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压抑是真的，纵观同时代，众生皆苦。我为众生。
以前，觉得博士毕业，人生美满，真的毕业后，现实生活的磨难接踵而来。痛苦的自我生长，就像人浸泡在缺氧的边缘…
那么 我真正的快乐追寻是什么呢？是给生活做减法，不必要的社交不必要的贪欲，全都被扣除之后，在自由天地间奔跑 感受。
这减法的人生，是不是也意味着顺其自然，接受不甘，接受平庸，接受孤独，以及接受自我的局限性[悲伤][悲伤][悲伤] https://t.cn/R2Wx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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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偶感：闲话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先有五经，后有四书。
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之前，断文识字主要是大人君子贵胄垄断且不外传，小人庶民是无缘读书的。那个时代的书是用刀刻在竹简上的，或写在丝帛上，有书是非常奢侈的。
这里的大人君子士大夫，在春秋之前，只限于周天子皇室成员、皇室后裔以及封建邦国的诸侯官吏，且世袭。随着天下共主周天子式微和诸侯之间征伐兼并，失去封国的诸侯士大夫，散落社会成为介于大人与庶人之间的阶层。譬如孔子，其祖上是殷商皇族后裔，周代商后，孔子的祖上封国于宋，到孔子父亲时为避乱逃到鲁国。庶人与小人指农、工、商，“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说法，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
记录文字的竹简、丝帛很难长期保存，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殷商也是被广泛质疑的，犹如现在质疑夏的存在。现在发现最早的竹简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之前没有发现过。殷商的甲骨文，揭示殷商是有典册的，典册即编串的竹简，有理由相信殷商之前的夏也可能存在竹简。
题外话，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考古能够发现西周、殷商或夏的竹简。
西汉武帝时罢拙百家独尊儒术后，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五经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乐”已失传。
“诗”相传是孔子编订，是士大夫贵胄们交流的必备神技，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懂诗经，不会吟诵诗经，都不好意思与人讲话。
“书”是夏商周三代政府文件汇编，包括三代圣贤领导讲话汇编，佶屈聱牙，特别难懂。
“礼”成书于西汉初，是儒家认为夏商周优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繁文缛节和典章制度汇编，包括儒家认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易”是中国先人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易”者，变化变换也，蕴含着朴素辩证思想，反映了中国先人的宇宙观，相传为文王所著。“易”为群经之首，儒家极为推崇，现在人们认识“易”多为预测占卜，孔子与荀子分别说过“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
“春秋”为鲁国史官所记鲁国历史，经孔子修订，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语言简练隐晦，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有许多对“春秋”的补充阐述注释，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
四书的出现要晚许多，南宋时期朱熹弄了个《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集注合刊，之后又得到元明清三朝钦定加持，成为科举指定核心教材。
“大学”相传是曾子所著，原来是五经之一“礼”中的一篇。“大学”者，君子大人之学，通俗地讲就是君子大人如何统御庶人小人之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三纲领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中庸”同“大学”，也是“礼”中的一篇，被朱熹单独弄出来，相传是子思所著。“中庸”文笔非常有气势，多排比对仗，是儒家经典，反应了儒家最高道德规范和境界，儒家的中庸不是现在大家认同的折中和稀泥的处事原则。
“论语”是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生前言行，“相与缉”而成，文字通俗易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应了孔子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理念，孔子推崇周公，讲“仁”“恕”，心心念念“克己复礼”，孔子的礼就是“周礼”。
“孟子”是孟子本人晚年时与弟子，整理“诗”、“书”及之前的言行而著。“孟子”一书气势磅礴，赋予雄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发展提出“仁政”“王道”，倡导“舍生取义”，主张“人性本善”。
孔孟在世时，他们的政治理念都不被各诸侯接受。
在朱熹之前，四书都不是很出圈。五经的目标对象是君子士大夫阶层，是写给当政者看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使得失国破落不得志的贵胄后裔面向社会各阶层，最杰出的就是孔子开创了私学先河，文化传播开始下沉。虽然孔子推崇西周初期周公旦，但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故而我们看到的“论语”，是生动活泼有画面感的
