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望 元 《富春山居图》中的人船屋细节欣赏】

如果说宋画代表了中国画的雅与势，那么，元画的淡与逸则是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元代的“落寞”文人们隐居山林，砍柴打鱼，却无意中将山水画推向了又一个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画便是《富春山居图》，当把它放大，黄公望藏在画中的秘密才慢慢显现。

黄公望出生两年后，蒙古人建立元朝，这个历时98年的王朝鲜有汉人被委以要职。当然，从南宋过渡到元朝的文人们也耻于服侍“异族”，他们多数隐逸山野，沉醉丹青，不问世事。

民众在元朝被分为四个等级，依次是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黄公望属“四等公民”。近7米长的《富春山居图》里共有8人，也都是四等或三等人，他们看似只是山中普通的看客、渔夫和樵夫，实则非同一般。

画中人，有1人端坐凉亭，从他的幞头帽子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汉人士大夫。他目光随意的射向远方，若有所思，也许在看水里自在的野鸭，也许在与船上闲适的渔夫对望。

在这样的情境中，两人的身份可以互换，士大夫可以变成渔夫，渔夫也可以变成士大夫，黄公望用暗喻的方式表露了身处元朝的文人们的无奈。

无论是松林间的垂钓者、浩渺江水中的两位好友，还是桥上的砍柴人，黄公望都只用了极少的笔墨。处于大自然中的他们显得极其渺小，这种由笔端生发出的世界观与宋代大相径庭。

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代文人们，创作更加自由，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他们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开始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

画中共有5只船，只有1只停靠在岸边，只有这一只船上没有出现主人，也只有这一只船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家。

从船上屋舍的造型可以看出，船主必定也是归隐之士。

这种出世的生活态度在元朝并不少见，黄公望的洁癖至极的好友倪瓒，在人生的后20年就一直泛游太湖。在创作上，他不仅受到了黄公望的影响，更是将这种凄清冷寂的画风发挥到了顶峰。

黄公望用4年时间完成的巨作，没有刻意将风景统一在一个季节里，相反，他含蓄的画出了四季的变化。

长卷前端的景色饱满，树木茂盛，像是春夏一场雨后的清晨，繁华葱荣；中间部分是秋景，树叶的垂直皴法使整个山林更加肃静苍茫，生机渐弱；再往后，树梢上已经没有了树叶，加上大面积留白的相衬，突出了冬季的繁华落尽和人的萧条淡泊。

到清朝，《富春山居图》落到了乾隆手里，[doge]但他拿到的并非真迹，[doge]而是由明末的文人临摹而成的仿作，被后人称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当年在游览富春江时，每次走到和画里相同的位置，兴之所至，乾隆都会在这件仿品上提笔咏怀，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他的50多处御跋，后来实在无从下笔了，才恋恋不舍地题上“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很遗憾的样子。（隆皮癣果然不是盖的。）[doge]

不久，乾隆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那幅名叫《无用师卷》的真迹。显然，他不能承认自己此前收藏的是假画，[doge]于是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用高价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乾隆与大臣进行了少量题字盖印后，这幅真迹就被打入了“冷宫”。直到 1816年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富春山居图》的真迹才得以正名被编入，算是逃过了一劫。

对于中国古代的画家来说，山水画不是简单的描摹自然风光，而是他们的精神诉求，是他们的人生态度。

《富春山居图》不只是一张画，它像是一种哲学，使创作者能够把积压了几十年的不满转化成一种豁达，还原到山水里。

当黄公望多次往返于富春江时，张士诚在打天下，朱元璋也在打天下，元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不过，对他来说，朝代的更替已经不重要，“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隐居于山林而忘于江湖，或许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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