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跟着老子去修行》试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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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内敛不争：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不争之法
“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
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全者，岂语哉？诚全归之。

本章是老子的读后感。何以见得呢？老子讲，“古之所谓曲全者/ 岂语哉”，所以说，“曲则全/ 枉则正……”是古人说的话，老子读过之后写下自己的感悟和体会。类似的引用古人的文字，后面还有几处。这说明，老子不仅受到了生活场景的启发，也受到了古人思想的启发，经过独立思考，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本章讲述的，是低调内敛的处事方式，是处下的智慧。

一、把内敛、处下作为处事之道
老子引用了一段古语，“曲则全/ 枉则正/ 洼则盈/ 敝则新/ 少则得/ 多则惑”。这六种情形，是古人总结生活经验所得。正式解读之前，要先弄懂这六种情形之间的逻辑关系。关键字是各句的“则”字，它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就能”，寓因果关系；“反能”，寓转折关系；“才能”，寓顺承关系。不同的逻辑关系，会形成不同的意境。哪个才是老子的理解呢？
我倾向于顺承关系，意为“才能”。因为，老子所主张的是顺其自然，不是因果论，也不是突然的转变。
“曲则全”，一般理解为，委屈才能保全。我对这个解释存有疑惑。第一，从后几种情形看，枉与直、洼与盈、敝与新，它们的字意都是相反的，而曲与全，解释为委屈与保全，并不是反义。第二，“曲则全”是古语，所出现的年代是怎么释义“曲”和“全”的？在那个年代，似乎还没引申出委屈、保全的含义，理解为委屈、保全会不会是后世附会的呢？
为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字的本义寻找答案。全，本义是纯色的玉，引申为完整无缺。按照二字反义的逻辑，曲，应当有不完整、缺陷的意思。那么，“曲则全”的意思就是万物都有各自的不足，咱们顺着这些不足，也能让万物成长。这是一种理解。另一种理解，曲，指有弧度的线。只有弧线，才能围出一个完整的范围。这都是观察具体事物得到的结论。从中衍生的哲理，以南怀瑾先生所讲最为经典。他讲，一走曲线就一切圆满了。
接下来一句是“枉则正”。枉，本义是树木弯曲。木料是弯的，那就把它裁正了，“枉则正”意为弯曲的东西才能被拉直。第三句，“洼则盈”，低洼、凹陷的地方，才能蓄满。第四句，“敝则新”，东西老旧了，衣服穿坏了，要换新的。第五、六句，“少则得/ 多则惑”，少了才能得到，比如，自己少资源，就会去努力，自然就会多一些的。而多了就乱了，因为没法规整清楚。当然，也有其他的理解，比如少就是收获，多了反增困扰。这种理解已是从生活场景转到了心理层面，属于衍生的意思。
老子列举这六种情形，究竟想说明什么？老子的读后感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老子讲，“圣人抱一/ 以为天下牧”。这就是老子的读后感。“牧”，是指治理手段和工具。“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的意思，通俗点说，就是圣人用一招就通吃天下。哪一招？“抱一”。第十章讲“载营魄抱一”，我的理解是身与心合，抱定一个想法，不散不浮不躁。抱定哪一个想法？就是紧紧地持守道这个想法。处理天下一切的事务，都要把道作为工具，也就是说，道是一切行为的范式和处理天下复杂矛盾的法则。
不过，这样的抱一（持守道），还是有点抽象。结合六种情形，结合后两句的内容（四个“自”以及“不争”），我觉得，老子在这里讲的“一”（也就是道）是有具体所指的。那么，是指什么呢？细细揣摩六种情形各自的重点是什么，就能明白。前面讲到，这六种情形，是顺承关系，有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意味在其中。如果仅是这样理解，还无法说清与后两句内容的关联。所以，在此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每句话的重心，是前一个字——“曲”“枉”“洼”“敝”“少”。这都是低调的，是老子赞赏的。（最后一句的“多则惑”，是反面事例。）从这个角度说，在这里，抱一的具体体现，就是内敛、处下。

