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药物性肝损伤，化学药占94.5%，中草药只占4.5%！
智悲藥局
7月13日，药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首个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调查报告出炉》，很值得一看。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等单位与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合作，利用信息技术，从2012-2016年600余万份ADR（药物不良反应）数据中筛选出了DILI-related ADR报告（药物性肝损伤报告）94593份，建立了国际最大的DILI-related ADR专业数据库，首次开展并完成了中国大陆DILI-related ADR调查，得出了几个主要的研究结果。
其中之一即是我国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的药物构成特点。
调查分析显示，在2012-2016年DILI-related ADR报告中，化学药占94.5%，中草药占4.5%，生物药占0.8%，其他占0.2%；DILI-related ADR报告频次前50名的怀疑药物均为化学药和生物药。在化学药中，抗生素、心血管药物、抗肿瘤药位居前三位，其中抗生素以抗结核药为主，抗结核药的DILI-related ADR以欠发达地区为主。
调查分析提示，中草药不是中国大陆DILI的主要原因，对中草药肝损伤问题的严重性，不要夸大，但也不要小视。
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造成药物性肝损伤最最主要的是化学药，占比94.5%。
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中草药伤肝”的认识被严重夸大了。
，
我们常会发现有些人带有一些固有的“偏见”：认为中药会伤肝。带有这种认识的不只有普通人，还有一些西医大夫。西医大夫产生这样的“偏见”可能与一些学术论文有关，而普通人这样的认识则可能来自产生这种“偏见”的医生或是一些带有片面性的报道。
这篇最新报道中也提到了2019年的一篇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报告，但当时那篇论文经报道后在中草药占比方面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2019年，中国的两位医生在消化类疾病的专业期刊Gastroenterology在线发表了《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及病因学》，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大规模药源性肝损伤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文章报道了中国大陆地区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住院患者药物性肝损伤诊断率，并以此为依据估算了中国大陆地区普通人群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
文章中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普通人群中每年药源性肝损伤发生率约为23.80/10万人，高于欧美国家报道数据。最让人意外的是，文章数据显示，药源性肝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为传统中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26.81%）。
更通俗地来说，原文中数据显示，在药源性肝损伤的原因构成中，占比最高的是各种保健品、草药和中药（是的，原文把各种保健品、草药、中药归为了一类），占26.81%；剩下的是各类西药，加起来占比73.19%。
也由此，曾经出现过这样标题的文章：《重磅：中国近三成的药物性肝损伤，来自草药和保健品》、《重磅：中国超七成的药物性肝损伤来自西药》。这也代表了文章作者不同的倾向。
针对这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丛伟红教授等致信《Gastroenterology》杂志，指出这篇文章存在关键性问题，其结论需要被重新考虑。这个观点现在也已经被该杂志主编接受并在线发表。
丛伟红教授等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有如下几点：
1、该研究所采用的导致药源性肝损伤的相关药物分类可能严重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公认的药源性肝损伤研究方法是：根据治疗目的或药理学类型将西药常规药物分为几类，比较药源性肝损伤中每一类药物所占的比例。但是，该研究却没有把传统中草药、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分到各自相应的药物类别中，而是将他们合并为一类与常规药物进行比较。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把所有常规西药归于一类，那么西药所占比例则为73.19%，远远高于传统中草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26.8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将抗结核药物与抗感染药物分离开来，分别进行比较，如此，数据呈现上就有了明显的不一样：在该研究中，抗感染药物致药源性肝损伤比例为6.08%，但如果将抗结核药物归于抗感染类，则比例为28.07%，便高于传统中草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的26.8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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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采用的药源性肝损伤诊断方法不适用于中草药引发的肝损伤。
因为缺乏明确的诊断指标，临床上常用排除法诊断药源性肝损伤。但据欧美的报道显示，其误诊率较高。并且这个诊断系统不包括中药的品质变化、掺假和有毒物污染等。此外，传统中草药等使用基本都是复方组成，还有误用与不合理使用、体质、遗传等因素，有别于西药的单靶点作用，因此其临床诊断难度更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中医大夫的分析也非常在理，他说：西药如果有毒性，谁用都会存在，怎么用都会存在，如雷公藤多苷片，即使是最顶级的西医肾病教授用，损伤肝脏的副作用也会存在；可是，附子虽然是有毒性的，正规的中医用就不会有毒，非正规的中医不按中医的理论去用，就可能出现毒性。
由此可以看到，2019年的这篇论文会给多少医生以及医学生带来误导，尤其是对中医药了解甚少的西医医生和尚未能对中医药建立起信心的医学生。这种误导进而会通过他们的言行传递给患者。
