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已结束）】华城历史博物馆
展题：英勇的武将，孤独的武臣——华城武臣的生活和历史
展期：2014.09.16-2014.11.30
展地：华城历史博物馆 生活文化室（二层）
在“文治”之国朝鲜王朝，以武臣扬名绝非易事，今日众所熟知的朝鲜王朝武臣数量屈指可数，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王朝时期，文臣理所当然是历史的主角，但在不为人所见的角落默默完成自己任务的武将们分明也是“隐身”的历史主角。在历次战乱和政治剧变中，武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离开家人和故乡，孤独地守护在边境荒凉之地，为国家的安全而孤军奋战。
本展览通过展示朝鲜时代被称为“武乡”的华城地区的代表性武臣的遗物，期望使观者了解历史上被埋没的武臣们的生活。
展题：英勇的武将，孤独的武臣——华城武臣的生活和历史
展期：2014.09.16-2014.11.30
展地：华城历史博物馆 生活文化室（二层）
在“文治”之国朝鲜王朝，以武臣扬名绝非易事，今日众所熟知的朝鲜王朝武臣数量屈指可数，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王朝时期，文臣理所当然是历史的主角，但在不为人所见的角落默默完成自己任务的武将们分明也是“隐身”的历史主角。在历次战乱和政治剧变中，武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离开家人和故乡，孤独地守护在边境荒凉之地，为国家的安全而孤军奋战。
本展览通过展示朝鲜时代被称为“武乡”的华城地区的代表性武臣的遗物，期望使观者了解历史上被埋没的武臣们的生活。
灵隐寺具德弘礼禅师求道因缘与弘化事迹（3⃣️）
至于三峰之家法的宏扬，汉月恢复五家纲宗，重兴锻炼，使学人“不滞鉴觉，洞抉佛祖心髓”，并经过一番钳锤试验而“卒成大器”。具德也曾下过苦功细究向上纲宗，但他究竟如何承师学而继往开来？具德尝语戒显云：“纲宗者，人能讲，我能用。先师当日钳鎚，晚年始获其益。此即我三峰家法也！”且云：“诸方是讲底纲宗，我是用底纲宗。”又如戒显所述其师“讲求宗旨，分条析理，不落言诠；千差万别，总归一源，故能超情离见、迥脱生死”，此中表述具德锻炼学人之手段灵活变化，显大机大用，到了晚年更加高深莫测。如上，具德的禅法教学可以参阅《具德禅师石梁毘尼禅院语录》两卷的对话开示，在此不详述。
因此，地方志给予具德颇高的评价，其中《江南通志》提到汉月法藏“得法者十二弟子，具德、继起最着。其中当时被称誉海内”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具德，于三峰法脉传衍之功，如《宗统编年》中描述，其“门庭甲天下”、“学众满数万指”，媲美南宋的佛海瞎堂昔时盛况，再者，接引学众“具大方便，有大慧圆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几骏发，则又度越于古云门。”此中说明具德善于锻炼学人，且“善说法要，洞鉴机宜”，又好扶植法侣，为当时教界所称扬，故传法门庭广大，嗣法得人颇众，门徒多分化一方。据《禅灯世谱》所载名录法嗣弟子有僧六十五位，尼众三位，依《塔铭》所述则付授共六十八人，并载录名号。
然而，禅僧的弘化布教乃至兴福建寺，有赖个人福报因缘，经过一番历练，尔后发大心、立大志而成就佛事，但绝非开始就一帆风顺。透过硕揆的一封尺牍，发现具德的一段行乞历程，让我们更全面了解具德早期的修学弘化样貌：
先径山和尚居学地于圣恩时，特为大众往秦邮行乞一年，绝无人发心布施一文钱，衣敝履穿踉跄而返。及乎后来开法，则又从其州之地藏发轫一期，省发十六人，云居显、黄山润、显宁泳皆其一数也。论地只是一高邮州，论人只是一具德和尚，何前塞而后通也？所谓因缘时节不可强耳。
