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饭吃出虫子的那天起，我就取消了订餐，下场就是天天泡面，连吃三天泡面，虽然才三天，已经吃的我恶心想吐，怀疑人生……
天天盯着电脑的时间，计算还有几个小时我能放出去，内心不断告诉自己，忍忍，马上就解放了，多亏了隔离买了switch 帮我消磨了时光。
得亏缩短了时间，不然我就得连吃十天泡面……估计那时候的我，已经不是我了……
三点多车子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立刻开始迅速点外卖，就在刚才终于等到了我的豉油鸡和深井烧鹅，还有一杯冰镇橘皮拿铁。
吃的我眼泪都要下来了，太想念了，太好吃了，这才关了几天，之前的日常组合竟然能吃的我感激涕零、痛哭流涕！！！
外卖自由，wifi自由，住所自由，身体也快自由了！
虽然我没在封城的时候住上海，但我现在结合自己的感受，我是真没法想象封两个月，送几次无法选择的物资的痛苦，能熬下来的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这个人虽然喜欢“折腾”，但我不喜欢“被折腾”。没有人真的会愿意让渡一些基础的权利，尤其是最基础的食物选择权。
那天食物出现问题后，我立刻打电话给工作组要求退餐，结果工作人员直接来了句“如果你退的话，你就什么都没得吃了，你想清楚。”
我也斩钉截铁态度强硬地告诉她：“我可以吃泡面。”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种威胁地口吻，尤其是自己基础的选择权，被别人拿捏着的感觉，太糟糕了。
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不吃就自己看着办，在我看来，这种命令威胁式的让你服从，真的挺不人道的。
在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配合”，但“配合”不是“强迫”，不是“协迫”，不是上对下的压制，“配合”是双方合作共同就某事去完成协作。
相反，同样是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居委会的阿姨真的就挺好的。
阿姨是个上海人，她跟我交流的时候，用上海方言和我对话，因为上海话和杭州话很相似，我也听得懂，就跟她说杭州话。
当时，把我送到小区的防疫人员跟我说：
“我们一定要看到居委会的人来接，否则我们不放人。”
我听到这种话，内心真的一股火，我真心觉得自己有被冒犯，你哪怕换个说法，说你才能离开也行。“放人”，我是犯人还是啥……
随后我给阿姨打电话，阿姨刚好在开会，我很着急跟阿姨说了情况，阿姨中途请假说会立刻赶来。
我下车后一直在焦急地左顾右盼，而防疫人员就在我身边杵着，大概等了10多分钟，我看着一个身着白裙带着眼镜的中年阿姨在小跑，边小跑边冲着我招手。
当时我就挺感动的，随后她一路陪着我上去，跟我沟通的时候，一直在说：
“你们国外回来很不容易吧？我看着都觉得心疼，现在回来太难了，唉。”
我也忍不住跟阿姨掏心掏肺地说：“阿姨，我实在太饿了。我从上午一直等到现在，啥都还没吃。”
阿姨焦急地问我：“你赶紧点些吃的，一会吃的到了，我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给你送上去。”
说实话，我在能接触到的参与防疫的工作人员当中，反而从这个上海阿姨身上获得了一种温暖。我觉得她真的做到了体谅、共情和尊重，而不是把我当毒人、犯人那样对待。
当然，我对一些事物不会一味的“忍”，在我最大可控的范围内，我是做不到去一点点让渡我的权利的。
比如饭菜问题，有人会认为人家给你吃，给你送饭，你有什么可挑刺抱怨的？
可我脑子里清楚着，在我用高昂价格支付饭菜费用时，我本身就跟送餐公司是服务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如果消费者的权益收到损害，那本身就该去捍卫，否则要315保护协会做什么？一些人非要把其他的东西牵扯进来，让我去体谅给我送饭的防疫人员的辛苦，我想想就觉得无语，这是一回事吗？
最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送餐公司仅收了我一半的隔离餐费。
写下这些经历，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当一些权益在受到侵犯时，起码应当据理力争，而不是息事宁人选择“忍”。
杭州话有个词叫做“拎得清”，当然，你如果自己自愿选择忍，那么就别在别人去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反过来帮着侵权者说话，这就是“脑子拎不清”。
#米索的沉思录##隔离#
天天盯着电脑的时间，计算还有几个小时我能放出去，内心不断告诉自己，忍忍，马上就解放了，多亏了隔离买了switch 帮我消磨了时光。
得亏缩短了时间，不然我就得连吃十天泡面……估计那时候的我，已经不是我了……
三点多车子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立刻开始迅速点外卖，就在刚才终于等到了我的豉油鸡和深井烧鹅，还有一杯冰镇橘皮拿铁。
吃的我眼泪都要下来了，太想念了，太好吃了，这才关了几天，之前的日常组合竟然能吃的我感激涕零、痛哭流涕！！！
外卖自由，wifi自由，住所自由，身体也快自由了！
虽然我没在封城的时候住上海，但我现在结合自己的感受，我是真没法想象封两个月，送几次无法选择的物资的痛苦，能熬下来的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这个人虽然喜欢“折腾”，但我不喜欢“被折腾”。没有人真的会愿意让渡一些基础的权利，尤其是最基础的食物选择权。
那天食物出现问题后，我立刻打电话给工作组要求退餐，结果工作人员直接来了句“如果你退的话，你就什么都没得吃了，你想清楚。”
