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蔬
两汉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两汉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解读海昏侯墓——青铜器的铭文密码】青铜器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其使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本报记者 徐蕾/文 马悦/图）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老板要耕好三块田：产品，团队，客户
对产品，老板要：
把产品当宝贝，开疆拓市
把产品当武器，吸引客户
把产品当垃圾，推陈出新
对团队，老板要：
把员工当老板，共享利益
把员工当员工，满足需求
把员工当伙伴，共同进退
对客户，老板要：
把客户当客户，衣食父母
把客户当员工，深挖市场
把客户当股东，互利共赢
对产品，老板要：
把产品当宝贝，开疆拓市
把产品当武器，吸引客户
把产品当垃圾，推陈出新
对团队，老板要：
把员工当老板，共享利益
把员工当员工，满足需求
把员工当伙伴，共同进退
对客户，老板要：
把客户当客户，衣食父母
把客户当员工，深挖市场
把客户当股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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