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道德经##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何谓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个章节看起来简单，实则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这里所选择的是这个版本。
好比河上公本此章节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大家认真注意一下这里的“宠上辱下”问题，也不知到底谁上谁下？故具体说来是极不易理解与翻译的。另有版本将“宠辱”写作“龙辱”，又不知如何。归结起来，总是不外乎“历史原因”所致。
这里不再多啰嗦，因为我不是作考据的，同样我也不太关心考据学。对我个人而言，许多东西用考据的方式来研究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极其可笑的。有许多人以为考据是一种最科学研究法，所谓“能够最真实接近历史真相”，然对我而言，许多今人对古人的考据学研究只是个笑话而已。故我不走此道，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这第十三章，也是承接上面的章节而来。前面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等内容，主要说的是人的眼、耳、舌三部分，这接下来则说的是“身”的问题。倘把这个问题放到佛家来看，这相当有趣了。佛家经常说“眼、耳、鼻、舌、身、意”五根，第十二章刚说完了“眼、耳、舌”，接下来第十三章就重点讲这个“身”的问题了。无论是中国的老子，还是印度的释迦牟尼，思想在这一点上，还是相似共通的。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解释，因为接下来，老子他老人家本人就已经作出了解释，他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又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看到这个“宠辱若惊”，不禁让人联想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一句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支卷云舒。”这里的“宠辱若惊”与“宠辱不惊”是否是相同意思呢？我的答案是未必。今天的俗语“宠辱不惊”，未必就是老子的意思。我们常常用今天人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言句，本来就不太科学。何况这里一个是“若”，一个是“不”，要知道，一字之差，天上天下。当然，今天的“宠辱不惊”这个词，来源于《道德经》的“宠辱若惊”却还是极有可能的。
在现代的一般翻译书籍中，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宠辱若惊”翻译成“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这样类似的二例。你问我：同意否？倘若是“宠辱不惊”我大概尚可同意，但如果是“宠辱若惊”则就很难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翻译，句子与言意与上下文不能贯通，这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那么，这“宠辱若惊”四字之意具体要如何看待呢？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另一个选择，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足为训。在《易·震卦》中有一句：“震惊百里”。东汉的郑玄曾注解说：“惊之言警戒也。”即是说：惊即警也，警戒之意。倘若如此看来，那么“宠辱若惊”就好理解了。“宠辱若惊”的意思则可翻译成白话：“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
为什么我要将它翻译成“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的观念“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或“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呢？这里先排除“惊之警戒”的翻译，光是“宠辱”二字也必须特别提出来说明，让大家明白方可。因此，我必须要反问大家一句：“谁规定“宠辱”就一定是“得宠与受辱”的意思了？老子何时这么说了？”然而，倘若你不信，你去看市场上的翻译本看看，几乎都是一致的相似。这是何其的可悲呢！
“宠辱”二字，首先要明确有一个对象，其次要分主宾，再次要看作用对象——“是谁宠谁辱？宠谁辱谁？”然而，普遍的人就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得宠，我受辱”，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作怪。
老子之道是圣人之道，老子说“宠辱若惊”应从两面来看：“一是，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都是一种警戒；二是，当我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也是一种警戒。”学圣人之道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要看清自己，二还要看清别人，三还要看如何看待别人。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种警戒还容易知道，而当自己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种警戒却很难自知。圣人之道更加讲“自知之明”，倘若只是“知人”，而不“自知”，这还谈不上圣人之道。要成就老子之道，还是容易事吗？大家不要小看了啊。
