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独家披露：#美这样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蜿蜒的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和湄公河流经的东南亚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澜湄合作的良好状况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等论调不断以研究机构“成果”的面目见诸西方媒体。其中，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自2020年年底启动以来，不断炒作中国大坝对下游地区造成“负面水文影响”。《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及水资源检测机构“地球之眼”共同负责运营的项目，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编织有一条从数据监测到政策影响的完整对华攻击链，而其核心目的就是将湄公河水当成武器，破坏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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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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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增10例新冠感染者轨迹公布#】4月4日，北京市第299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青年报记者从现场获悉，4月3日16时至4日16时，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0例，其中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朝阳7例，丰台、大兴、顺义各1例。
一、朝阳区
病例1：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7日，13:30前往北京艾乐婴幼儿园。
3月28日-4月1日，每日10:00-20:30骑车前往望京SOHO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
4月2日，正常上班。12：00前往星巴克（望京SOHO塔2店）购物，14：00在美邻洗衣（望京SOHO店）取服装，20:30下班途中在小叶佳栗子精品干果店（酒仙桥店）购物。
4月3日9：00-10:00前往酒仙桥三街坊便民市场购物，13:00前往将台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13:30骑车返回家中，17:00前往久隆百货购药。当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4月4日确诊。
病例2：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艾乐婴幼儿园学生。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2日，每日8:30—15:30在艾乐婴幼儿园上课，均由病例3负责接送。
4月3日，9:00—10:00与家人一并前往酒仙桥三街坊便民市场购物，后步行返回家中。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3：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2日，每日接送病例2上下学，其余时间均居家未外出。
4月3日，轨迹同病例2。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4：住址为崔各庄乡费家村180号，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3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8日-4月3日，每日10:00乘坐家人车辆前往小金阁阁服装店，10:25左右在巴比鲜包（望京SOHO店）购买早餐，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0:30乘坐家人车辆回家。
期间，4月1日，19:00在望京SOHO 塔1C座二层蛋糕店购物。
4月2日，20:50在骨汤大碗面旺角店（旺角广场地下一层）就餐。
4月3日，中午在三泉冷面（新荟城店）就餐，14:00在索真医学望京SOHO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4月4日确诊。
病例5：住址为金盏乡金盏西村384号，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9:20在金盏卫生院站乘坐851公交，至大山桥北站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晚上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3月30日居家未上班，16:50前往金盏星河双语幼儿园接孩子，后前往生活超市（金盏西村店）购物。17：35-17：50在旁边菜市场购物。
3月31日，8:00乘家人车辆至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1：00在大山桥北站乘坐851公交，至金盏卫生院站下车后返回家中。
4月1日，9:20在金盏卫生院站乘坐851公交，至大山桥北站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1：00在大山桥北站乘坐851公交，至金盏卫生院站下车后返回家中。
4月2日，8:00乘家人车辆至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4月3日，9:30乘坐公交851从金盏卫生院至大山桥北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晚上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6：住址为崔各庄乡费家村24号楼，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1日，每日10:00，骑电动车上班，21:30，骑电动车下班。
期间，3月30日，13:50在七食九号食堂（望京SOHO店）用餐。
3月31日，16:00—17:00在潇湘阁（望京SOHO店）用餐
4月1日，13:30—14:30在潇湘阁（望京SOHO店）用餐
4月2日，10:00骑电动车上班，16：00在城事爱情麻辣烫（望京SOHO店）用餐。21：30乘坐私家车返回家中，22：15在费家村米线店购物。
4月3日，乘坐私家车上下班。4月4日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7月龄婴幼儿。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无症状感染者。
请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或接到健康宝弹窗提示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
二、大兴区