我也斩钉截铁态度强硬地告诉她：“我可以吃泡面。”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种威胁地口吻，尤其是自己基础的选择权，被别人拿捏着的感觉，太糟糕了。
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不吃就自己看着办，在我看来，这种命令威胁式的让你服从，真的挺不人道的。
在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配合”，但“配合”不是“强迫”，不是“协迫”，不是上对下的压制，“配合”是双方合作共同就某事去完成协作。
相反，同样是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居委会的阿姨真的就挺好的。
阿姨是个上海人，她跟我交流的时候，用上海方言和我对话，因为上海话和杭州话很相似，我也听得懂，就跟她说杭州话。
当时，把我送到小区的防疫人员跟我说：
“我们一定要看到居委会的人来接，否则我们不放人。”
我听到这种话，内心真的一股火，我真心觉得自己有被冒犯，你哪怕换个说法，说你才能离开也行。“放人”，我是犯人还是啥……
随后我给阿姨打电话，阿姨刚好在开会，我很着急跟阿姨说了情况，阿姨中途请假说会立刻赶来。
我下车后一直在焦急地左顾右盼，而防疫人员就在我身边杵着，大概等了10多分钟，我看着一个身着白裙带着眼镜的中年阿姨在小跑，边小跑边冲着我招手。
当时我就挺感动的，随后她一路陪着我上去，跟我沟通的时候，一直在说：
“你们国外回来很不容易吧？我看着都觉得心疼，现在回来太难了，唉。”
我也忍不住跟阿姨掏心掏肺地说：“阿姨，我实在太饿了。我从上午一直等到现在，啥都还没吃。”
阿姨焦急地问我：“你赶紧点些吃的，一会吃的到了，我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给你送上去。”
说实话，我在能接触到的参与防疫的工作人员当中，反而从这个上海阿姨身上获得了一种温暖。我觉得她真的做到了体谅、共情和尊重，而不是把我当毒人、犯人那样对待。
当然，我对一些事物不会一味的“忍”，在我最大可控的范围内，我是做不到去一点点让渡我的权利的。
比如饭菜问题，有人会认为人家给你吃，给你送饭，你有什么可挑刺抱怨的？
可我脑子里清楚着，在我用高昂价格支付饭菜费用时，我本身就跟送餐公司是服务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如果消费者的权益收到损害，那本身就该去捍卫，否则要315保护协会做什么？一些人非要把其他的东西牵扯进来，让我去体谅给我送饭的防疫人员的辛苦，我想想就觉得无语，这是一回事吗？
最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送餐公司仅收了我一半的隔离餐费。
写下这些经历，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当一些权益在受到侵犯时，起码应当据理力争，而不是息事宁人选择“忍”。
杭州话有个词叫做“拎得清”，当然，你如果自己自愿选择忍，那么就别在别人去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反过来帮着侵权者说话，这就是“脑子拎不清”。
#米索的沉思录##隔离#
女人生孩子真的太遭罪了！
刚刷到一个博主催产后又剖宫产的，受两茬罪，我肚皮又突然一紧[允悲]
骨朵那时候是臀位，稳稳的坐着[猪头]
从30周到39周都没有调整过来，中间我还做了两周的胸膝卧位，后面还每天走路，就是为了让她多动弹一下，她在肚子里实在太懒了，胎动就是吐泡蹬小腿，很少鼓包。
所以医生让我选个日子，趁没有发动直接剖，我就选个了618（好记），其实还想选617，我很喜欢7这个数字，但是那天医生不上班……
39周1直接去剖的，提前一天办理入院，健步如飞，晚上8点后就不让进食了，保持空腹，第二天上午10点手术（那个医生一上午剖了4个，我是第二个，大家抽号排队哈哈哈），手术时间很快，就是术前工作繁琐、术中心里紧张害怕，不到12点我就完事回病房了。
不过第一次下床，真的太痛了，其他就还好，按压肚子也没有想象中的疼，7天后伤口基本不疼了。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能顺还是顺产吧！
毕竟恢复快，我隔壁床的头天晚上生，第二天下午就走着出院了（羡慕……）
而且现在我肚皮还有一道疤，生完两年了才不发痒，术后的伤疤痒也让人难受
刚刷到一个博主催产后又剖宫产的，受两茬罪，我肚皮又突然一紧[允悲]
骨朵那时候是臀位，稳稳的坐着[猪头]
从30周到39周都没有调整过来，中间我还做了两周的胸膝卧位，后面还每天走路，就是为了让她多动弹一下，她在肚子里实在太懒了，胎动就是吐泡蹬小腿，很少鼓包。
所以医生让我选个日子，趁没有发动直接剖，我就选个了618（好记），其实还想选617，我很喜欢7这个数字，但是那天医生不上班……
39周1直接去剖的，提前一天办理入院，健步如飞，晚上8点后就不让进食了，保持空腹，第二天上午10点手术（那个医生一上午剖了4个，我是第二个，大家抽号排队哈哈哈），手术时间很快，就是术前工作繁琐、术中心里紧张害怕，不到12点我就完事回病房了。
不过第一次下床，真的太痛了，其他就还好，按压肚子也没有想象中的疼，7天后伤口基本不疼了。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能顺还是顺产吧！
毕竟恢复快，我隔壁床的头天晚上生，第二天下午就走着出院了（羡慕……）
而且现在我肚皮还有一道疤，生完两年了才不发痒，术后的伤疤痒也让人难受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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