从药学学报报道的最新的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不良反应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篇报告中对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药物构成的分类才是明晰的、科学的、合理的。不会像2019年那篇论文那样，产生那么大的争议以及严重的“误导”。
最新研究表明，化学药（占比94.5%）是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的最主要的原因，中草药只占4.5%。
这一研究结果是个有力的证据，要打破人们固有的“中草药伤肝”的偏见。不要再夸大“中草药伤肝”的问题了，这会对老百姓选择带来严重误导。
https://t.cn/A6a0MAWO
智悲藥局
7月13日，药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首个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调查报告出炉》，很值得一看。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等单位与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合作，利用信息技术，从2012-2016年600余万份ADR（药物不良反应）数据中筛选出了DILI-related ADR报告（药物性肝损伤报告）94593份，建立了国际最大的DILI-related ADR专业数据库，首次开展并完成了中国大陆DILI-related ADR调查，得出了几个主要的研究结果。
其中之一即是我国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的药物构成特点。
调查分析显示，在2012-2016年DILI-related ADR报告中，化学药占94.5%，中草药占4.5%，生物药占0.8%，其他占0.2%；DILI-related ADR报告频次前50名的怀疑药物均为化学药和生物药。在化学药中，抗生素、心血管药物、抗肿瘤药位居前三位，其中抗生素以抗结核药为主，抗结核药的DILI-related ADR以欠发达地区为主。
调查分析提示，中草药不是中国大陆DILI的主要原因，对中草药肝损伤问题的严重性，不要夸大，但也不要小视。
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造成药物性肝损伤最最主要的是化学药，占比94.5%。
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中草药伤肝”的认识被严重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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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会发现有些人带有一些固有的“偏见”：认为中药会伤肝。带有这种认识的不只有普通人，还有一些西医大夫。西医大夫产生这样的“偏见”可能与一些学术论文有关，而普通人这样的认识则可能来自产生这种“偏见”的医生或是一些带有片面性的报道。
这篇最新报道中也提到了2019年的一篇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报告，但当时那篇论文经报道后在中草药占比方面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2019年，中国的两位医生在消化类疾病的专业期刊Gastroenterology在线发表了《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及病因学》，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大规模药源性肝损伤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文章报道了中国大陆地区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住院患者药物性肝损伤诊断率，并以此为依据估算了中国大陆地区普通人群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
文章中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普通人群中每年药源性肝损伤发生率约为23.80/10万人，高于欧美国家报道数据。最让人意外的是，文章数据显示，药源性肝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为传统中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26.81%）。
更通俗地来说，原文中数据显示，在药源性肝损伤的原因构成中，占比最高的是各种保健品、草药和中药（是的，原文把各种保健品、草药、中药归为了一类），占26.81%；剩下的是各类西药，加起来占比73.19%。
也由此，曾经出现过这样标题的文章：《重磅：中国近三成的药物性肝损伤，来自草药和保健品》、《重磅：中国超七成的药物性肝损伤来自西药》。这也代表了文章作者不同的倾向。
针对这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丛伟红教授等致信《Gastroenterology》杂志，指出这篇文章存在关键性问题，其结论需要被重新考虑。这个观点现在也已经被该杂志主编接受并在线发表。
丛伟红教授等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有如下几点：
1、该研究所采用的导致药源性肝损伤的相关药物分类可能严重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公认的药源性肝损伤研究方法是：根据治疗目的或药理学类型将西药常规药物分为几类，比较药源性肝损伤中每一类药物所占的比例。但是，该研究却没有把传统中草药、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分到各自相应的药物类别中，而是将他们合并为一类与常规药物进行比较。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把所有常规西药归于一类，那么西药所占比例则为73.19%，远远高于传统中草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26.8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将抗结核药物与抗感染药物分离开来，分别进行比较，如此，数据呈现上就有了明显的不一样：在该研究中，抗感染药物致药源性肝损伤比例为6.08%，但如果将抗结核药物归于抗感染类，则比例为28.07%，便高于传统中草药和草药或膳食补充剂的26.8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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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采用的药源性肝损伤诊断方法不适用于中草药引发的肝损伤。
