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餐的幻想和现实》文 | 读者：苔女士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本刊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本刊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三联美食# 自贡市辖两县四区，由西北向东南依次是荣县、自流井区、大安区、沿滩区以及贡井区和富顺县。其中贡井区原本属于荣县地界，而自流井原本是富顺下属一个镇，看名字就知道，这两口“井”都是产盐之地。1939年自贡建市时，就是从两处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是为“自贡”。从自贡市区去往荣县，也就是往西北走，车行大约一个小时。
县里有摩崖大佛，是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但没有隔壁乐山大佛出名。人们说起豆花饭也总提富顺。荣县不知怎么总是力气差一截，听说有一味麻辣鸡，倒数荣县独特，但也没有把名气做出去。以上两味，再加羊肉汤，并称“荣县三绝”，其中我最期待的是豆花饭。
富顺豆花开出自贡，开得整个四川省以及重庆都到处可见，不知怎么，荣县豆花在外面就没有名气。
据说富顺豆花出名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位名叫刘锡禄的人在富顺县城东门开了家豆花店，此后，将豆花蘸水用料推向极致，最多时竟用20多味中草药调配，将原本的平民盐工之食精致化了。流传到今天，就算在富顺也吃不到这种考究的蘸水，毕竟名气还是传了出去——大约荣县过去没有出生这样一位厨师。
豆花是种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豆制品。“富顺流行窖子水豆花，而荣县流行浑浆豆花”，到了荣县便知，实际荣县人也很爱窖子水。这两种豆花最大的区别是豆花汤的颜色，窖子水清澈，是卤水的底，而浑浆乳白，用花生浆作底加豆浆煮。我们在荣县吃了两家豆花馆，“可口银砖”做浑浆豆花，“江军豆花”做窖子水豆花，我吃起来，两种都喜欢。
假如事先不告诉你，那碗浑浆豆花或许会被误以为杏仁豆腐，乳白色，豆花是块状，在豆浆水里沉沉浮浮，视觉上倒是更漂亮一些。吃起来你就晓得，哦，又嫩又绵，豆香味也是很浓郁的。而江军豆花馆的窖子水清澈，豆花凝结得更粗犷一些，形状也更肆意。
江军豆花馆是30多年前开起来的，老板就叫江军，不过现在是他的女儿女婿在打理。女婿杨柳，长得很圆实，有种让人信任的气质。他做豆花十来年，打豆花时一按一提，手法很老到。
我站在豆花锅边，跟老板要了一碗窖子水来喝，没想到是甜的，清甜味很突出，还有豆制品淡淡的酸味，冬天这样喝一碗很是舒服。杨柳说，有时会有宿醉的男人，一早过来，二话不说先喝两碗，以解酒，豪放地放下碗，这才说，老板，来一套。
豆花饭论“套”，一套中除了豆花一碗，还有米饭一碗、蘸水碟子一样，米饭和豆花都几乎无味，提供味道的蘸水自然就非常重要。江军豆花提供两种蘸水，糍粑辣椒和熟油海椒，前者更辣，后者偏香。我的情感被绿色的糍粑辣椒吸引，但理智告诉我，要是不想对口腔溃疡火上浇油，最好选熟油海椒。
“江军”的糍粑辣椒用青辣椒，煮熟后捣舂。熟油海椒用的是晒干了的辣椒，花生碎是自制，选老一点的花生，香味更足，芝麻也炒过，所以整个蘸水有丰富的香气。
杨柳很是为自己店里的熟油海椒自豪，他说，有不少生活在外地的荣县人，会专门买他做的这个蘸水，吃别的也能搭配。干海椒下热油烫的火候是其中关键，生手要么烫煳了，要么烫得不足香味出不来，那个介于熟与不熟之间的状态，是豆花饭最喜欢的。下去后最好是不停搅拌，当然也是凭经验，到达临界点时，烫油可以榨取到干椒最多的香味，再加上炒过的芝麻粒和花生碎，足够将一碗豆花化平淡为神奇。
