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新冠阳性康复者！】我国部署多方面举措加力稳岗拓岗
就业是头等民生大事、稳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撑。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力稳岗拓岗的多项政策举措，要求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会议提出，6月份就业形势较4、5月份好转。但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要坚持就业优先，以发展促就业，以稳就业支撑经济加快恢复和平稳发展。
会议明确，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持续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打通落实堵点，实行社保费缓缴、稳岗返还、就业补助等打包办理。
“企业等市场主体承载着6亿人的就业创业，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关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说，5月份以来就业形势逐渐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恢复叠加稳就业政策显效。有必要继续推动一系列稳企政策落实到位，想方设法帮助中小企业减负脱困，让百姓有岗位、有收入。
会议要求，更多用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支持以创业带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继续发放最高2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由财政贴息。地方政府要拿出资金，帮助孵化基地降低初创企业场地租金等费用。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会议提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已确定的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政策。加快恢复线下招聘。出台政策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吸纳毕业生。对未就业毕业生“一人一策”提供不断线帮扶服务。实施好以工代赈。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尽快就业。
会议还强调，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相关部门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对此类歧视现象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为更好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会议要求，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从事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加快零工市场建设，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提供零工供需对接等。
扩消费既有利于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又能带动就业等。会议提出在全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支持发展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等多项促消费政策。
就业是头等民生大事、稳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撑。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力稳岗拓岗的多项政策举措，要求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会议提出，6月份就业形势较4、5月份好转。但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要坚持就业优先，以发展促就业，以稳就业支撑经济加快恢复和平稳发展。
会议明确，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持续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打通落实堵点，实行社保费缓缴、稳岗返还、就业补助等打包办理。
“企业等市场主体承载着6亿人的就业创业，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关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说，5月份以来就业形势逐渐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恢复叠加稳就业政策显效。有必要继续推动一系列稳企政策落实到位，想方设法帮助中小企业减负脱困，让百姓有岗位、有收入。
会议要求，更多用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支持以创业带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继续发放最高2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由财政贴息。地方政府要拿出资金，帮助孵化基地降低初创企业场地租金等费用。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会议提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已确定的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政策。加快恢复线下招聘。出台政策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吸纳毕业生。对未就业毕业生“一人一策”提供不断线帮扶服务。实施好以工代赈。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尽快就业。
会议还强调，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相关部门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对此类歧视现象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为更好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会议要求，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从事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加快零工市场建设，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提供零工供需对接等。
扩消费既有利于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又能带动就业等。会议提出在全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支持发展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等多项促消费政策。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的藩篱与跨越】产教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高等教育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命题。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深化产教融合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哪些因素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进程？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目前多是“点对点”合作，尚未形成系统化深入合作局面，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影响了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真正建立。
一是资源依赖和管理体制。高校产教融合受教育和产业运行机制、产权等宏观层面制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则受高校内部学科逻辑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科层制管理体制的制约。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土地、教学空间、师资队伍、企业的生产实践场景和企业导师的参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产教融合实践的具体实现。另外，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产教融合需要对高校原有培养方案进行改造，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化的全新设计。
