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故事】宋濂游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大禹治水开三门】
#三门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俞琳
大禹治水，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多年艰难困苦，终于降服水患，造福四方，受百姓尊崇，被后世传颂。大禹与三门峡的名称颇有渊源，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来到三门峡所在的黄河中游，看见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挥动神斧，将大山劈开三座门，即神门、鬼门、人门，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三门峡由此得名。晚唐诗人黄滔的“三门九曲，竞呈升没之源”，金代文学家王渥的“大河三门险，神禹万世功”，金元之际元好问的“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等都对此进行歌赋。那么，这三门是如何形成的？司马光在《谒三门禹祠》中写道：“信矣禹功美，独兼人鬼谋。”所以，要想知道三门的由来，还要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说起。
涛涛洪水 泛滥成灾
禹，名文命，字高密，其父鲧为帝颛顼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舜帝时，禹曾代其父为崇伯，故称“伯禹”，又因禹开创了夏王朝，也称“夏禹”。此外，由于治理滔天洪水，造福四方百姓，还被后世尊称为“大禹”，这也是其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号。大禹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重要阶段，尤其需要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但是这个时期却偏偏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洪水。据史料记载，在尧当政之时，肆虐横流的洪水就包围了山岭，漫上了丘陵，甚至将大地分割，导致生灵涂炭。到了舜听政三年，大雨连绵不绝，山地丘陵崩塌，河流峡谷堵塞，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爱类》中更是用“大溢逆流”“尽皆灭之”来形容洪水的凶猛。滔天的洪水顷刻淹没无数的良田和房屋，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治理洪水成为重中之重。
斧劈三门 破山通河
尧帝时，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治理洪水长达9年，最终“绩用弗成”。究其原因，主要是鲧一味采用堵塞的方法，只知道通过修筑堤坝来阻挡洪水，土堤坝难抵汹涌洪水，水灾愈演愈烈。《山海经·海内经》中写道：“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中也有“鲧堙洪水”的记载。“堙”，指的就是堵塞之法。《国语·周语下》更是称鲧犯了和共工一样的错，共工采用“壅防”（即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但是洪水依然四溢，为害天下，而共工更是从“水师”沦为“水害”。
为了进一步解决水患，舜帝采纳大臣的建议，任用大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大禹在吸取先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探察实情，总结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疏导分流之法。对此，《淮南子·要略篇》中写道：“（禹）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国语·郑语下》有载：“（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合通四海。”大禹运用疏导分流等方法成功治理了各地的水患，而“斧劈三门”则是其中气势恢宏的一段佳话。
当时，三门峡所处位置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之一。《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环山而过。”相传，大禹在此处治理水患，一座大山挡住了水流，他便用巨斧劈出三门，谓之神门、鬼门、人门，并形成了神岛、鬼岛、人岛、炼丹炉、梳妆台和中流砥柱六岛，疏导了水流，平息了水患。大禹以疏导分流之法，将原本横流的洪水引入大海，水患平息，四方安宁，孟子称其“以四海为壑”。
大禹精神 千古传承
对于大禹治水的功绩，《荀子·成相》中这样记录：“禹有功，抑下鸿。”《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有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左传·昭公元年》中更是有“微禹，吾其鱼乎”的记载。一些史籍甚至用禹迹、禹甸、禹域来指代中华大地，由此可见人们对大禹的敬仰之情。而大禹治水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传承和弘扬价值。
传承和弘扬大禹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根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无方，被舜帝流放到羽山而死。因此，舜帝于大禹应是有杀父之仇。而当舜帝命大禹治理洪水时，大禹虽然感伤父亲之死，却明白治理水患是天下大义，自己绝不能因个人恩怨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毅然决定临危受命。为了不耽误治水进程，大禹辛日娶涂山女，甲日即返回治水。之后，他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自己的儿子启出生都没有返家。大禹在和舜帝、皋陶讨论时，曾说：“子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葵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后来，人们就用“辛壬癸甲”形容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
传承和弘扬大禹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大禹为了治水，可谓是劳身焦思，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为了实地调查各地水情，大禹冒着风雨，顶着严寒，身执耒臿，日夜奔走。因为长期的奔波和劳累，他大腿上基本没有肉，小腿上的腿毛也磨光了，手上的指甲也都脱落了，甚至得了偏枯之疾，以至于走起路来一颠一跛。后来，这种走路步法被人们称之为“禹足”。即使这样，大禹也没有放弃治水大业。腿脚不便，他便拄着拐杖四处勘察测量，连烧饭时都来不及放下拐杖，雨水淋湿了衣裳也顾不上擦拭、更换，就连帽子被风吹跑，鞋子脱落，也顾不得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争分夺秒抢占治水的有利时机。此外，大禹还号召大家节约勤俭、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住着简陋低矮的宫室，穿着粗劣破旧的衣裳，吃着粗糙简单的食物，尽己所能将人力、物力充分运用到治水上去。
