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人作恶殃及子孙，后代需要承负的期限到底要多久？
《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甲看中乙的妻子，想纳为妾，便告诉了丙。丙看中了甲的财富，便找了一个同邑的浪荡子，用金钱买通了他，用阴谋帮甲达成了心愿。过了一年多，丙的阴谋败露，自己的女儿被杖而官卖，邑子的女儿则流落为娼。
初看这则故事，似乎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善恶报应故事，行恶者得恶报，而且恶报的程度和行恶的程度刚好成正比。
但我们又会发现它和常见的善恶报应故事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故事的过错方都是父辈，而承担责任者却是他们的子辈，也即父债子偿，这就是道教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承负报应。
承负是空想还是确有实据？
“承负说”系统阐述于《太平经》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 ，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 ，故前为承， 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 ,前后更相负, 故名之为负。负者, 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也就是说，今人要承担先人行为善恶所带来的后果, 名为承；同样，今人的行为善恶也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名为负；代代相承相负 。
那么具体什么是承负？用古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血脉传承者之间的气运会有所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反应在血脉往后传承最为明显。《皇极经世书》说，子时开天、丑时辟地、寅时生人。《太平经》所指的先人，是从黄帝时期以前上溯至寅时的人。这些先人在本质上是承天心而行的，但有小错失，且并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小错失，通过血脉流传一辈辈积累下来了。这是人间世运下降的本质原因，也是承负产生的渊源之始。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可以这样来说，DNA最为相近的亲属中会出现气运相关联的现象，同时这种气运关联体现在父系往子系这个方向上最为明显，而同辈之间的影响则较小一些。
承负与阴宅风水的作用原理是有相通之处，首先，承负是讲气运往子孙的传递，风水是借环境造阵来进行趋吉避凶，而承负是通过功果福报来进行趋吉避凶。
正所谓善人居福地之说，大凡积德行善的之人，因有功果转化福报的支持，故而更容易得到更好的风水，这便是“福人居福地”说法的来历。
由于道教很看重人类自然的繁衍生息的自然性，所以从来不避忌传宗接代之事，并在修炼之中，也强调“欲修仙，先做人”，先尽人伦之责，方可言及大道。
前人行的善，如果没有及时转化，则它会积累为功果（也称为阴功），这个功果转化为气运后，会通过血脉传递到DNA角度来说最亲近的人身上，然后逐次向往传递。同样的，如果有行的恶没有及时消解掉，那么这个恶行同样会转化成不好的气运，传递到子孙身上，在发生转化后，就会体现出来。
天地万物皆受承负影响
《太平经》中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 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 , 因此不能让一人承担罪责 ,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 但现实是“ 百姓适知责天, 不知深自责也”，并认为天地和一切自然事物跟人和社会事物一样也都有承负 。
一是人为天地“承负” : “天地生凡物 ,无德而伤之, 天下云乱, 家贫不足 , 老弱饥寒 ,县官无收, 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 ,而人反承负之”。人承负天地, 是天地运行发生错乱 , 人承受其灾害 。
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 : “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 ,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 其下根不坚持地 ,而为大风雨所伤, 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 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这是山川草木受到的自然承负之灾， 唇亡齿寒，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 : “南山有毒气 ,其山不善闭藏 ,春南风与风气俱行, 乃蔽日月, 天下彼其咎 , 伤死者积众多。”南山有毒气，因为风而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导致死伤众多，此为人承负了自然之过。
不过 , 对于自然事物的承负人们并不太关注, 对人自身的承负才是大家关心的；而人自身的善恶承负 , 人们最担忧的是对恶的承负所造成的灾病夭死，承负之善给人带来荫庇，但这种荫庇不是无限的 , 而是有限的 ;子孙放纵为恶 , 支付完先人荫庇，也难免夭死 。
道教承负与佛教因果，有何不同
现在我们很多谈论罪福善恶的，都将道教之承负和佛教的因果联系起来，认为道教之承负就是佛教之因果，其实是错误的。佛教的因果是基于前世今生，业报轮回的角度；而道教的承负是基于现实世界，以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的。