二、莫太把自己当回事

内敛、处下，我们该怎么实践？一句话，就是不能拽，不要觉得自己了不得，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处处显摆的话，只会陷于囧境，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所以，接下来，老子用了四个排比句来说明内敛、处下的具体表现，即“不自见/ 故明/ 不自是/ 故彰/ 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在后面的第二十四章会出现相同的提法。这四个排比句，有内在的关系，它们是依照做事的顺序展开的。我觉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明、彰、有功、长，并不是说自己明、自己彰、自己有功、自己长，它们是指向事物，也就是说我们把各个环节做妥当了，做到位了，事情的本来面貌、解决方案、实施效果、长久影响就自然地体现了出来。我们按照做事的顺序一一解读这四个排比句，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步是调查情况。老子讲，“不自见/ 故明”。“见”，现也。自己不出现，才能明察事理。在这里，自己不出现，不是不现身。自己不在现场，最多能了解一部分，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亲自调研、躬身入局的。所以，老子还想说不自见的另外一些意思：第一，不马上亮明自己的观点、倾向，从而引导说出实情。第二，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第三，不受自己的个性、好恶、欲望、情绪影响，不要看得顺眼的人说什么都听，看不顺眼的人说什么都不听，顺耳的就听，逆耳的就不听，喜欢听的就听，不喜欢听的就不听……这些只能说明眼光窄、心胸不开阔，容不得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如果做得正好相反，自见了，哪还有人坦诚相见，讲实话、讲真话呢？哪又能听到实话、真话，掌握事情的全貌呢？明察事理就只是一句空话、套话，得到的只是假信息或者部分的真相，一定会被蒙蔽，就做不到明白事理，通达人性。所以，做事情的第一步，是以不自见的方式搞清情况。
第二步，“不自是/ 故彰”。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做出处置，那就进入了研究方案的阶段。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不自是”， 不自以为是。这不只是指不傲慢，还有一个意思：不能只按自己的意见来，不能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如果听得进意见，吸纳多方的智慧，“故彰”，解决方案自然就呈现了出来。
可以想象，大家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方方面面都顾及，解决方案一定是很周全的。把大家好的想法汇集在一起，就能达成最大的共识，也就能聚集起合力，实施起来一定会是顺畅和有效的。
以这种方式做决策的人，一定能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喜欢。这个决策者是不是在不经意间也被突显出来了呢？如果自以为是、自负全能，或者骨子里觉得高人一筹，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态度傲慢、君临天下、惹人讨厌，这样的话，是不可能有合理决策的，个人也不可能做领头人了。这是做事的第二步。
方案定了下来，进入实施阶段。该怎么做？这就是第三步，“不自伐/ 故有功”。“伐”，自我夸耀。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不要自夸。自夸什么？夸自己有多厉害、有多少能耐，自我标榜、自我表扬。这样的话，那你一个人干算了，还会有人跟着干吗？所以，一定不要自夸，要带着团队一起干。第一，自己要会，至少核心问题是必须懂的，不能让别人看扁；第二，身先士卒，带好头；第三，帮衬着队员，抬人不抬己。这是一个好队长的表现！大家一起干，当然很快就干成了、出成绩了，那就是有功了。如果“不自伐”，其实，做事情的功劳，也会落到队长的头上，也是个人有功了。
事情做完，出成绩了，该做工作总结了，这是第四步。应该怎么样？“不自矜/ 故长”。“矜”，它的含义很多，我采纳一个解释——大也。不自矜，意思是不能自大，不要矜功，不要狂揽功劳。正所谓“成功而弗居”，要把功劳让给大家。这样的话，大家今后还会听从你，“故长”，事业能长长久久地做下去。这样的人，受到群众爱戴，群众基础扎实，自己还能干，是不是迟早会被提拔？已经当领导的，是不是可以长久地在领导岗位上了？这是另一个角度的长。
这就是做事情过程中低调、处下原则的实际应用。是不是觉得老子的思想不是高高在上了？还是很贴近实际的！

三、不争，还是不争

四“不”，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它们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即没有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这与前句“抱一”中处下的意思是连贯的。接下来，老子的名言来了，“夫唯不争/ 故莫能与之争”。字面意思是清楚的，一般都理解为，不争名逐利，不一争高下，天下所有人就都无法跟你争了。为什么？因为争斗的对象不存在，哪会起冲突呢？也有另外一个讲法，认为这是老子的竞争策略，以不争为手段，来达到成功的目的。如果是这样，倒更符合法家的思想，与老子虚静、谦下、顺自然的理念背道而驰了。我不赞同这个讲法。

