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婚姻是牢笼？觉得婚姻是牢笼的人，大多生长在一个父母婚姻失败的家庭中，从小耳濡目染，对婚姻持消极抵抗的态度。如果父母婚姻失败，经常伴随着争吵打骂。夫妻之间缺乏包容和理解，家庭氛围必定会很糟糕，两个大人之间的战火也必定殃及池鱼，影响孩子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因为从小，他们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婚姻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以及父母在失败婚姻中苦苦挣扎的样子，导致其对婚姻感到恐惧和担忧，不愿意走进婚姻，认为婚姻是痛苦和牢笼。如果说有的人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将婚姻视为牢笼，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自身缺乏责任心，爱玩，无力承担婚姻中自己应尽的责任，认为结婚意味着失去自由，被束缚，被套牢，进而逃避婚姻。不管是因为原生家庭，还是自身原因，将婚姻视为牢笼的都有一种逃避婚排斥婚姻的心态。 #怎么挽回婚姻# #挽回前男友##婚恋百问# #情感修复分手挽回挽回男友挽回男朋友怎么挽回前男友前任#
婚姻不好，有的时候不会影响事业，也有人会因为婚姻，那一年又倒霉又离婚又破财。
得看原局组合的情况，如果财星刚好是喜用神，离婚就容易破财了。
结婚不管对男命、女命都是一个大的人生转折点，可以自己做一个结婚前与结婚后的对比。结婚后，越来越好的，事业目标和心态情绪变好的，那么配偶星就是吉星；若结婚后，事业目标更模糊，心态更低沉、麻烦焦虑的事越来越多，那么配偶星就是不吉的。
吉或不吉，这个只是让自己做对比，并非说对方就一定不好，只是和你配合欠佳。对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让自己意识到问题，并做好合适的调整。自己的生活好与不好，最终是有自己负责任，选结婚对象也是自己选的，不管后面过的好与不好，自己要承担。
得看原局组合的情况，如果财星刚好是喜用神，离婚就容易破财了。
结婚不管对男命、女命都是一个大的人生转折点，可以自己做一个结婚前与结婚后的对比。结婚后，越来越好的，事业目标和心态情绪变好的，那么配偶星就是吉星；若结婚后，事业目标更模糊，心态更低沉、麻烦焦虑的事越来越多，那么配偶星就是不吉的。
吉或不吉，这个只是让自己做对比，并非说对方就一定不好，只是和你配合欠佳。对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让自己意识到问题，并做好合适的调整。自己的生活好与不好，最终是有自己负责任，选结婚对象也是自己选的，不管后面过的好与不好，自己要承担。
【#换个方式看报纸# #江苏黄桥镇生产世界超半数小提琴# 】窗外就是田野，麦子刚收割，更显开阔。教室里弦乐协奏，随着30多个孩子弓弦划一，小提琴和声整齐，流畅而跃动。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的小学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不少乐感优秀的，会选小提琴。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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