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兆祯院士逝世享年90岁# 送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风景园林学家、风景园林教育家，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兆祯，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5日23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孟兆祯院士毕生从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致力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园林的民族传统；主编的《园林工程》《风景园林工程》成为国内高校风景园林专业的首选教材；先后培养硕士生11名、博士生44名、博士后1名。送别孟兆祯院士！https://t.cn/A6aWW8a9
健康报 | “把脉定向”的11场评估会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谁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人# ？旅法资深媒体人这么看这次大选…】24日，法国大选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由现任总统马克龙对战“极右翼”色彩浓重的“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谁将在大选中胜出？在常驻法国二十余年的媒体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眼中，马克龙胜出“几乎没有悬念”。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跳出传统的民调分析等视角，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大选，不难发现，马克龙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那个人”。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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