两汉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展成两汉经学，某种意义上是对周公孔子的原教旨主义儒学，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到了南北宋，始于韩愈的新儒学，发展成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原本不广为人知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成为读书人绕不开的书籍，同时也将孟子地位推到了亚圣的地步，改变了之前提儒家必提周公孔子，儒家孔孟开始了合体，孔孟之道一统江湖八百年左右。
纸张，特别是宋代印刷术的出现，文化传播成本大大降低，使得读书大为普及，原本是为统治阶层写的经典书籍，现在给普通读书人看，就需要新的诠释，朱熹顺应了时代，弄了个四书集注，这是两汉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区别原因所在。
早期绝大多数经典书籍，都是不得志失败的人写的，成就杰出事功的人是没有时间写书的，周公在西周初期，日理万机，成天不可开交，那有时间写书。尤其是先秦写书不仅仅要有时间，还要有钱才有可能写书，哦不是写书应该是“刻”书。
试想屈原如果得志，他有时间吗？其流放过程中，抑郁寡欢与大把时间，才有了“离骚”。
四书五经是先有五经，后有四书。
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之前，断文识字主要是大人君子贵胄垄断且不外传，小人庶民是无缘读书的。那个时代的书是用刀刻在竹简上的，或写在丝帛上，有书是非常奢侈的。
这里的大人君子士大夫，在春秋之前，只限于周天子皇室成员、皇室后裔以及封建邦国的诸侯官吏，且世袭。随着天下共主周天子式微和诸侯之间征伐兼并，失去封国的诸侯士大夫，散落社会成为介于大人与庶人之间的阶层。譬如孔子，其祖上是殷商皇族后裔，周代商后，孔子的祖上封国于宋，到孔子父亲时为避乱逃到鲁国。庶人与小人指农、工、商，“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说法，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
记录文字的竹简、丝帛很难长期保存，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殷商也是被广泛质疑的，犹如现在质疑夏的存在。现在发现最早的竹简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之前没有发现过。殷商的甲骨文，揭示殷商是有典册的，典册即编串的竹简，有理由相信殷商之前的夏也可能存在竹简。
题外话，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考古能够发现西周、殷商或夏的竹简。
西汉武帝时罢拙百家独尊儒术后，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五经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乐”已失传。
“诗”相传是孔子编订，是士大夫贵胄们交流的必备神技，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懂诗经，不会吟诵诗经，都不好意思与人讲话。
“书”是夏商周三代政府文件汇编，包括三代圣贤领导讲话汇编，佶屈聱牙，特别难懂。
“礼”成书于西汉初，是儒家认为夏商周优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繁文缛节和典章制度汇编，包括儒家认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易”是中国先人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易”者，变化变换也，蕴含着朴素辩证思想，反映了中国先人的宇宙观，相传为文王所著。“易”为群经之首，儒家极为推崇，现在人们认识“易”多为预测占卜，孔子与荀子分别说过“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
“春秋”为鲁国史官所记鲁国历史，经孔子修订，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语言简练隐晦，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有许多对“春秋”的补充阐述注释，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
四书的出现要晚许多，南宋时期朱熹弄了个《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集注合刊，之后又得到元明清三朝钦定加持，成为科举指定核心教材。
“大学”相传是曾子所著，原来是五经之一“礼”中的一篇。“大学”者，君子大人之学，通俗地讲就是君子大人如何统御庶人小人之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三纲领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中庸”同“大学”，也是“礼”中的一篇，被朱熹单独弄出来，相传是子思所著。“中庸”文笔非常有气势，多排比对仗，是儒家经典，反应了儒家最高道德规范和境界，儒家的中庸不是现在大家认同的折中和稀泥的处事原则。
“论语”是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生前言行，“相与缉”而成，文字通俗易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应了孔子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理念，孔子推崇周公，讲“仁”“恕”，心心念念“克己复礼”，孔子的礼就是“周礼”。
“孟子”是孟子本人晚年时与弟子，整理“诗”、“书”及之前的言行而著。“孟子”一书气势磅礴，赋予雄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发展提出“仁政”“王道”，倡导“舍生取义”，主张“人性本善”。
孔孟在世时，他们的政治理念都不被各诸侯接受。