我仍然坚持前后有关联的观点来理解。不争，是对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归纳。这四点，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不争。不争，就不会处于主动位，比如，不是突出自己的，不是盛气凌人的，不是到处宣扬的。已经低调了，大家还会针对你吗？处下了，最终的实际效果却是自己得益，这又有了第七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的效果。
不争，是第二次出现。前一次出现在第八章“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中。当时解读不争，认为这是水（也是道的化名）的第二个优点，是不以主观努力的方式去做事。本章的不争，还延续这个含义。在调查阶段，多倾听而不是一手遮天；在决策阶段，纳言（接纳意见）而不是颐指气使；在实施阶段，配合而不是大包大揽；在总结阶段，荐贤居后而不是居功自傲。大家体会一下，这些是不是都是引导、顺应的行为？是不是没有刻意地去争取却也成了事？这就是不争在处理事务中的具体运用啊！
除此之外，本章还对不争的方式做了完善和补充。第八章讲不争，讲的是做事方法。第一，练好内功，做到心正；第二，加倍努力；第三，动善时，把握时机，伺机而动。本章则具体诠释了在处置事情的四大环节（调研、决策、实施、总结）中如何做到不争，这是对该如何加倍努力的解答，是与“予善天/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呼应的。
能对做事方法有这等体悟，需要丰富的阅历。这也说明，老子不只是口若悬河的说道者，还是个实干家。所以说，老子《道德经》传播的不是消极遁世之道，而是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是一种独特的智慧入世的方法。所以，它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和工作以及自我修养都有很大的价值。
把本章与第八章“上善若水”结合起来看，会发现，这种处下的风格，正是“居众人之所恶”的水的特性。所以，在本章的最后，老子做了一个总结。老子说，“古之所谓曲全者/ 岂语哉/ 诚全归之”。古人讲的六种情形，哪只是嘴里说一说的呀？实在是有用得很，万事万物都要归结到这个“抱一”之上。
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不争原则在处理事务中的运用。
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处理各式各样的事务。王阳明讲“人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这是修行之法。依此，老子的这十二字，也可以是我们的修身四法。

【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本质和逻辑关系】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历史、聚焦当下、面向未来，贯通理论主张与实践指向，体现了共产党人目标方向、价值追求、实现路径、立场要求的辩证统一，深刻回答了“如何以精神主动推动历史主动”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把握、准确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本质和逻辑关系，对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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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在理路看，伟大建党精神以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为生发土壤，体现了“知行意情”的辩证统一。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自觉性的特点，是遵循一定思想观念、指向一定目标方向的主体活动。这种以“知”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就是“行”，没有具体行为的认知和观念只能是纸上谈兵，最终沦为空谈。以行践知，必然会面临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有“意”，即具备强大的意志品质。没有对所进行事业、所代表群体发自内心的“情”，即情感认同和真挚热爱，同样难以实现最终目标。伟大建党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涵分别对应“知行意情”，并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实践指向看，伟大建党精神以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为赓续发展，凝聚在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当代实践。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光芒四射的精神丰碑，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并不断再塑升华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和价值。

这一系列伟大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求真精神、追梦精神和坚定信念，赋予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新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践行精神、首创精神和根本宗旨，赋予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新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新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忠诚意识、人民情怀和奉献精神，赋予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既是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活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充分涌流，也是革命精神这一生发土壤不断深耕发育的累累硕果，已经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当代中国人增强志气、骨气、底气的力量源泉，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新时代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要不断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梦想推向前进，通过筑牢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要不断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以赶考的清醒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不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辉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要不断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向前进，保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初衷不改、本色不变，深刻把握斗争形势、不断增强斗争意志、牢牢掌握斗争本领，团结带领人民同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进行坚决斗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要不断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领导核心。（作者：张鑫磊 系中铁电气化局职员）

金融、投机与空间的不均衡发展

如果金融资本跨空间流动的摩擦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情况似乎尤其如此。这种摩擦表现为资本、商品或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技术-后勤、政治-经济或自然地理障碍。哈维评论说，在这些限制逐渐消除的程度上，金融将“加剧地域分工的差异，因为小的优势将更容易利用”。

随着过度积累的开始，货币的力量趋于增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金融改善地域差异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正如曼德尔所说的那样，这是货币的历史基础）。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摩擦的存在—尤其是在阻碍资金转移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限制了货币的力量。换言之，随着金融加剧发展不平衡，地理同时也加剧了金融内部的矛盾。

此类现象的历史证据深度因不同国家金融机构和系统的突发事件而异。西蒙克拉克评估了英国的历史过程，这些过程表明摩擦在金融崩溃中的作用：

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积累在早期经常因地方银行的倒闭而中断。尽管这通常被归结为不健全的银行业务，但这主要是由于积累的地域不平衡导致商品和资本的区域间流动失衡，从而导致资金流入某些地区和从其他地区流出。一些地区的银行积累了充足的货币商品储备，而其他地区的银行则发现自己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事实上，这个过程似乎在两个方向展开，都对尺度问题极为敏感。一方面，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阻碍了以地方为导向的银行适应资本生产循环的空间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允许银行“跨越尺度”，从而出现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消除这种尺度差异。

但另一方面，过度积累对金融权力兴衰的影响最为显著，正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地域差异最雄心勃勃地产生了。当生产部门的资本流通被越来越多的通过商业或金融投机实现剩余价值的徒劳尝试所掩盖时，空间就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无论它是在哪里（以及是否）被创造出来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投机具有重要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当土地所有权成为虚拟资本的首选形式时，因为通常不可能播下未来积累的种子。正如哈维所承认的那样，“垄断控制保证了土地投机问题将在资本主义整体不稳定的动态中获得深刻的意义”。在这方面，投机既是因果，也是果。