传承和弘扬大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这句话恰恰就是大禹为后世留下的告诫，是大禹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大禹治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对于百姓的困苦，他都能感同身受，就像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在大禹看来，百姓如果不能丰衣足食，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因此，他常常提醒自己要“近民”“敬民”“养民”。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民间疾苦，关心百姓生活。对于居住在低洼潮湿地区的百姓，他让益给他们发放适合在这些地区种植的稻种；对于穷苦潦倒、居无定所的百姓，他让后稷给他们分发救济的粮食。这些利民爱民的做法，让百姓即使在灾荒之年也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出现卖儿鬻女的现象。
传承和弘扬大禹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宋史·河渠三》中记载：“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可见，大禹治水不是逆水而行，而是顺应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实地调研、实践探索来总结规律、掌握规律。为此，大禹拿着水准绳墨和圆规方矩，带着可以测时定向的工具，一路上“随山刊木”“行山表木”，测量高山大川的地势状貌，足迹遍布九州的大川大河。
通过考察和分析，他发现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适宜的措施来治理水患。例如，针对当时豫州各地的不同情况，大禹选择在三门峡一带破山通河，劈出三门，以引水分流；而在郑州附近则挖通淤泥堵塞的水渠，将洪水顺利导入到畅通的河道之中，以平息当地水患。
大禹治水体现的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更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的血脉基因。
#三门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俞琳
大禹治水，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多年艰难困苦，终于降服水患，造福四方，受百姓尊崇，被后世传颂。大禹与三门峡的名称颇有渊源，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来到三门峡所在的黄河中游，看见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挥动神斧，将大山劈开三座门，即神门、鬼门、人门，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三门峡由此得名。晚唐诗人黄滔的“三门九曲，竞呈升没之源”，金代文学家王渥的“大河三门险，神禹万世功”，金元之际元好问的“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等都对此进行歌赋。那么，这三门是如何形成的？司马光在《谒三门禹祠》中写道：“信矣禹功美，独兼人鬼谋。”所以，要想知道三门的由来，还要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说起。
涛涛洪水 泛滥成灾
禹，名文命，字高密，其父鲧为帝颛顼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舜帝时，禹曾代其父为崇伯，故称“伯禹”，又因禹开创了夏王朝，也称“夏禹”。此外，由于治理滔天洪水，造福四方百姓，还被后世尊称为“大禹”，这也是其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号。大禹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重要阶段，尤其需要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但是这个时期却偏偏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洪水。据史料记载，在尧当政之时，肆虐横流的洪水就包围了山岭，漫上了丘陵，甚至将大地分割，导致生灵涂炭。到了舜听政三年，大雨连绵不绝，山地丘陵崩塌，河流峡谷堵塞，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爱类》中更是用“大溢逆流”“尽皆灭之”来形容洪水的凶猛。滔天的洪水顷刻淹没无数的良田和房屋，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治理洪水成为重中之重。
斧劈三门 破山通河
尧帝时，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治理洪水长达9年，最终“绩用弗成”。究其原因，主要是鲧一味采用堵塞的方法，只知道通过修筑堤坝来阻挡洪水，土堤坝难抵汹涌洪水，水灾愈演愈烈。《山海经·海内经》中写道：“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中也有“鲧堙洪水”的记载。“堙”，指的就是堵塞之法。《国语·周语下》更是称鲧犯了和共工一样的错，共工采用“壅防”（即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但是洪水依然四溢，为害天下，而共工更是从“水师”沦为“水害”。
为了进一步解决水患，舜帝采纳大臣的建议，任用大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大禹在吸取先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探察实情，总结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疏导分流之法。对此，《淮南子·要略篇》中写道：“（禹）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国语·郑语下》有载：“（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合通四海。”大禹运用疏导分流等方法成功治理了各地的水患，而“斧劈三门”则是其中气势恢宏的一段佳话。
当时，三门峡所处位置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之一。《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环山而过。”相传，大禹在此处治理水患，一座大山挡住了水流，他便用巨斧劈出三门，谓之神门、鬼门、人门，并形成了神岛、鬼岛、人岛、炼丹炉、梳妆台和中流砥柱六岛，疏导了水流，平息了水患。大禹以疏导分流之法，将原本横流的洪水引入大海，水患平息，四方安宁，孟子称其“以四海为壑”。
大禹精神 千古传承