1产生报应的原因不同
“业报轮回说”认为有情众生对世界万有的“无明” 是产生果报的根本原因。
认为报应的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无明，由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作诸业,播下生死的苦因 ,于是生起种种妄念 ，因此造成了生死的流转 ,堕于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之中 。
道教“承负说”主张的施报者是“天”。这个“天”不仅有自然无为的元气的含义, 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赏罚大权的人格神。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外力报应，其实不然。
各种人的承负都有善恶积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 是对个体或家族的过去善恶的报应，今人的祸福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先有何过失，由子孙承担其责任。而且 , 善恶的记录、拘校、奖罚 (即报应的执行)大多是由众鬼神操作的。
《有过死谪作河梁诫》说 , 记录承负的诸神包括山海陆地 、 诸祀丛社、 舍宅诸守、 司农祠官 (其他书中还提到三尸神、司命神等 ) , 还有大阴法曹每年岁末要拘校账簿 , 核算此人的善恶累积, “计所承负 , 除算减年 ”, 地阴神 、 土府神 “收取形骸 , 考其魂神” , 罪过多的至死 , 罪不至死的要 “谪作河梁山海 ”, 其他也 “各随法轻重, 各如其事, 勿有失脱 ”。众鬼神无时无处不在注视人的所作所为，对善恶的记录和对承负的执行毫厘不爽。
2受报主体不同
佛教之所以没有承负概念，是因为“业报轮回说”主张“自作自受”。个体所造业的果报，只能由造业者自己或其五蕴相续而生者承受, 众生现在所受的业报 ,必然是自己前世的宿业所感 ,不能由别人替代,即使象父母子女这样的至亲,也不能互相承受 。所以佛教的出家，讲究抛妻弃子与世俗切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亲属的好坏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
“承负说”的受报主体不仅是自身, 有恶心恶迹,天就会夺其纪算 ,减少他的寿命 ,同时个人的行为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孙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
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理。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祖宗的行为，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人们要为后世儿孙考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力行善事，却没有得到好的福报，就是因为承负了祖先之过错；为什么有的人做了坏事，但是却得了好的结果，是因为承负了先人之遗泽。
所以道教里讲行善，只是说行善可以有种种功德，但是却很少宣讲靠单纯的积善可以获得富贵的。
3解脱方式不同
“业报轮回说”提倡“业由心造、 回转有道”，主张通过因果法则以减少恶报，甚至消除业力的影响 。
大家都知道，道教是修现世的，而对于当前的现实利益，道教不会通过消耗福报来实现，而是创造了道家五术，以五术来济世利民，不但能解决现世问题，还能不断积累功行。
《太平经·解承负诀》说: “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 ,虽有余殃 , 不能及此身也 。”行大功德, 就是以忠孝等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 为善去恶，得行此道者, 就能消除“承负”所带来的灾厄。
4作用范围不同
佛教的功行主要是在于普度众生，并且这个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而无情众生是成不了佛的，所以佛教关注对象围绕的是人，其理论从人心下手，所言所论所行，皆是围绕人的觉悟成佛来进行。
道教则大不同，万物皆有灵性，度的是万物成道，所以道教关注的对象则是在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外的一切，而人只是天地万物中最灵者，故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非是人为独尊。
所以道教中没有至尊的概念，即使是玉皇大帝这样地位极高的神明，一样是要听从元始符命的，但玉皇大帝本身又是元始的一个化身，元始本身是一切的源头，但却不是一切的主宰。
正因为如此，道教并不像佛教那样认为只有有情众生才能成就，而是万物皆可修行，皆可成就，在层次格局上比佛教要更大得多。只是世人多不察此，反认为佛教普度是大善，不可不谓之颠倒了。
承负的期限
那么先人的善恶行为是否能无限期的对后代产生影响呢？《太平经》中记载，承负是有期限的，过了这个时间限制，就不受承负之苦。
《太平经》说：“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
可见承负的大至期限是五代十世。如果只是后人无条件的承负先人的善恶行为，道教的善恶报应论就成为了绝对的命定论了，所以经中也告诉我们，只要个人能做大善事，虽先人有过失，也可以免于承负之灾。
《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甲看中乙的妻子，想纳为妾，便告诉了丙。丙看中了甲的财富，便找了一个同邑的浪荡子，用金钱买通了他，用阴谋帮甲达成了心愿。过了一年多，丙的阴谋败露，自己的女儿被杖而官卖，邑子的女儿则流落为娼。