此封硕揆写给奯菴的信中，详述了具德早年尚居学地时为圣恩寺常住众外出行乞，化缘却无人布施“衣敝履穿，踉跄而返”之窘况，后来同在高邮一地的地藏庵结制开法一禅期，度化省发有云居的戒显、黄山的十力润、显宁的梵音咏等多人，“前塞而后通”，虽说“因缘时节”不可强求，但实际上，如不是禅师日积月累的“真实妙行”与“苦身戮力”下的“殊胜报缘”，弘化布教之因缘何以水到渠成。
四、鼎建灵隐功不居
顺治六年（1649）二月，具德受请正式入住灵隐，《武林灵隐寺志》详细记载着具德重兴灵隐缘起、进院经过、鼎建殿堂规模、感应事迹、塔铭行状以及法语开示，从内容及所占篇幅来看，此志格外彰显称扬具德重兴灵隐寺之功迹。
“进院上堂法语”提及“师于己丑春二月十三日住浙江杭州府灵隐寺，阖郡荐绅文学及各山耆宿、合院大众请陞座”，由其法子戒显时任西堂代表出来酬问对答。入院当年，结夏与冬安居又分别到天宁、佛日结制传法付法。顺治七年（1650）春，待佛日寺解制后返回灵隐，全面营造殿堂，始有《灵隐具德禅师语录》记载。
禅僧接下祖庭住持一职后，维持寺务运作及营缮开销需劳心劳力，而发愿中兴祖庭重建殿堂，更是一段漫长艰辛历程，除了仰赖外护檀信支持、募缘是否顺利，关键也在主事者的德行、毅力与心态。究竟他住持统领大众能力如何？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改变与弘化贡献有哪些？寺志中有充分的史料佐以考证。
住持为一方之主，主事者的思路攸关祖庭的发展方向，如何住持道场、建设寺院？从具德进院灵隐时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对于重兴祖庭的想法：
夫所谓道场者，上以庄严尊像、敬礼三宝，使人得以瞻仰；下以键锤衲子、传佛祖慧命；外以接待宰官、居士，内以安置诸执事、一应僧众，寮屋缺一不可。
寺院营建的通盘思路，住持道场必须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先安内而攘外，方能里应而外合。以此思路来看，具德对于禅寺住持职能的发挥，是同时兼顾禅法教学、寺务管理与殿堂建设三方面。
至于具德对于建寺募缘的态度，可参见檗庵志（1600–1676）给弘储的一则尺牍《报山头老和尚》。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灵隐寺大殿毁于祝融，如要重建如昔则工程浩大，寺僧多不愿化缘劝募，而以传记“古尊宿有终身不发一募疏者”夸为 “高节”，顺治十年，当檗庵志挂单灵隐，对此亦感到质疑、犹豫。
—— 未完待续 —— #佛法看世间##历史那些事##修行##佛教#
至于三峰之家法的宏扬，汉月恢复五家纲宗，重兴锻炼，使学人“不滞鉴觉，洞抉佛祖心髓”，并经过一番钳锤试验而“卒成大器”。具德也曾下过苦功细究向上纲宗，但他究竟如何承师学而继往开来？具德尝语戒显云：“纲宗者，人能讲，我能用。先师当日钳鎚，晚年始获其益。此即我三峰家法也！”且云：“诸方是讲底纲宗，我是用底纲宗。”又如戒显所述其师“讲求宗旨，分条析理，不落言诠；千差万别，总归一源，故能超情离见、迥脱生死”，此中表述具德锻炼学人之手段灵活变化，显大机大用，到了晚年更加高深莫测。如上，具德的禅法教学可以参阅《具德禅师石梁毘尼禅院语录》两卷的对话开示，在此不详述。
因此，地方志给予具德颇高的评价，其中《江南通志》提到汉月法藏“得法者十二弟子，具德、继起最着。其中当时被称誉海内”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具德，于三峰法脉传衍之功，如《宗统编年》中描述，其“门庭甲天下”、“学众满数万指”，媲美南宋的佛海瞎堂昔时盛况，再者，接引学众“具大方便，有大慧圆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几骏发，则又度越于古云门。”此中说明具德善于锻炼学人，且“善说法要，洞鉴机宜”，又好扶植法侣，为当时教界所称扬，故传法门庭广大，嗣法得人颇众，门徒多分化一方。据《禅灯世谱》所载名录法嗣弟子有僧六十五位，尼众三位，依《塔铭》所述则付授共六十八人，并载录名号。