对于大禹治水的功绩，《荀子·成相》中这样记录：“禹有功，抑下鸿。”《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有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左传·昭公元年》中更是有“微禹，吾其鱼乎”的记载。一些史籍甚至用禹迹、禹甸、禹域来指代中华大地，由此可见人们对大禹的敬仰之情。而大禹治水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传承和弘扬价值。
传承和弘扬大禹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根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无方，被舜帝流放到羽山而死。因此，舜帝于大禹应是有杀父之仇。而当舜帝命大禹治理洪水时，大禹虽然感伤父亲之死，却明白治理水患是天下大义，自己绝不能因个人恩怨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毅然决定临危受命。为了不耽误治水进程，大禹辛日娶涂山女，甲日即返回治水。之后，他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自己的儿子启出生都没有返家。大禹在和舜帝、皋陶讨论时，曾说：“子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葵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后来，人们就用“辛壬癸甲”形容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
传承和弘扬大禹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大禹为了治水，可谓是劳身焦思，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为了实地调查各地水情，大禹冒着风雨，顶着严寒，身执耒臿，日夜奔走。因为长期的奔波和劳累，他大腿上基本没有肉，小腿上的腿毛也磨光了，手上的指甲也都脱落了，甚至得了偏枯之疾，以至于走起路来一颠一跛。后来，这种走路步法被人们称之为“禹足”。即使这样，大禹也没有放弃治水大业。腿脚不便，他便拄着拐杖四处勘察测量，连烧饭时都来不及放下拐杖，雨水淋湿了衣裳也顾不上擦拭、更换，就连帽子被风吹跑，鞋子脱落，也顾不得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争分夺秒抢占治水的有利时机。此外，大禹还号召大家节约勤俭、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住着简陋低矮的宫室，穿着粗劣破旧的衣裳，吃着粗糙简单的食物，尽己所能将人力、物力充分运用到治水上去。
传承和弘扬大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这句话恰恰就是大禹为后世留下的告诫，是大禹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大禹治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对于百姓的困苦，他都能感同身受，就像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在大禹看来，百姓如果不能丰衣足食，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因此，他常常提醒自己要“近民”“敬民”“养民”。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民间疾苦，关心百姓生活。对于居住在低洼潮湿地区的百姓，他让益给他们发放适合在这些地区种植的稻种；对于穷苦潦倒、居无定所的百姓，他让后稷给他们分发救济的粮食。这些利民爱民的做法，让百姓即使在灾荒之年也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出现卖儿鬻女的现象。
传承和弘扬大禹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宋史·河渠三》中记载：“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可见，大禹治水不是逆水而行，而是顺应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实地调研、实践探索来总结规律、掌握规律。为此，大禹拿着水准绳墨和圆规方矩，带着可以测时定向的工具，一路上“随山刊木”“行山表木”，测量高山大川的地势状貌，足迹遍布九州的大川大河。
通过考察和分析，他发现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适宜的措施来治理水患。例如，针对当时豫州各地的不同情况，大禹选择在三门峡一带破山通河，劈出三门，以引水分流；而在郑州附近则挖通淤泥堵塞的水渠，将洪水顺利导入到畅通的河道之中，以平息当地水患。
大禹治水体现的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更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的血脉基因。
非著名“法官”白居易的判词写作之道
灌南县人民法院 昨天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下面笔者试分析一道，与诸君共赏。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于是白居易写下这样的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时，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行文简洁，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对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动物，已经不再有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值得今人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位别样的香山居士，更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人民法院报）
灌南县人民法院 昨天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下面笔者试分析一道，与诸君共赏。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于是白居易写下这样的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时，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行文简洁，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对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动物，已经不再有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值得今人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位别样的香山居士，更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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