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享菏泽# 【您的高温补贴到账了吗？记者调查：高温津贴发放呈“冷热不均”现象】盛夏来临，高温持续，依然有不少行业的劳动者顶着烈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温天气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面临“烤验”，不同行业和单位高温津贴发放呈现“冷热不均”现象，有的户外劳动者从未领到高温津贴。
高温补贴发放参差不齐
“高温补贴？没有，我们是按单计费的，干的多领的多，没有这种补贴。”7月15日中午，菏泽火车站附近，外卖骑手小高正在一家饭店接单，他的上衣早已湿透，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从没领过高温补贴，天气炎热时单位会发一些冷饮或者绿豆汤。
在市和平路某小区快递代收点，快递员李先生正在整理即将投放的快递。“我们是按送快件的数量来发工资，没有额外收入，高温补贴没领过。”李先生说。
不仅一些外卖骑手、快递员没领过高温补贴，建筑领域、汽修领域也有不少劳动者表示没有相关补贴。在市长江路附近一建筑工地，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工人，他们均表示没领到过高温补贴。在市中华路某汽修厂，多名修理工也表示，工资是按工作量考核发放，没有高温补贴，高温天气时单位会调整作业时间或发放冰糕、饮料、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品。
与外卖、建筑行业不同，一些大型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能够较好地落实政策，将高温补贴发放到位。车先生是市属国企员工，高温补贴能够如期发放。“外勤岗位每个月发放高温补贴200元，一年发四个月，随工资发放，比较及时。”车先生说。
刘女士是通信行业企业员工，她告诉记者：“之前高温补贴是一年发一次，560元。去年开始有所上调，一个月发160元，连续发4个月。”
记者采访中发现，能够及时发放高温补贴的单位多数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效益较好的私营企业，规模小的私营企业一般没有，而且不少员工对有没有高温补贴、什么标准、怎么发放都不甚了解。
高温补贴发多少？怎么发？
高温补贴标准如何？该如何发放？记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早在2006年，山东省就下发过《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8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后经过调整，自2019年6月起，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高温补贴为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山东这一高温补贴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费用。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菏泽执行全省标准。
“高温补贴发放对象其实不仅限于室外作业职工，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都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在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不发高温补贴最高可处20000元罚款
相比社保、公积金或者取暖费，高温津贴虽然金额少，但事关劳动者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呢？发放“冷热不均”现象又该如何监管呢？
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金额少，不少劳动者碍于面子，或为了保住饭碗，很少有人对此维权。职工在与企业的博弈中，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因此很多人不敢主张领取高温补贴的权利。另外，也有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效益差，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高温补贴就很难落实。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介绍：“接到劳动者的维权投诉多数是以劳动关系为主的，关于高温补贴的很少，这不仅与企业经营情况、劳动者自身权益意识有关，也与部分行业人员流动性大有关。比如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多以件计费、包活揽活，成为企业福利制度的‘边缘人’，很难享受到诸如高温补贴之类的劳动权益保护。”
建议增强维权意识，提高违法成本
高温津贴长期成为摆设，与法律法规滞后、宣传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到位均有关系。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韩光玲认为，让高温津贴落地，更需要劳动者提升维权能力。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高温补贴，也不好意思、不敢去维权，这是现状。从我们接受的维权案件中就能看出，基本上没有和高温补贴相关的维权案例。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强调劳动保护的重要性，让劳动者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对于高温津贴不落实或者折扣落实的现象，劳动者要勇于维权，莫当‘沉默的羔羊’。”韩光玲说。
此外，要完善法治保障，从立法监管上提高企业违法违规成本，既要避免罚款低于开支，更要警醒企业在劳动权益方面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也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方面的监管，把用人单位拒付高温津贴的行为对标欠薪维权、劳动关系维权，从监管处罚上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倒逼用人单位主动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作为自身法定义务。（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武霈）
高温补贴发放参差不齐
“高温补贴？没有，我们是按单计费的，干的多领的多，没有这种补贴。”7月15日中午，菏泽火车站附近，外卖骑手小高正在一家饭店接单，他的上衣早已湿透，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从没领过高温补贴，天气炎热时单位会发一些冷饮或者绿豆汤。
在市和平路某小区快递代收点，快递员李先生正在整理即将投放的快递。“我们是按送快件的数量来发工资，没有额外收入，高温补贴没领过。”李先生说。
不仅一些外卖骑手、快递员没领过高温补贴，建筑领域、汽修领域也有不少劳动者表示没有相关补贴。在市长江路附近一建筑工地，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工人，他们均表示没领到过高温补贴。在市中华路某汽修厂，多名修理工也表示，工资是按工作量考核发放，没有高温补贴，高温天气时单位会调整作业时间或发放冰糕、饮料、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品。