“贵大患若身”。贵在这里取“重视”之意，“贵大患若身”即是：要像重视自己身体一样重视大患，不可轻视。世人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身体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呢？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自问一句：“怎样叫做宠辱若惊？”然后自答：“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按理来说，自问自答已经说得很明了啦，可是，这句自答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甚至引起误解的也不在少数啊。前面已说了“宠上辱下”的问题有多种版本，一般的注译都是“得宠是卑下的”或如河上公本注解“‘辱为下’，辱为下贱”等等之意。而我的结论却不那么明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如果仍然是使用河上公的版本的“辱为下”，即表示“宠为上，辱为下”，那么，这里的“上下”就是一个等级关系，上是指第一等，下是指稍次一等。也即是说在“警戒”之中，应该更加重视“宠”，稍次重视的是“辱”。
换句话说，“宠”较“辱”时更危险，更具出现“大患”，所谓“登高重跌”的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这里要先明白“得之”、“失之”的这个“之”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同样要作两方面并列分析才可以：一种是“得宠若惊，失宠若惊”，另一种是“得辱若惊，失辱若惊”。也即是说，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应该要警戒。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我前面说的“知人”与“自知”则就能统一起来了。大家用心想一想，老子之道还是那么简单的吗？
二是，如果仍然使用王弼本的“宠为下”，那么则表现在“宠”与“辱”之间，得宠反而是摆在得辱之下的，也即是说做人宁可受一点辱，也不可追求得宠。为什么呢？因为在道的修行上，得宠之害更大。当然，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是要警戒，只是同等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得宠之后果，往往比一个得辱之后果往往更严重。
无论是“宠为下”还是“辱为下”，我在此处的解释，都是更看到“宠”的后果较“辱”更加严重。当然，这只是我在此处的一个选择而已，具体也不知《道德经》原文到底如此，就留于读者朋友自己思考吧。
《小子说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何谓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个章节看起来简单，实则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这里所选择的是这个版本。
好比河上公本此章节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大家认真注意一下这里的“宠上辱下”问题，也不知到底谁上谁下？故具体说来是极不易理解与翻译的。另有版本将“宠辱”写作“龙辱”，又不知如何。归结起来，总是不外乎“历史原因”所致。
这里不再多啰嗦，因为我不是作考据的，同样我也不太关心考据学。对我个人而言，许多东西用考据的方式来研究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极其可笑的。有许多人以为考据是一种最科学研究法，所谓“能够最真实接近历史真相”，然对我而言，许多今人对古人的考据学研究只是个笑话而已。故我不走此道，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这第十三章，也是承接上面的章节而来。前面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等内容，主要说的是人的眼、耳、舌三部分，这接下来则说的是“身”的问题。倘把这个问题放到佛家来看，这相当有趣了。佛家经常说“眼、耳、鼻、舌、身、意”五根，第十二章刚说完了“眼、耳、舌”，接下来第十三章就重点讲这个“身”的问题了。无论是中国的老子，还是印度的释迦牟尼，思想在这一点上，还是相似共通的。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解释，因为接下来，老子他老人家本人就已经作出了解释，他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又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看到这个“宠辱若惊”，不禁让人联想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一句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支卷云舒。”这里的“宠辱若惊”与“宠辱不惊”是否是相同意思呢？我的答案是未必。今天的俗语“宠辱不惊”，未必就是老子的意思。我们常常用今天人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言句，本来就不太科学。何况这里一个是“若”，一个是“不”，要知道，一字之差，天上天下。当然，今天的“宠辱不惊”这个词，来源于《道德经》的“宠辱若惊”却还是极有可能的。
在现代的一般翻译书籍中，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宠辱若惊”翻译成“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这样类似的二例。你问我：同意否？倘若是“宠辱不惊”我大概尚可同意，但如果是“宠辱若惊”则就很难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翻译，句子与言意与上下文不能贯通，这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那么，这“宠辱若惊”四字之意具体要如何看待呢？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另一个选择，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足为训。在《易·震卦》中有一句：“震惊百里”。东汉的郑玄曾注解说：“惊之言警戒也。”即是说：惊即警也，警戒之意。倘若如此看来，那么“宠辱若惊”就好理解了。“宠辱若惊”的意思则可翻译成白话：“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