荣县人喜欢这一口，按杨柳的说法，富顺那边的熟油海椒要用豆瓣来炒，荣县人就吃不大惯。除此之外，做豆花的方法是一样的，都用盐卤做凝固剂。事实上，不论是富顺还是荣县，当年都广开盐井，大豆便宜，而点卤时所需的“胆水”，不过就是制盐的副产品。无论是在富顺还是荣县，满街最常见的都是豆花店。
豆花做得好，关键在掌握大豆的浸泡时间和随后的磨浆煮浆过程。没有固定标准，依据温度不同，凭师傅经验掌握，冬天浸泡十多个小时，夏天要短将近一半，都是凌晨五六点开始磨豆浆，只在于头天开始浸泡的时间不同。
豆花加蘸水的组合，实际是下饭菜，我想，几乎相当于直接在米饭里拌辣椒蘸水了，当年有多少盐工以这一碗豆花饭开启一天的劳作？不得而知，只知，大概没有比豆花更平民的蛋白质了。现在一日三餐都可吃到豆花饭。
下午时分，江军豆花的店堂里只有一桌客人。是对夫妻，50岁上下，风尘仆仆，下午3点还在吃饭，想必是错过饭点，很是饿了。
看桌上，也没有多点一个凉菜——除了豆花，“江军”的凉菜也很受欢迎，人们生活改善，光来一套豆花饭已嫌不足。饭桌已经接近尾声，男人黑瘦，上牙缺了一小块，后来补的，颜色不一样。他正就豆花饭喝二锅头，二锅头里浸着鹿茸片，边喝酒边养生的意思，男人说，已经浸久了不作数了。女人已经吃饱，包搁在大腿，外套已经穿上，是打算要走的意思，只等男人手里那瓶扁平的二锅头见底。
女人说“我家就住在楼上”，想来是个外地女婿。男人说，他在中印边界的西藏察隅做工，修路，女人在广安做工，二人在此地会合后，早上9点出发，2点半才到荣县。本来打算中途下车，在自贡吃饭，许久没回乡，惦记豆花饭，就饿着肚子，坚持到了荣县。一下车就到了这里。
男人给我演示豆花饭的吃法：夹一块豆花放到米饭碗里，再挑一筷子蘸水放在最上面，动作轻巧得像是点缀一朵花，然后和着米饭，一起送到嘴里。女人说，她更喜欢这样吃：豆花夹到蘸水碟里，浸一浸，再送进嘴里。
节选自《咸香鲜辣，隐于自贡的这“三绝”不容错过》文 ｜ 驳静
县里有摩崖大佛，是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但没有隔壁乐山大佛出名。人们说起豆花饭也总提富顺。荣县不知怎么总是力气差一截，听说有一味麻辣鸡，倒数荣县独特，但也没有把名气做出去。以上两味，再加羊肉汤，并称“荣县三绝”，其中我最期待的是豆花饭。
富顺豆花开出自贡，开得整个四川省以及重庆都到处可见，不知怎么，荣县豆花在外面就没有名气。
据说富顺豆花出名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位名叫刘锡禄的人在富顺县城东门开了家豆花店，此后，将豆花蘸水用料推向极致，最多时竟用20多味中草药调配，将原本的平民盐工之食精致化了。流传到今天，就算在富顺也吃不到这种考究的蘸水，毕竟名气还是传了出去——大约荣县过去没有出生这样一位厨师。
豆花是种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豆制品。“富顺流行窖子水豆花，而荣县流行浑浆豆花”，到了荣县便知，实际荣县人也很爱窖子水。这两种豆花最大的区别是豆花汤的颜色，窖子水清澈，是卤水的底，而浑浆乳白，用花生浆作底加豆浆煮。我们在荣县吃了两家豆花馆，“可口银砖”做浑浆豆花，“江军豆花”做窖子水豆花，我吃起来，两种都喜欢。
假如事先不告诉你，那碗浑浆豆花或许会被误以为杏仁豆腐，乳白色，豆花是块状，在豆浆水里沉沉浮浮，视觉上倒是更漂亮一些。吃起来你就晓得，哦，又嫩又绵，豆香味也是很浓郁的。而江军豆花馆的窖子水清澈，豆花凝结得更粗犷一些，形状也更肆意。