在朱熹之前，四书都不是很出圈。五经的目标对象是君子士大夫阶层，是写给当政者看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使得失国破落不得志的贵胄后裔面向社会各阶层，最杰出的就是孔子开创了私学先河，文化传播开始下沉。虽然孔子推崇西周初期周公旦，但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故而我们看到的“论语”，是生动活泼有画面感的
两汉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展成两汉经学，某种意义上是对周公孔子的原教旨主义儒学，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到了南北宋，始于韩愈的新儒学，发展成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原本不广为人知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成为读书人绕不开的书籍，同时也将孟子地位推到了亚圣的地步，改变了之前提儒家必提周公孔子，儒家孔孟开始了合体，孔孟之道一统江湖八百年左右。
纸张，特别是宋代印刷术的出现，文化传播成本大大降低，使得读书大为普及，原本是为统治阶层写的经典书籍，现在给普通读书人看，就需要新的诠释，朱熹顺应了时代，弄了个四书集注，这是两汉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区别原因所在。
早期绝大多数经典书籍，都是不得志失败的人写的，成就杰出事功的人是没有时间写书的，周公在西周初期，日理万机，成天不可开交，那有时间写书。尤其是先秦写书不仅仅要有时间，还要有钱才有可能写书，哦不是写书应该是“刻”书。
试想屈原如果得志，他有时间吗？其流放过程中，抑郁寡欢与大把时间，才有了“离骚”。
【#西安马腾空遗址发现仰韶晚期筒瓦# 或为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筒瓦类器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王志友近日发文称：在西安马腾空遗址发现仰韶晚期筒瓦，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筒瓦类器物。
<在遗址第六层下一座仰韶晚期半地穴房址清理中发现>
文中介绍，马腾空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马腾空村，处于浐河西岸二级阶地上，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2016年6月至2018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马腾空遗址的居址和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对遗址第六层下一座仰韶晚期半地穴房址F139的清理中，出土3件与筒瓦形制相近的器物，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筒瓦类器物，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瓦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
F139 房址为组合式，由西、东相连的两部分组成，西北-东南向分布，整体平面形状不规则，呈“8”字形，东西通长约600厘米，房内堆积可分为3层，第二、三层堆积结构相同，表面为料姜石层，用大小不一的料姜石颗粒和小块散乱铺垫一层，厚度约3、4厘米；料姜石面下为灰褐色垫土层。三层堆积是房子在使用、废弃过程中不同时期形成的，第一层可能是房子坍塌废弃后形成的堆积；第二、三层堆积表面有夹杂料姜石颗粒的踩踏面，分别是房子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堆积。房址内出土有陶罐、盆、钵、尖底瓶、缸、环等陶器残片，以陶钵、罐、盆、瓶的数量为多；另有少量瓮、缸、器盖、纺轮、环等器物，还有陶刀、石刀等工具，比较重要的是房址堆积第一层内出土了3件可辨为筒瓦形制的器物。
马腾空遗址居址区第六层为仰韶晚期文化层，F139房址内3层堆积出土的陶器除过一部分为仰韶中期的器型外，大多为仰韶晚期陶器，出土的陶器钵、盆、罐、瓶等器类大多可在蓝田新街遗址内找到同类型陶器；与西安鱼化寨三期、半坡四期、姜寨四期、杨官寨、案板二期等遗址仰韶晚期的器物相近，推断F139房址时代为仰韶晚期。
<3件筒瓦形器物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用瓦上限提供了新材料>
板瓦、筒瓦一直是中国古代较高等级以上建筑的必备材料，文献记载在夏代瓦已经出现：“夏后氏、昆吾氏作瓦”、“桀作瓦室”。但长期以来，根据考古发现，学界认为瓦的使用最早在西周时期高等级建筑中使用，商、周之前的瓦没有或较少发现。
近年来较多史前和夏商时期关于陶瓦考古材料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古代建筑开始使用陶瓦时间的认识，瓦的起源和来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目前见诸报道我国最早发现使用陶瓦的时代已到龙山文化时期，典型遗址是延安芦山峁遗址、石峁遗址、宝鸡陈仓区桥镇遗址发现的槽形板瓦和筒瓦；甘肃灵台县桥村和泾川县博物馆出土和收藏有龙山文化时期的槽形板瓦和筒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出土陶板类器物，发掘者认为其为建筑材料板瓦。
由此看来，龙山文化时期板瓦和筒瓦已经在较高等级建筑上使用，并且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槽形板瓦和筒瓦的形制已与后代流行的瓦的形制相同或相近，制作工艺表现出了比较成熟技术，已经不是瓦开始出现的原始形态，结合此时陶寺遗址出土建筑材料陶板（瓦或砖），瓦的出现应该比上述几个龙山文化遗址时代更早，夏至商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则是对龙山时期陶瓦的形制与使用方式的继承，并出现了还原法烧制的灰色板瓦。
马腾空遗址仰韶晚期F139房址内出土的3件筒瓦形制的器物，完整的边缘有比较整齐、明显的切割痕，靠前端边角处有一个圆穿,系烧制前用细棍单向钻成的，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板、灵台桥村槽形板瓦有孔的做法相同，3件标本可分为两种规格，虽然目前不清楚它的使用位置与使用方法，但其形制与后代宝鸡桥镇、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遗址和泾川博物馆出土或收藏的龙山时期筒瓦形制相同，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的上限提供了新的材料。