二是实施主体行为逻辑差异。高校以育人为其发展策略和根本目标，教育教学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即便是有现成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可以直接效仿，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也要几年时间。“生存为主”是大多数企业的惯性思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更多地关注可见的、短期的效益或利润，而忽视中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投入，很难将其自身发展愿景置于产业的价值链、产业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三是高校供给能力有待提升。依托高校的高层次平台、创新性技术、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资源，获得产品创新、技术改造、劳动力供给等利益是企业核心诉求。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这两类“软能力”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技术创新和人才供给上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期待。高校不能只停留在为企业提供基本劳动力资源输入，还要能够提供真正契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当然，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无止境的，高校的培养要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应用型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聚焦学生高质量就业，通过数字化全方位赋能，以内部治理和外部协同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筑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生态体系。
一是形成多元利益融合的开放式运行模式。高校要改变原有按学科逻辑规划的院系组织和科层制管理体系，按照专业集群和应用逻辑成立适应多元开放、内部资源共享的教学科研创新综合体，实施以科教中心为基本单元的产教一体化大部制改革。办学重心下移，构建科教中心责权利统一的赋权体系。科教中心自主配置各类资源，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自主与产业、企业开展深度沟通，寻找利益耦合点，开展多样化合作，从而成为有效撬动学校相关专业集群创新要素集聚的杠杆，提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有效性。
二是重构“B-P-A”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用工程化思维构建“Basic-Practical-Applied”（基础—实践—应用）课程新体系。大学一、二年级主要聚焦学生“基本能力”养成，设置基础性课程；大学三年级为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大学四年级是应用阶段，教师要带领学生直接进入企业生产一线，既可以获取工作报酬，也可以接受职业应用性评价。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平台明确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将抽象的能力具象化为真实的实践项目和任务，组成课程内容。学生通过参与项目解决问题，对岗位任务从原有的“见过”“做过”，实现“做成”“做好”。
三是建立“平台—教师—项目”三要素联动机制。要支持科教中心整合实验室、科研和人才资源为企业搭建技术平台，企业带真实项目，获得学校研发支持，项目转化为项目化教学或应用性课程资源；出台政策支持教师双聘双酬，实施导师制，教师在企业任职并作为导师带学生参与实践；学生参与真实场景中的项目、岗位实践等，提升应用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伴随式收集学生成长数据，成长档案与导师制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得到个性化指导；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增效，师生共同成长。
四是建设“聚焦专业，链接产业，多校多企，互联共生”新型联盟。要突破原有单一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局限，设计区域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集成创新的融合机制，围绕区域某一产业与区域专业集群共建突出专业性和交互性的新型联盟。新型联盟定位为区域内专业和产业集成创新平台，突破原有一个或几个项目的局限，真正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同时促进协同创新效应，让区域专业链与产业链形成联动的支撑机制。建设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在高校、学生和产业用人单位之间架起一座多向沟通的桥梁，有效促进供需链接的自适应，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提升资源的转化成效，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向实里走，向深处走，开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五是构筑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可持续发展新生态。高校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校内通过数字化平台一体化建设，促进学校“教”的资源高度集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以专业或专业集群为单位组建跨学校团队，支持开展深度市场调研，建设产业—行业—企业分类标准数据库、产业链人才需求标准数据库、专业人才质量标准数据库三大数据库，开展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匹配度分析，为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产教融合创新联盟高校、企业、学生等多主体资源、需求、反馈等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融入区域产教融合生态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拓展了新的迭代性资源。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深刻认识产教融合政策，找到新发展机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适配度。应用型本科高校唯有主动作为，从顶层设计上破藩篱，用数字化转型辟蹊径，用体制变革、课程重构、价值彰显、技术赋能等，建成共荣共生、集成转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这将真正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变革的内生动力，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作者：杨保成 系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本文系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7SJGLX128]成果）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哪些因素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进程？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目前多是“点对点”合作，尚未形成系统化深入合作局面，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影响了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真正建立。
一是资源依赖和管理体制。高校产教融合受教育和产业运行机制、产权等宏观层面制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则受高校内部学科逻辑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科层制管理体制的制约。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土地、教学空间、师资队伍、企业的生产实践场景和企业导师的参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产教融合实践的具体实现。另外，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产教融合需要对高校原有培养方案进行改造，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化的全新设计。
二是实施主体行为逻辑差异。高校以育人为其发展策略和根本目标，教育教学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即便是有现成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可以直接效仿，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也要几年时间。“生存为主”是大多数企业的惯性思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更多地关注可见的、短期的效益或利润，而忽视中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投入，很难将其自身发展愿景置于产业的价值链、产业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三是高校供给能力有待提升。依托高校的高层次平台、创新性技术、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资源，获得产品创新、技术改造、劳动力供给等利益是企业核心诉求。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这两类“软能力”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技术创新和人才供给上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期待。高校不能只停留在为企业提供基本劳动力资源输入，还要能够提供真正契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当然，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无止境的，高校的培养要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应用型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聚焦学生高质量就业，通过数字化全方位赋能，以内部治理和外部协同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筑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生态体系。