江军豆花馆是30多年前开起来的，老板就叫江军，不过现在是他的女儿女婿在打理。女婿杨柳，长得很圆实，有种让人信任的气质。他做豆花十来年，打豆花时一按一提，手法很老到。
我站在豆花锅边，跟老板要了一碗窖子水来喝，没想到是甜的，清甜味很突出，还有豆制品淡淡的酸味，冬天这样喝一碗很是舒服。杨柳说，有时会有宿醉的男人，一早过来，二话不说先喝两碗，以解酒，豪放地放下碗，这才说，老板，来一套。
豆花饭论“套”，一套中除了豆花一碗，还有米饭一碗、蘸水碟子一样，米饭和豆花都几乎无味，提供味道的蘸水自然就非常重要。江军豆花提供两种蘸水，糍粑辣椒和熟油海椒，前者更辣，后者偏香。我的情感被绿色的糍粑辣椒吸引，但理智告诉我，要是不想对口腔溃疡火上浇油，最好选熟油海椒。
“江军”的糍粑辣椒用青辣椒，煮熟后捣舂。熟油海椒用的是晒干了的辣椒，花生碎是自制，选老一点的花生，香味更足，芝麻也炒过，所以整个蘸水有丰富的香气。
杨柳很是为自己店里的熟油海椒自豪，他说，有不少生活在外地的荣县人，会专门买他做的这个蘸水，吃别的也能搭配。干海椒下热油烫的火候是其中关键，生手要么烫煳了，要么烫得不足香味出不来，那个介于熟与不熟之间的状态，是豆花饭最喜欢的。下去后最好是不停搅拌，当然也是凭经验，到达临界点时，烫油可以榨取到干椒最多的香味，再加上炒过的芝麻粒和花生碎，足够将一碗豆花化平淡为神奇。
荣县人喜欢这一口，按杨柳的说法，富顺那边的熟油海椒要用豆瓣来炒，荣县人就吃不大惯。除此之外，做豆花的方法是一样的，都用盐卤做凝固剂。事实上，不论是富顺还是荣县，当年都广开盐井，大豆便宜，而点卤时所需的“胆水”，不过就是制盐的副产品。无论是在富顺还是荣县，满街最常见的都是豆花店。
豆花做得好，关键在掌握大豆的浸泡时间和随后的磨浆煮浆过程。没有固定标准，依据温度不同，凭师傅经验掌握，冬天浸泡十多个小时，夏天要短将近一半，都是凌晨五六点开始磨豆浆，只在于头天开始浸泡的时间不同。
豆花加蘸水的组合，实际是下饭菜，我想，几乎相当于直接在米饭里拌辣椒蘸水了，当年有多少盐工以这一碗豆花饭开启一天的劳作？不得而知，只知，大概没有比豆花更平民的蛋白质了。现在一日三餐都可吃到豆花饭。
下午时分，江军豆花的店堂里只有一桌客人。是对夫妻，50岁上下，风尘仆仆，下午3点还在吃饭，想必是错过饭点，很是饿了。
看桌上，也没有多点一个凉菜——除了豆花，“江军”的凉菜也很受欢迎，人们生活改善，光来一套豆花饭已嫌不足。饭桌已经接近尾声，男人黑瘦，上牙缺了一小块，后来补的，颜色不一样。他正就豆花饭喝二锅头，二锅头里浸着鹿茸片，边喝酒边养生的意思，男人说，已经浸久了不作数了。女人已经吃饱，包搁在大腿，外套已经穿上，是打算要走的意思，只等男人手里那瓶扁平的二锅头见底。
女人说“我家就住在楼上”，想来是个外地女婿。男人说，他在中印边界的西藏察隅做工，修路，女人在广安做工，二人在此地会合后，早上9点出发，2点半才到荣县。本来打算中途下车，在自贡吃饭，许久没回乡，惦记豆花饭，就饿着肚子，坚持到了荣县。一下车就到了这里。
男人给我演示豆花饭的吃法：夹一块豆花放到米饭碗里，再挑一筷子蘸水放在最上面，动作轻巧得像是点缀一朵花，然后和着米饭，一起送到嘴里。女人说，她更喜欢这样吃：豆花夹到蘸水碟里，浸一浸，再送进嘴里。
节选自《咸香鲜辣，隐于自贡的这“三绝”不容错过》文 ｜ 驳静
#三联美食# 在淮海中路一间洒满阳光的厨房里，赵荣华热起锅子来。案板上的五花肉已经收拾停当。“我爸爸做菜是‘老三篇’，上海传统家常菜，最拿手的就是红烧肉，所以我骨子里面相信上海味道就是红烧肉，两个月必须吃一回解馋。”但赵荣华烧起菜来，已经和父辈大不相同。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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