初看这则故事，似乎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善恶报应故事，行恶者得恶报，而且恶报的程度和行恶的程度刚好成正比。
但我们又会发现它和常见的善恶报应故事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故事的过错方都是父辈，而承担责任者却是他们的子辈，也即父债子偿，这就是道教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承负报应。
承负是空想还是确有实据？
“承负说”系统阐述于《太平经》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 ，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 ，故前为承， 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 ,前后更相负, 故名之为负。负者, 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也就是说，今人要承担先人行为善恶所带来的后果, 名为承；同样，今人的行为善恶也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名为负；代代相承相负 。
那么具体什么是承负？用古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血脉传承者之间的气运会有所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反应在血脉往后传承最为明显。《皇极经世书》说，子时开天、丑时辟地、寅时生人。《太平经》所指的先人，是从黄帝时期以前上溯至寅时的人。这些先人在本质上是承天心而行的，但有小错失，且并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小错失，通过血脉流传一辈辈积累下来了。这是人间世运下降的本质原因，也是承负产生的渊源之始。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可以这样来说，DNA最为相近的亲属中会出现气运相关联的现象，同时这种气运关联体现在父系往子系这个方向上最为明显，而同辈之间的影响则较小一些。
承负与阴宅风水的作用原理是有相通之处，首先，承负是讲气运往子孙的传递，风水是借环境造阵来进行趋吉避凶，而承负是通过功果福报来进行趋吉避凶。
正所谓善人居福地之说，大凡积德行善的之人，因有功果转化福报的支持，故而更容易得到更好的风水，这便是“福人居福地”说法的来历。
由于道教很看重人类自然的繁衍生息的自然性，所以从来不避忌传宗接代之事，并在修炼之中，也强调“欲修仙，先做人”，先尽人伦之责，方可言及大道。
前人行的善，如果没有及时转化，则它会积累为功果（也称为阴功），这个功果转化为气运后，会通过血脉传递到DNA角度来说最亲近的人身上，然后逐次向往传递。同样的，如果有行的恶没有及时消解掉，那么这个恶行同样会转化成不好的气运，传递到子孙身上，在发生转化后，就会体现出来。
天地万物皆受承负影响
《太平经》中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 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 , 因此不能让一人承担罪责 ,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 但现实是“ 百姓适知责天, 不知深自责也”，并认为天地和一切自然事物跟人和社会事物一样也都有承负 。
一是人为天地“承负” : “天地生凡物 ,无德而伤之, 天下云乱, 家贫不足 , 老弱饥寒 ,县官无收, 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 ,而人反承负之”。人承负天地, 是天地运行发生错乱 , 人承受其灾害 。
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 : “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 ,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 其下根不坚持地 ,而为大风雨所伤, 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 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这是山川草木受到的自然承负之灾， 唇亡齿寒，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 : “南山有毒气 ,其山不善闭藏 ,春南风与风气俱行, 乃蔽日月, 天下彼其咎 , 伤死者积众多。”南山有毒气，因为风而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导致死伤众多，此为人承负了自然之过。
不过 , 对于自然事物的承负人们并不太关注, 对人自身的承负才是大家关心的；而人自身的善恶承负 , 人们最担忧的是对恶的承负所造成的灾病夭死，承负之善给人带来荫庇，但这种荫庇不是无限的 , 而是有限的 ;子孙放纵为恶 , 支付完先人荫庇，也难免夭死 。
道教承负与佛教因果，有何不同
现在我们很多谈论罪福善恶的，都将道教之承负和佛教的因果联系起来，认为道教之承负就是佛教之因果，其实是错误的。佛教的因果是基于前世今生，业报轮回的角度；而道教的承负是基于现实世界，以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的。
1产生报应的原因不同
“业报轮回说”认为有情众生对世界万有的“无明” 是产生果报的根本原因。
认为报应的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无明，由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作诸业,播下生死的苦因 ,于是生起种种妄念 ，因此造成了生死的流转 ,堕于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之中 。