然而，禅僧的弘化布教乃至兴福建寺，有赖个人福报因缘，经过一番历练，尔后发大心、立大志而成就佛事，但绝非开始就一帆风顺。透过硕揆的一封尺牍，发现具德的一段行乞历程，让我们更全面了解具德早期的修学弘化样貌：
先径山和尚居学地于圣恩时，特为大众往秦邮行乞一年，绝无人发心布施一文钱，衣敝履穿踉跄而返。及乎后来开法，则又从其州之地藏发轫一期，省发十六人，云居显、黄山润、显宁泳皆其一数也。论地只是一高邮州，论人只是一具德和尚，何前塞而后通也？所谓因缘时节不可强耳。
此封硕揆写给奯菴的信中，详述了具德早年尚居学地时为圣恩寺常住众外出行乞，化缘却无人布施“衣敝履穿，踉跄而返”之窘况，后来同在高邮一地的地藏庵结制开法一禅期，度化省发有云居的戒显、黄山的十力润、显宁的梵音咏等多人，“前塞而后通”，虽说“因缘时节”不可强求，但实际上，如不是禅师日积月累的“真实妙行”与“苦身戮力”下的“殊胜报缘”，弘化布教之因缘何以水到渠成。
四、鼎建灵隐功不居
顺治六年（1649）二月，具德受请正式入住灵隐，《武林灵隐寺志》详细记载着具德重兴灵隐缘起、进院经过、鼎建殿堂规模、感应事迹、塔铭行状以及法语开示，从内容及所占篇幅来看，此志格外彰显称扬具德重兴灵隐寺之功迹。
“进院上堂法语”提及“师于己丑春二月十三日住浙江杭州府灵隐寺，阖郡荐绅文学及各山耆宿、合院大众请陞座”，由其法子戒显时任西堂代表出来酬问对答。入院当年，结夏与冬安居又分别到天宁、佛日结制传法付法。顺治七年（1650）春，待佛日寺解制后返回灵隐，全面营造殿堂，始有《灵隐具德禅师语录》记载。
禅僧接下祖庭住持一职后，维持寺务运作及营缮开销需劳心劳力，而发愿中兴祖庭重建殿堂，更是一段漫长艰辛历程，除了仰赖外护檀信支持、募缘是否顺利，关键也在主事者的德行、毅力与心态。究竟他住持统领大众能力如何？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改变与弘化贡献有哪些？寺志中有充分的史料佐以考证。
住持为一方之主，主事者的思路攸关祖庭的发展方向，如何住持道场、建设寺院？从具德进院灵隐时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对于重兴祖庭的想法：
夫所谓道场者，上以庄严尊像、敬礼三宝，使人得以瞻仰；下以键锤衲子、传佛祖慧命；外以接待宰官、居士，内以安置诸执事、一应僧众，寮屋缺一不可。
寺院营建的通盘思路，住持道场必须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先安内而攘外，方能里应而外合。以此思路来看，具德对于禅寺住持职能的发挥，是同时兼顾禅法教学、寺务管理与殿堂建设三方面。
至于具德对于建寺募缘的态度，可参见檗庵志（1600–1676）给弘储的一则尺牍《报山头老和尚》。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灵隐寺大殿毁于祝融，如要重建如昔则工程浩大，寺僧多不愿化缘劝募，而以传记“古尊宿有终身不发一募疏者”夸为 “高节”，顺治十年，当檗庵志挂单灵隐，对此亦感到质疑、犹豫。
—— 未完待续 —— #佛法看世间##历史那些事##修行##佛教#
作者：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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