正如 哈维继续指出的那样：“建筑环境中空间配置的生产所基于的整个关系系统往往会促进甚至有时会加剧信用系统所容易发生的疯狂投机行为。” 金融投机疯狂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自 1974 年以来发生的商业空间的鲁莽过度建设，即使在 1981-82 年严重衰退的低谷期间仍疯狂地继续下去”，迈克戴维斯谈到美国：

金融服务业的这种过度扩张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即使在美国，投机者也不能无休止地建造后现代主义摩天大楼供其他投机者购买—而是美国软弱导致金融过度积累的病态症状，劳工运动和生产资本对全面崩溃的恐惧。

此外，建筑环境中的过度积累和金融投机共同产生空间瓶颈，正如生产部门遭受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和商业的周期性瓶颈一样。哈维认为，在产生“新的空间配置可以从中成长的混乱发酵”时，建筑环境中的投机倾向“与其他形式的投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过多的投机活动将资本从实际生产中转移出来，从而导致贬值的命运。”哈维认为，诀窍在于计算“多少拨款是合适的。”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使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下的力量能够实现它。

因此，在地方层面，主要通过分区决策，国家试图实现土地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平衡。中央银行关于信贷供应的决定，以及旨在实现广泛宏观经济目标的国家住房和住房融资计划，有时会有所帮助，但往往会阻碍这一点。

我们通过空间追踪了投机的矛盾路线，因此转向金融的控制功能，其中有许多空间含义。考虑近年来引起公众关注的各种类型的操纵性公司决策的一些例子：向公司提供资金以进行海外扩张（“贷款推动”，特别是对独裁政权），强制终止退休基金过度负债的公司（以加快偿还贷款），在类似情况下强制收回工资，或关闭工厂，这些工厂被金融家认为有必要拉动实业家。

这些金融控制功能对城市、地区和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金融权力的影响力超越了公司，进入了积极构建空间的其他生产和再生产领域。

各种例子集中体现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 1980 年代，金融家开始使用“债务换自然”来迫使负债累累的民族国家放弃对现在计划用于环境保护的土地的主权（前几年鼓励这些土地退化，只是为了记录第三世界贷款的更高回报）。

到 2000 年代，世界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纽约和伦敦的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家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进程，特别是碳交易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战略（通常不成功）。国际金融力量强加的这种“结构调整”形式的地理影响是巨大的。在地方范围内，哈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本身已经“从工业家生产需求的表达转变为金融资本控制权的表达，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在各种尺度上，不平衡的发展通常会在金融机构增加其活动范围、运营速度和强度以及同时增加其对债务人（无论是公司、消费者还是政府）的权力的时期更加突出。但在金融权力与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多方面关系中，明确金融的控制功能，并非没有争议。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在 Edward Soja 的作品中看到“金融资本”概念的遗产。在 Soja 的阶段性解释中，“金融资本”最初在 20 世纪初在构建城市空间时“相对不重要”（这仍然是生产资本的地盘）。

后来，随着资本的集中化和“扩大再生产”对建筑环境的更高要求，Soja 将金融视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角色。但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分期来捕捉不平衡城市发展中金融循环的潜在动态。金融驱动的空间变化（尤其是投机性土地和投资热潮）是生产部门过度积累的典型结果。因此，它们确实取代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它们按照一种跨历史的节奏发生，这种节奏似乎并不像决定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中不断演变的角色那样尊重。

仍然援引阶段性，Soja 将其归因于大萧条后的“资本与国家联盟”因素，例如“加剧的居住隔离、社会分裂和工人阶级的职业分割”。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确实反映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像 Soja 似乎暗示的那样必然对城市“消费机器”起作用），这肯定不是受制于参数的逻辑Soja 确定的制度前提：所谓的“金融资本”的计划权力。简而言之，Soja 表现出对制度形式的关注，而对过程的忽视。

这一教训的当代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早期阶段一样，金融权力以压倒之前的建筑环境投资的方式出现。然而，这里的动态主要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一种无所不能的“金融资本”附加到现有的社会空间景观（尽管它可能具有这种外观），而是相反，它是对持续危机的极度脆弱的反应过度积累在资本的金融循环中愈演愈烈。

与 19 世纪或 1920 年代的投机热潮一样，当代局势不能无限期地在这种流离失所的紧张状态下持续下去。随着太空经济的重组同时变得更加狂热地由金融驱动，在空间经济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徒劳。因此，在不平衡发展过程中，金融权力是最自相矛盾的，金融权力不可避免的崩溃所留下的空间和社会经济景观最清楚地证明了制度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非调节角色的空间维度：投机和控制功能。

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如何证明金融投机和权力杠杆在不同尺度上的适用性。鉴于发展和欠发达的动态无处不在，并且需要将其源泉追溯到资本主义在不同尺度上的运动规律的运作，这些挑战是未来任务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