道教“承负说”主张的施报者是“天”。这个“天”不仅有自然无为的元气的含义, 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赏罚大权的人格神。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外力报应，其实不然。
各种人的承负都有善恶积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 是对个体或家族的过去善恶的报应，今人的祸福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先有何过失，由子孙承担其责任。而且 , 善恶的记录、拘校、奖罚 (即报应的执行)大多是由众鬼神操作的。
《有过死谪作河梁诫》说 , 记录承负的诸神包括山海陆地 、 诸祀丛社、 舍宅诸守、 司农祠官 (其他书中还提到三尸神、司命神等 ) , 还有大阴法曹每年岁末要拘校账簿 , 核算此人的善恶累积, “计所承负 , 除算减年 ”, 地阴神 、 土府神 “收取形骸 , 考其魂神” , 罪过多的至死 , 罪不至死的要 “谪作河梁山海 ”, 其他也 “各随法轻重, 各如其事, 勿有失脱 ”。众鬼神无时无处不在注视人的所作所为，对善恶的记录和对承负的执行毫厘不爽。
2受报主体不同
佛教之所以没有承负概念，是因为“业报轮回说”主张“自作自受”。个体所造业的果报，只能由造业者自己或其五蕴相续而生者承受, 众生现在所受的业报 ,必然是自己前世的宿业所感 ,不能由别人替代,即使象父母子女这样的至亲,也不能互相承受 。所以佛教的出家，讲究抛妻弃子与世俗切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亲属的好坏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
“承负说”的受报主体不仅是自身, 有恶心恶迹,天就会夺其纪算 ,减少他的寿命 ,同时个人的行为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孙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
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理。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祖宗的行为，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人们要为后世儿孙考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力行善事，却没有得到好的福报，就是因为承负了祖先之过错；为什么有的人做了坏事，但是却得了好的结果，是因为承负了先人之遗泽。
所以道教里讲行善，只是说行善可以有种种功德，但是却很少宣讲靠单纯的积善可以获得富贵的。
3解脱方式不同
“业报轮回说”提倡“业由心造、 回转有道”，主张通过因果法则以减少恶报，甚至消除业力的影响 。
大家都知道，道教是修现世的，而对于当前的现实利益，道教不会通过消耗福报来实现，而是创造了道家五术，以五术来济世利民，不但能解决现世问题，还能不断积累功行。
《太平经·解承负诀》说: “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 ,虽有余殃 , 不能及此身也 。”行大功德, 就是以忠孝等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 为善去恶，得行此道者, 就能消除“承负”所带来的灾厄。
4作用范围不同
佛教的功行主要是在于普度众生，并且这个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而无情众生是成不了佛的，所以佛教关注对象围绕的是人，其理论从人心下手，所言所论所行，皆是围绕人的觉悟成佛来进行。
道教则大不同，万物皆有灵性，度的是万物成道，所以道教关注的对象则是在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外的一切，而人只是天地万物中最灵者，故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非是人为独尊。
所以道教中没有至尊的概念，即使是玉皇大帝这样地位极高的神明，一样是要听从元始符命的，但玉皇大帝本身又是元始的一个化身，元始本身是一切的源头，但却不是一切的主宰。
正因为如此，道教并不像佛教那样认为只有有情众生才能成就，而是万物皆可修行，皆可成就，在层次格局上比佛教要更大得多。只是世人多不察此，反认为佛教普度是大善，不可不谓之颠倒了。
承负的期限
那么先人的善恶行为是否能无限期的对后代产生影响呢？《太平经》中记载，承负是有期限的，过了这个时间限制，就不受承负之苦。
《太平经》说：“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
可见承负的大至期限是五代十世。如果只是后人无条件的承负先人的善恶行为，道教的善恶报应论就成为了绝对的命定论了，所以经中也告诉我们，只要个人能做大善事，虽先人有过失，也可以免于承负之灾。
嘉靖年间，在完成广西田州思田靖乱及平定了为祸上百年的断藤峡土匪患乱后，本就抱病赴任的两广巡抚王阳明因肺病加重，终于病倒，于是给嘉靖皇帝上疏《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后，不等朝廷批复，便把广西政务交由郧阳巡抚林富代管，由广西布政使王大用带亲兵数人陪同从南宁启程，乘船东归，告老还乡。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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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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