大兴区新增1例确诊病例，居住在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天恒世界集公寓8号楼，工作地点位于大兴区北兴路30号大兴之星办公楼。4月2日，落实进返京72小时核酸检测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该病例为外省出差返京人员，返京侯车期间可能与本土病例存在时空交集，基因测序及溯源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3月31日，18:22乘坐G530次列车自武汉返京，23:00到达北京西站后，乘坐出租车返回家中，车牌号为:京BT6098。
4月1日，8:30乘坐网约车，车牌号为：京A1SF88，前往工作单位，中午12:00到单位楼下负一层蝎子李餐厅就餐，22:00步行返回家中。
4月2日，8:30乘坐网约车,车牌号为:京PSV038，前往工作单位，中午12:00在工作单位附近盛捷大兴酒店自助餐厅就餐；18:00步行返回家中；19:30，落实返京72小时核酸检测要求，乘坐私家车到时代龙和路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20:00于大兴区金苑路17号徽州小馆餐厅就餐。
4月3日，属地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未外出，随后转移至定点医院治疗。
三、丰台区
丰台区新增1例确诊病例，为外省返京人员，现住址东铁匠营街道东木樨园14号楼。
3月7日-3月30日 一直居住在外省市；
3月31日15：00-17:20 乘坐MU5115航班（座位号：62D）至首都国际机场；
3月31日 17:41 在T2航站楼接机口附近全家便利店购物；
3月31日17:47-18:53 乘坐网约车从机场至家中，向社区报备。直至隔离转运，本人及同住人员均未再外出。
4月1日上门采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4月3日上门采样，今日凌晨反馈结果为阳性。请与以上轨迹有交集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报备。
四、顺义区
顺义区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外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工作单位是望京SOHO小金阁阁服装店，现居住在顺义区南法信镇焦各庄村。
3月28日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2:3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潇湘阁饭店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50左右，在望京SOHO“城·事爱情麻辣烫”吃晚饭；22:00左右，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3月29日 在家休息。15:30左右，步行到焦各庄村“黄焖鸡米饭”吃饭，之后回家未外出。
3月30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3:0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潇湘阁饭店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3月31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3:0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驴肉火烧”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4月1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2:3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芙蓉树下”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4月2日 在家休息。20:00左右，步行到焦各庄村“好又多”超市购买物品，然后到附近“妈妈驿站”拿快递，之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15左右，在地铁望京东站附近的“便利蜂”购买物品，后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1:50左右，在望京SOHO“芭比鲜包”买包子；随后在望京SOHO负一层美食城“云南过桥米线”吃午饭，在假日广场休息后回店工作；19: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解丽
一、朝阳区
病例1：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7日，13:30前往北京艾乐婴幼儿园。
3月28日-4月1日，每日10:00-20:30骑车前往望京SOHO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
4月2日，正常上班。12：00前往星巴克（望京SOHO塔2店）购物，14：00在美邻洗衣（望京SOHO店）取服装，20:30下班途中在小叶佳栗子精品干果店（酒仙桥店）购物。
4月3日9：00-10:00前往酒仙桥三街坊便民市场购物，13:00前往将台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13:30骑车返回家中，17:00前往久隆百货购药。当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4月4日确诊。
病例2：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艾乐婴幼儿园学生。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2日，每日8:30—15:30在艾乐婴幼儿园上课，均由病例3负责接送。
4月3日，9:00—10:00与家人一并前往酒仙桥三街坊便民市场购物，后步行返回家中。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3：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2日，每日接送病例2上下学，其余时间均居家未外出。
4月3日，轨迹同病例2。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4：住址为崔各庄乡费家村180号，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3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4月4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8日-4月3日，每日10:00乘坐家人车辆前往小金阁阁服装店，10:25左右在巴比鲜包（望京SOHO店）购买早餐，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0:30乘坐家人车辆回家。
期间，4月1日，19:00在望京SOHO 塔1C座二层蛋糕店购物。
4月2日，20:50在骨汤大碗面旺角店（旺角广场地下一层）就餐。
4月3日，中午在三泉冷面（新荟城店）就餐，14:00在索真医学望京SOHO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4月4日确诊。
病例5：住址为金盏乡金盏西村384号，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9:20在金盏卫生院站乘坐851公交，至大山桥北站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晚上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3月30日居家未上班，16:50前往金盏星河双语幼儿园接孩子，后前往生活超市（金盏西村店）购物。17：35-17：50在旁边菜市场购物。