一是形成多元利益融合的开放式运行模式。高校要改变原有按学科逻辑规划的院系组织和科层制管理体系，按照专业集群和应用逻辑成立适应多元开放、内部资源共享的教学科研创新综合体，实施以科教中心为基本单元的产教一体化大部制改革。办学重心下移，构建科教中心责权利统一的赋权体系。科教中心自主配置各类资源，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自主与产业、企业开展深度沟通，寻找利益耦合点，开展多样化合作，从而成为有效撬动学校相关专业集群创新要素集聚的杠杆，提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有效性。
二是重构“B-P-A”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用工程化思维构建“Basic-Practical-Applied”（基础—实践—应用）课程新体系。大学一、二年级主要聚焦学生“基本能力”养成，设置基础性课程；大学三年级为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大学四年级是应用阶段，教师要带领学生直接进入企业生产一线，既可以获取工作报酬，也可以接受职业应用性评价。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平台明确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将抽象的能力具象化为真实的实践项目和任务，组成课程内容。学生通过参与项目解决问题，对岗位任务从原有的“见过”“做过”，实现“做成”“做好”。
三是建立“平台—教师—项目”三要素联动机制。要支持科教中心整合实验室、科研和人才资源为企业搭建技术平台，企业带真实项目，获得学校研发支持，项目转化为项目化教学或应用性课程资源；出台政策支持教师双聘双酬，实施导师制，教师在企业任职并作为导师带学生参与实践；学生参与真实场景中的项目、岗位实践等，提升应用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伴随式收集学生成长数据，成长档案与导师制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得到个性化指导；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增效，师生共同成长。
四是建设“聚焦专业，链接产业，多校多企，互联共生”新型联盟。要突破原有单一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局限，设计区域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集成创新的融合机制，围绕区域某一产业与区域专业集群共建突出专业性和交互性的新型联盟。新型联盟定位为区域内专业和产业集成创新平台，突破原有一个或几个项目的局限，真正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同时促进协同创新效应，让区域专业链与产业链形成联动的支撑机制。建设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在高校、学生和产业用人单位之间架起一座多向沟通的桥梁，有效促进供需链接的自适应，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提升资源的转化成效，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向实里走，向深处走，开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五是构筑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可持续发展新生态。高校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校内通过数字化平台一体化建设，促进学校“教”的资源高度集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以专业或专业集群为单位组建跨学校团队，支持开展深度市场调研，建设产业—行业—企业分类标准数据库、产业链人才需求标准数据库、专业人才质量标准数据库三大数据库，开展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匹配度分析，为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产教融合创新联盟高校、企业、学生等多主体资源、需求、反馈等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融入区域产教融合生态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拓展了新的迭代性资源。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深刻认识产教融合政策，找到新发展机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适配度。应用型本科高校唯有主动作为，从顶层设计上破藩篱，用数字化转型辟蹊径，用体制变革、课程重构、价值彰显、技术赋能等，建成共荣共生、集成转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这将真正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变革的内生动力，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作者：杨保成 系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本文系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7SJGLX128]成果）
#贵州民政身边事# 【十年来儿童福利工作政策创制大事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工作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儿童福利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络不断健全，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儿童福利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2012年10月
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为全国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参照当地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
2013年5月
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帮助和支持未成年人有效应对“家庭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的工作纳入政府职责范围，探索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督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
2013年5月
民政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对弃婴的规范管理、源头治理、部门职责分工做出了相应规定。
2013年12月
民政部修订《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行业标准，完善了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和服务相关标准和要求。
2014年9月
民政部制发《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对做好两类儿童收养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2014年12月
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建立了未成年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2015年8月
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为推动打拐解救儿童回归家庭健康成长、维护打拐解救儿童权益提供了政策依据。
2015年10月
民政部会同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各地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加强与妇联组织的协作配合，积极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
2016年2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等作出了顶层设计。
2016年6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监护和安置、福利服务等做了相应的政策安排。
2017年3月
民政部研究编制民政行业标准《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引》，指导各地民政部门依法规范开展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2017年8月
民政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
2018年10月
民政部发布《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规章，明确了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的相关条件。
2018年12月
民政部制定《“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办法》，将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0～6岁儿童和社会散居孤儿首次全部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中。
2019年4月
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
2019年6月
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在国家层面首次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参照孤儿的保障标准。
2019年7月
民政部牵头组织编写《儿童督导员工作指南》（指导版）和《儿童主任工作指南》（指导版），进一步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2019年7月
民政部发布《“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对全国所有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孤儿发放每年1万元的孤儿助学补助，保障孤儿受教育的权力。
2019年11月