<同一时期的蓝田新街遗址已出现砖的雏形>
文章还介绍，与马腾空遗址处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晚期蓝田新街遗址已出现砖的雏形#，关中中部地区不同遗址内发现建筑材料的原始形态，反映了这一时期已出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砖、瓦的雏形。仰韶晚期陶“砖”形器与“瓦”形器的发现，对砖、瓦类建材的起源和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证材料。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遗址第六层下一座仰韶晚期半地穴房址清理中发现>
文中介绍，马腾空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马腾空村，处于浐河西岸二级阶地上，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2016年6月至2018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马腾空遗址的居址和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对遗址第六层下一座仰韶晚期半地穴房址F139的清理中，出土3件与筒瓦形制相近的器物，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筒瓦类器物，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瓦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
F139 房址为组合式，由西、东相连的两部分组成，西北-东南向分布，整体平面形状不规则，呈“8”字形，东西通长约600厘米，房内堆积可分为3层，第二、三层堆积结构相同，表面为料姜石层，用大小不一的料姜石颗粒和小块散乱铺垫一层，厚度约3、4厘米；料姜石面下为灰褐色垫土层。三层堆积是房子在使用、废弃过程中不同时期形成的，第一层可能是房子坍塌废弃后形成的堆积；第二、三层堆积表面有夹杂料姜石颗粒的踩踏面，分别是房子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堆积。房址内出土有陶罐、盆、钵、尖底瓶、缸、环等陶器残片，以陶钵、罐、盆、瓶的数量为多；另有少量瓮、缸、器盖、纺轮、环等器物，还有陶刀、石刀等工具，比较重要的是房址堆积第一层内出土了3件可辨为筒瓦形制的器物。
马腾空遗址居址区第六层为仰韶晚期文化层，F139房址内3层堆积出土的陶器除过一部分为仰韶中期的器型外，大多为仰韶晚期陶器，出土的陶器钵、盆、罐、瓶等器类大多可在蓝田新街遗址内找到同类型陶器；与西安鱼化寨三期、半坡四期、姜寨四期、杨官寨、案板二期等遗址仰韶晚期的器物相近，推断F139房址时代为仰韶晚期。
<3件筒瓦形器物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用瓦上限提供了新材料>
板瓦、筒瓦一直是中国古代较高等级以上建筑的必备材料，文献记载在夏代瓦已经出现：“夏后氏、昆吾氏作瓦”、“桀作瓦室”。但长期以来，根据考古发现，学界认为瓦的使用最早在西周时期高等级建筑中使用，商、周之前的瓦没有或较少发现。
近年来较多史前和夏商时期关于陶瓦考古材料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古代建筑开始使用陶瓦时间的认识，瓦的起源和来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目前见诸报道我国最早发现使用陶瓦的时代已到龙山文化时期，典型遗址是延安芦山峁遗址、石峁遗址、宝鸡陈仓区桥镇遗址发现的槽形板瓦和筒瓦；甘肃灵台县桥村和泾川县博物馆出土和收藏有龙山文化时期的槽形板瓦和筒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出土陶板类器物，发掘者认为其为建筑材料板瓦。
由此看来，龙山文化时期板瓦和筒瓦已经在较高等级建筑上使用，并且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槽形板瓦和筒瓦的形制已与后代流行的瓦的形制相同或相近，制作工艺表现出了比较成熟技术，已经不是瓦开始出现的原始形态，结合此时陶寺遗址出土建筑材料陶板（瓦或砖），瓦的出现应该比上述几个龙山文化遗址时代更早，夏至商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则是对龙山时期陶瓦的形制与使用方式的继承，并出现了还原法烧制的灰色板瓦。
马腾空遗址仰韶晚期F139房址内出土的3件筒瓦形制的器物，完整的边缘有比较整齐、明显的切割痕，靠前端边角处有一个圆穿,系烧制前用细棍单向钻成的，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板、灵台桥村槽形板瓦有孔的做法相同，3件标本可分为两种规格，虽然目前不清楚它的使用位置与使用方法，但其形制与后代宝鸡桥镇、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遗址和泾川博物馆出土或收藏的龙山时期筒瓦形制相同，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的上限提供了新的材料。
<同一时期的蓝田新街遗址已出现砖的雏形>
文章还介绍，与马腾空遗址处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晚期蓝田新街遗址已出现砖的雏形#，关中中部地区不同遗址内发现建筑材料的原始形态，反映了这一时期已出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砖、瓦的雏形。仰韶晚期陶“砖”形器与“瓦”形器的发现，对砖、瓦类建材的起源和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证材料。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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