3月31日，8:00乘家人车辆至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1：00在大山桥北站乘坐851公交，至金盏卫生院站下车后返回家中。
4月1日，9:20在金盏卫生院站乘坐851公交，至大山桥北站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1：00在大山桥北站乘坐851公交，至金盏卫生院站下车后返回家中。
4月2日，8:00乘家人车辆至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4月3日，9:30乘坐公交851从金盏卫生院至大山桥北下车前往公司，中午在望京SOHO地下美食城用餐，晚上20:40乘坐家人车辆返回家中。
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
病例6：住址为崔各庄乡费家村24号楼，为小金阁阁服装店店员。4月4日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轻型。
主要活动轨迹：
3月29日-4月1日，每日10:00，骑电动车上班，21:30，骑电动车下班。
期间，3月30日，13:50在七食九号食堂（望京SOHO店）用餐。
3月31日，16:00—17:00在潇湘阁（望京SOHO店）用餐
4月1日，13:30—14:30在潇湘阁（望京SOHO店）用餐
4月2日，10:00骑电动车上班，16：00在城事爱情麻辣烫（望京SOHO店）用餐。21：30乘坐私家车返回家中，22：15在费家村米线店购物。
4月3日，乘坐私家车上下班。4月4日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住址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平房区，为病例1家庭成员，7月龄婴幼儿。4月4日作为密接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确诊，临床分型为无症状感染者。
请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或接到健康宝弹窗提示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
二、大兴区
大兴区新增1例确诊病例，居住在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天恒世界集公寓8号楼，工作地点位于大兴区北兴路30号大兴之星办公楼。4月2日，落实进返京72小时核酸检测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该病例为外省出差返京人员，返京侯车期间可能与本土病例存在时空交集，基因测序及溯源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3月31日，18:22乘坐G530次列车自武汉返京，23:00到达北京西站后，乘坐出租车返回家中，车牌号为:京BT6098。
4月1日，8:30乘坐网约车，车牌号为：京A1SF88，前往工作单位，中午12:00到单位楼下负一层蝎子李餐厅就餐，22:00步行返回家中。
4月2日，8:30乘坐网约车,车牌号为:京PSV038，前往工作单位，中午12:00在工作单位附近盛捷大兴酒店自助餐厅就餐；18:00步行返回家中；19:30，落实返京72小时核酸检测要求，乘坐私家车到时代龙和路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20:00于大兴区金苑路17号徽州小馆餐厅就餐。
4月3日，属地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未外出，随后转移至定点医院治疗。
三、丰台区
丰台区新增1例确诊病例，为外省返京人员，现住址东铁匠营街道东木樨园14号楼。
3月7日-3月30日 一直居住在外省市；
3月31日15：00-17:20 乘坐MU5115航班（座位号：62D）至首都国际机场；
3月31日 17:41 在T2航站楼接机口附近全家便利店购物；
3月31日17:47-18:53 乘坐网约车从机场至家中，向社区报备。直至隔离转运，本人及同住人员均未再外出。
4月1日上门采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4月3日上门采样，今日凌晨反馈结果为阳性。请与以上轨迹有交集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报备。
四、顺义区
顺义区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外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工作单位是望京SOHO小金阁阁服装店，现居住在顺义区南法信镇焦各庄村。
3月28日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2:3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潇湘阁饭店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50左右，在望京SOHO“城·事爱情麻辣烫”吃晚饭；22:00左右，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3月29日 在家休息。15:30左右，步行到焦各庄村“黄焖鸡米饭”吃饭，之后回家未外出。
3月30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3:0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潇湘阁饭店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3月31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3:0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驴肉火烧”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4月1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30左右，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2:30左右，在望京SOHO负一层“芙蓉树下”吃午饭后回店工作；20: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4月2日 在家休息。20:00左右，步行到焦各庄村“好又多”超市购买物品，然后到附近“妈妈驿站”拿快递，之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9:30左右，从家骑电动车到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乘地铁到望京东站下车；10:15左右，在地铁望京东站附近的“便利蜂”购买物品，后步行到望京SOHO底商小金阁阁服装店上班；11:50左右，在望京SOHO“芭比鲜包”买包子；随后在望京SOHO负一层美食城“云南过桥米线”吃午饭，在假日广场休息后回店工作；19:30下班后，步行到地铁望京东站，乘地铁15号线回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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