因为缺乏明确的诊断指标，临床上常用排除法诊断药源性肝损伤。但据欧美的报道显示，其误诊率较高。并且这个诊断系统不包括中药的品质变化、掺假和有毒物污染等。此外，传统中草药等使用基本都是复方组成，还有误用与不合理使用、体质、遗传等因素，有别于西药的单靶点作用，因此其临床诊断难度更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中医大夫的分析也非常在理，他说：西药如果有毒性，谁用都会存在，怎么用都会存在，如雷公藤多苷片，即使是最顶级的西医肾病教授用，损伤肝脏的副作用也会存在；可是，附子虽然是有毒性的，正规的中医用就不会有毒，非正规的中医不按中医的理论去用，就可能出现毒性。
由此可以看到，2019年的这篇论文会给多少医生以及医学生带来误导，尤其是对中医药了解甚少的西医医生和尚未能对中医药建立起信心的医学生。这种误导进而会通过他们的言行传递给患者。
从药学学报报道的最新的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不良反应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篇报告中对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不良反应药物构成的分类才是明晰的、科学的、合理的。不会像2019年那篇论文那样，产生那么大的争议以及严重的“误导”。
最新研究表明，化学药（占比94.5%）是我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的最主要的原因，中草药只占4.5%。
这一研究结果是个有力的证据，要打破人们固有的“中草药伤肝”的偏见。不要再夸大“中草药伤肝”的问题了，这会对老百姓选择带来严重误导。
https://t.cn/A6a0MAWO
对于 β-内酰胺类抗生素，基于 PK/PD 的考虑导致广泛采用延长输注。
延长输注的基本原理是增加 β-内酰胺抗生素浓度保持在最小抑制浓度以上的时间百分比 (%fT >MIC )。延长输注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传染病的结局。
然而，仅仅增加目标达到（ %fT>MIC ) 不太可能改善临床结果，原因有几个。
首先，PK/PD 指标和目标是动态的。通过不同的输注模式达到相同的 PK/PD 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同水平的细菌杀伤。
其次，最小抑制浓度不是描述耐药性或毒性出现的好的分母。一些作者主张使用突变预防浓度 (MPC) 而不是 MIC 作为抑制耐药性的 PD 终点。
最后，与细菌杀伤相关的 PK/PD 指数或目标不会体现任何有关毒性风险的信息，因为对患者的毒性与易感性无关。
因此，本文作者引入了最大可耐受剂量（MTD）的概念。MTD 是被认为对患者安全的抗菌药物的最高剂量。MTD 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杀死细菌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抗菌素耐药性和毒性的风险。转化为实践需要了解与 β-内酰胺毒性相关的浓度，并且最好是容易测量的毒性。暴露-反应关系的证据对于神经毒性最强。结晶性肾病是由抗菌药物在肾小管中沉淀和结晶引起的，与结晶相关的特定药物水平尚未确定。超敏反应是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常见副作用，但可能与给药方案或药物浓度无关。急性间质性肾炎和药物性肝损伤 (DILI) 是免疫介导的特异质反应，因此推测这些反应也与药物浓度无关。骨髓毒性是否具有剂量依赖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最大耐受剂量”理论，将 β-内酰胺浓度 (PK) 建模以及尿毒症毒素浓度 (PD) 建模为两个动态参数（药代动力学/毒动力学建模），类似于 PK/PD 模型响应抗生素浓度变化的动态细菌生长，可能会规避我们目前在静态 PK/PD 指数和目标方面遇到的问题。
延长输注的基本原理是增加 β-内酰胺抗生素浓度保持在最小抑制浓度以上的时间百分比 (%fT >MIC )。延长输注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传染病的结局。
然而，仅仅增加目标达到（ %fT>MIC ) 不太可能改善临床结果，原因有几个。
首先，PK/PD 指标和目标是动态的。通过不同的输注模式达到相同的 PK/PD 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同水平的细菌杀伤。
其次，最小抑制浓度不是描述耐药性或毒性出现的好的分母。一些作者主张使用突变预防浓度 (MPC) 而不是 MIC 作为抑制耐药性的 PD 终点。
最后，与细菌杀伤相关的 PK/PD 指数或目标不会体现任何有关毒性风险的信息，因为对患者的毒性与易感性无关。
因此，本文作者引入了最大可耐受剂量（MTD）的概念。MTD 是被认为对患者安全的抗菌药物的最高剂量。MTD 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杀死细菌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抗菌素耐药性和毒性的风险。转化为实践需要了解与 β-内酰胺毒性相关的浓度，并且最好是容易测量的毒性。暴露-反应关系的证据对于神经毒性最强。结晶性肾病是由抗菌药物在肾小管中沉淀和结晶引起的，与结晶相关的特定药物水平尚未确定。超敏反应是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常见副作用，但可能与给药方案或药物浓度无关。急性间质性肾炎和药物性肝损伤 (DILI) 是免疫介导的特异质反应，因此推测这些反应也与药物浓度无关。骨髓毒性是否具有剂量依赖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最大耐受剂量”理论，将 β-内酰胺浓度 (PK) 建模以及尿毒症毒素浓度 (PD) 建模为两个动态参数（药代动力学/毒动力学建模），类似于 PK/PD 模型响应抗生素浓度变化的动态细菌生长，可能会规避我们目前在静态 PK/PD 指数和目标方面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发生率呈逐年增加趋势。然而，目前对于DILI的治疗，除了及时停用可疑药物外，尚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既往研究显示，双环醇片在预防和治疗由抗结核药物及抗肿瘤化疗药物等所致的急性DILI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安全性好。近期，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茅益民教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〇五医院陈成伟教授共同牵头，联合国内多家医学中心共同完成了一项临床试验，科学评估了双环醇在特异质型急性DILI的疗效及安全性。该项研究成果已于2022年5月14日在Liver International杂志在线发表。本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茅益民教授、陈成伟教授二位主要研究负责人，为广大读者详细介绍此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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