为什么我要将它翻译成“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的观念“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或“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呢？这里先排除“惊之警戒”的翻译，光是“宠辱”二字也必须特别提出来说明，让大家明白方可。因此，我必须要反问大家一句：“谁规定“宠辱”就一定是“得宠与受辱”的意思了？老子何时这么说了？”然而，倘若你不信，你去看市场上的翻译本看看，几乎都是一致的相似。这是何其的可悲呢！
“宠辱”二字，首先要明确有一个对象，其次要分主宾，再次要看作用对象——“是谁宠谁辱？宠谁辱谁？”然而，普遍的人就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得宠，我受辱”，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作怪。
老子之道是圣人之道，老子说“宠辱若惊”应从两面来看：“一是，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都是一种警戒；二是，当我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也是一种警戒。”学圣人之道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要看清自己，二还要看清别人，三还要看如何看待别人。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种警戒还容易知道，而当自己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种警戒却很难自知。圣人之道更加讲“自知之明”，倘若只是“知人”，而不“自知”，这还谈不上圣人之道。要成就老子之道，还是容易事吗？大家不要小看了啊。
“贵大患若身”。贵在这里取“重视”之意，“贵大患若身”即是：要像重视自己身体一样重视大患，不可轻视。世人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身体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呢？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自问一句：“怎样叫做宠辱若惊？”然后自答：“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按理来说，自问自答已经说得很明了啦，可是，这句自答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甚至引起误解的也不在少数啊。前面已说了“宠上辱下”的问题有多种版本，一般的注译都是“得宠是卑下的”或如河上公本注解“‘辱为下’，辱为下贱”等等之意。而我的结论却不那么明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如果仍然是使用河上公的版本的“辱为下”，即表示“宠为上，辱为下”，那么，这里的“上下”就是一个等级关系，上是指第一等，下是指稍次一等。也即是说在“警戒”之中，应该更加重视“宠”，稍次重视的是“辱”。
换句话说，“宠”较“辱”时更危险，更具出现“大患”，所谓“登高重跌”的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这里要先明白“得之”、“失之”的这个“之”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同样要作两方面并列分析才可以：一种是“得宠若惊，失宠若惊”，另一种是“得辱若惊，失辱若惊”。也即是说，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应该要警戒。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我前面说的“知人”与“自知”则就能统一起来了。大家用心想一想，老子之道还是那么简单的吗？
二是，如果仍然使用王弼本的“宠为下”，那么则表现在“宠”与“辱”之间，得宠反而是摆在得辱之下的，也即是说做人宁可受一点辱，也不可追求得宠。为什么呢？因为在道的修行上，得宠之害更大。当然，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是要警戒，只是同等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得宠之后果，往往比一个得辱之后果往往更严重。
无论是“宠为下”还是“辱为下”，我在此处的解释，都是更看到“宠”的后果较“辱”更加严重。当然，这只是我在此处的一个选择而已，具体也不知《道德经》原文到底如此，就留于读者朋友自己思考吧。
閱讀計劃｜《厭女》
一個有趣的巧合，今晚剛剛看完的鏗鏘行天下第一季第一期正好是講「東方列車」，提到了西方學術界對「orient」的思辯，也提到了薩義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
然後就在這裡看到了。“因此，無論知道了多少東方主義，對真正的‘東方’還是一無所知，知道的不過是西洋人頭腦中的東方”。
東方快車在當時，幾乎是在歐洲境內通行，唯有終點站在伊斯坦布爾，當時西洋人所認為的最近的、可觸摸的神秘東方。到達的僅僅是近東。當然同樣一個有趣的引申，中國如今高鐵遍佈，談得上是真正的東方快車了，東方快車在今日歸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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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在這裡看到了。“因此，無論知道了多少東方主義，對真正的‘東方’還是一無所知，知道的不過是西洋人頭腦中的東方”。
東方快車在當時，幾乎是在歐洲境內通行，唯有終點站在伊斯坦布爾，當時西洋人所認為的最近的、可觸摸的神秘東方。到達的僅僅是近東。當然同樣一個有趣的引申，中國如今高鐵遍佈，談得上是真正的東方快車了，東方快車在今日歸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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