有回流的农民工都回流到了农村。据笔者调查，相当一部分回流的农民工选择了在本乡镇务工或者在本省内务工经商，仍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用回流农民工自己的话说，经济收入虽然比在外地务工低，但方便照顾家庭。一些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同时进行着农业生产，其家庭经济又重回兼业经营模式。
（三）农民工回流返乡与代际更迭
在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在加剧。从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回流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提到，2014年高龄农民工增量为597万人，超过了当年农民工增量501万人，而到2017年农民工总量增加了481万人，而高龄农民工增加了711万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在农民工总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本地务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总量的增加，高龄农民工的增加与本地务工农民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是同步的，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加愿意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17年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外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这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图5表明，从2010年至2017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41~50岁农民工的占比也在逐年增加，31~40岁农民工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曲线，而16岁~20岁和21~30岁的农民工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在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高龄农民工占比提高且超过农民工总量的增速的情况下，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同步增加，这说明许多之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回流家乡。笔者早前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及其家庭生命周期与其流动决策有直接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有回流的趋势。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生，其中的一部分会选择逆城市化的返乡回流。李强通过对农民工追踪数据分析的研究证明，农民工年龄与流动距离成反比，即随着农民工务工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选择流动距离会缩短。
外出农民工在其打工的生涯中会不断地在城乡之间穿梭流动就业，步入中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有学者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会频繁地流动和更换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选择返乡回流或者在人力资本要求更低的行业中就业。因而，在农民工个体层面，其流动方向是由务工时间长短、个体人力资本与就业环境等共同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大都倾向于就近务工。
上述数据也表明，民工潮形成近30年来，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流动趋势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农民工的代际更迭至少已经完成了一次。农民工老龄化的趋势在微观上表现为：早年那些在青年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许多已经返回家乡，或者就近务工，或者回归农业，而其成年子女又成为新的外出打工者；在家庭层面则表现为，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安排，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老一代人就近务工或者务农，但总体上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仍然外出务工。
▍农民工回流的发生机制
农民工的回流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流动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力和拉力两种作用力。
从“推拉理论”来看，影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流入地与流出地所能够提供的经济收入机会。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一元虽然与城市（打工地）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但正是这种相对劣势为农民工提供了回流的动力。关于城市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原因在于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多来自他们自身纵向的社会利益比较，而不是横向的与流入地城市社会的利益比较。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或者流入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般都比家乡发达）打工，但很难融入打工地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打工地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的排斥，其社会地位较低。相反，农民工在家乡社会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家乡保持着较高归属感，其社会认同也更多偏向农民身份。他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多是在家乡社会中获得，或者在与同在打工地外来人口亚群体中获得。
农民工将外出打工赚取的收入汇入家乡，用于建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子女成婚等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人生任务。有些较为成功者还通过外出打工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乡创业成为家乡的经济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体验到了生活的意义。
其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和进退自如的社会空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和流入地的居民是农民工的权利；而务工失败或者那些不愿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乡，同样是农民工的权利。后一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在于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拥有的村庄成员权，农村户籍、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权利。
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保留了农村户籍，其在制度上身份为农民，也就意味着其可以享有户籍身份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可以享受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劳动保护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在家乡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成为他们最为现实和最易实现的权利。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权利，虽然经过多年的“增人不增地”政策，许多农村长期没有进行土地调整，一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实际上没有分得承包地，但是农民工具有潜在的承包地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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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6月刊，原标题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机制和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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