与外卖、建筑行业不同，一些大型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能够较好地落实政策，将高温补贴发放到位。车先生是市属国企员工，高温补贴能够如期发放。“外勤岗位每个月发放高温补贴200元，一年发四个月，随工资发放，比较及时。”车先生说。
刘女士是通信行业企业员工，她告诉记者：“之前高温补贴是一年发一次，560元。去年开始有所上调，一个月发160元，连续发4个月。”
记者采访中发现，能够及时发放高温补贴的单位多数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效益较好的私营企业，规模小的私营企业一般没有，而且不少员工对有没有高温补贴、什么标准、怎么发放都不甚了解。
高温补贴发多少？怎么发？
高温补贴标准如何？该如何发放？记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早在2006年，山东省就下发过《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8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后经过调整，自2019年6月起，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高温补贴为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山东这一高温补贴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费用。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菏泽执行全省标准。
“高温补贴发放对象其实不仅限于室外作业职工，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都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在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不发高温补贴最高可处20000元罚款
相比社保、公积金或者取暖费，高温津贴虽然金额少，但事关劳动者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呢？发放“冷热不均”现象又该如何监管呢？
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金额少，不少劳动者碍于面子，或为了保住饭碗，很少有人对此维权。职工在与企业的博弈中，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因此很多人不敢主张领取高温补贴的权利。另外，也有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效益差，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高温补贴就很难落实。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介绍：“接到劳动者的维权投诉多数是以劳动关系为主的，关于高温补贴的很少，这不仅与企业经营情况、劳动者自身权益意识有关，也与部分行业人员流动性大有关。比如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多以件计费、包活揽活，成为企业福利制度的‘边缘人’，很难享受到诸如高温补贴之类的劳动权益保护。”
建议增强维权意识，提高违法成本
高温津贴长期成为摆设，与法律法规滞后、宣传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到位均有关系。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韩光玲认为，让高温津贴落地，更需要劳动者提升维权能力。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高温补贴，也不好意思、不敢去维权，这是现状。从我们接受的维权案件中就能看出，基本上没有和高温补贴相关的维权案例。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强调劳动保护的重要性，让劳动者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对于高温津贴不落实或者折扣落实的现象，劳动者要勇于维权，莫当‘沉默的羔羊’。”韩光玲说。
此外，要完善法治保障，从立法监管上提高企业违法违规成本，既要避免罚款低于开支，更要警醒企业在劳动权益方面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也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方面的监管，把用人单位拒付高温津贴的行为对标欠薪维权、劳动关系维权，从监管处罚上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倒逼用人单位主动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作为自身法定义务。（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武霈）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房子有灵气的征兆
房子一点有了灵气，在家中的很多事情都会出现一些不符合常理的表现，当家里常年无光的时候，阴气就会越来越重，然后感觉背后发凉，影响家人的运势和身心健康。其实这也和心理有关，阳光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积极向上的，而黑暗则让人压抑，感觉消极，进而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宠物不安，宠物们对于超声波、次声波和特殊光线有着非常敏锐的感应，但是这些都是人类无法感知到的。所以如果宠物出现了暴躁、不安的情况，可能是被某种特殊磁场或者是声波所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鬼”。孩童哭闹不止，孩童其实对于外界消极环境的感知能力很强，如果周围出现了不好的磁场，孩子就会立刻感知到，然后用哭闹表现出来。仔细观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征兆。#算感情问题# #怎么查俩人八字合不合# #命理八字#
房子一点有了灵气，在家中的很多事情都会出现一些不符合常理的表现，当家里常年无光的时候，阴气就会越来越重，然后感觉背后发凉，影响家人的运势和身心健康。其实这也和心理有关，阳光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积极向上的，而黑暗则让人压抑，感觉消极，进而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宠物不安，宠物们对于超声波、次声波和特殊光线有着非常敏锐的感应，但是这些都是人类无法感知到的。所以如果宠物出现了暴躁、不安的情况，可能是被某种特殊磁场或者是声波所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鬼”。孩童哭闹不止，孩童其实对于外界消极环境的感知能力很强，如果周围出现了不好的磁场，孩子就会立刻感知到，然后用哭闹表现出来。仔细观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征兆。#算感情问题# #怎么查俩人八字合不合# #命理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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