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引导支持务工父母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
2020年3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对进一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020年12月
民政部会同公安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将更多困难儿童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拓展了保障对象，优化了父母失联认定程序。
2020年12月
民政部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进一步确立收养评估遵循的原则，明确收养评估基本框架和方向，夯实民政部门在收养评估方面职责，更好保障被收养未成年人的权益。
2021年1月
民政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对象和发现报告、安置照护、救助帮扶等工作流程。
2021年5月
民政部、中编办、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全面完成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工作。
2021年6月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生效，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2条，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细化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个方面。
2021年6月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法律有关条款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目标任务。
2021年7月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
2021年8月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的通知》，对推进开展全国示范创建作出统一部署。
2021年12月
民政部印发《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市、区、旗）创建考核细则》，明确了相关标准和细则。
2022年6月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对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提出相关要求，推动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12年10月
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为全国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参照当地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
2013年5月
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帮助和支持未成年人有效应对“家庭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的工作纳入政府职责范围，探索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督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
2013年5月
民政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对弃婴的规范管理、源头治理、部门职责分工做出了相应规定。
2013年12月
民政部修订《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行业标准，完善了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和服务相关标准和要求。
2014年9月
民政部制发《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对做好两类儿童收养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2014年12月
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建立了未成年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2015年8月
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为推动打拐解救儿童回归家庭健康成长、维护打拐解救儿童权益提供了政策依据。
2015年10月
民政部会同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各地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加强与妇联组织的协作配合，积极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
2016年2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等作出了顶层设计。
2016年6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监护和安置、福利服务等做了相应的政策安排。
2017年3月
民政部研究编制民政行业标准《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引》，指导各地民政部门依法规范开展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2017年8月
民政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
2018年10月
民政部发布《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规章，明确了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的相关条件。
2018年12月
民政部制定《“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办法》，将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0～6岁儿童和社会散居孤儿首次全部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中。
2019年4月
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
2019年6月
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在国家层面首次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参照孤儿的保障标准。
2019年7月
民政部牵头组织编写《儿童督导员工作指南》（指导版）和《儿童主任工作指南》（指导版），进一步提升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2019年7月
民政部发布《“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对全国所有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孤儿发放每年1万元的孤儿助学补助，保障孤儿受教育的权力。
2019年11月
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引导支持务工父母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
2020年3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对进一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020年12月
民政部会同公安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将更多困难儿童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拓展了保障对象，优化了父母失联认定程序。
2020年12月
民政部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进一步确立收养评估遵循的原则，明确收养评估基本框架和方向，夯实民政部门在收养评估方面职责，更好保障被收养未成年人的权益。
2021年1月
民政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对象和发现报告、安置照护、救助帮扶等工作流程。
2021年5月
民政部、中编办、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全面完成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工作。
2021年6月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生效，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2条，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细化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个方面。
2021年6月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法律有关条款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目标任务。
2021年7月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受理“跨省通办”工作。
2021年8月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的通知》，对推进开展全国示范创建作出统一部署。
2021年12月
民政部印发《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市、区、旗）创建考核细则》，明确了相关标准和细则。
2022年6月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对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提出相关要求，推动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