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村的扛把子# #散文#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问发贵：我的青春祭坛】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那一战，我亲手杀了5个鬼子，但还是不解恨，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意外在战壕里发现一个鬼子伤兵，我想都没想，直接手起刀落就砍下了他的人头，当时真是气疯了。”
1938年8月底，六安失守，9月2日，富全山之战正式打响，日军主攻富金山主阵地，同时向富金山两侧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我们团从六安县城撤退后，虽然人员方面损失不大，但部队很疲倦，而且弹药基本上打光了，当时鬼子渡过渒河以后，就向一一三师所在的独山镇发动猛攻，一一三师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才算击退了鬼子的进攻，但在第二天，鬼子的飞机来助阵后，一一三师也支撑不住了，只有退出了独山镇。仗打到这里，固始县外围阵地基本上被突破了，于军长调整我们两个师的部署后，以一一三师守卫麻埠而我们师守卫从沙家湾到八里滩的沿线阵地。”
“其后几天，鬼子第十三师团主力万余人就开始猛攻我们的防线，因为武汉会战采取的是以空间换取歼敌机会的方针，所以我们第五十一军在这个方针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但这一撤并不撤远，就留在附近，同时部队来回调动迷惑敌人，暗中集结主力，等鬼子的防守空虚的时候，再一举夺回我们失去的阵地。”
“我们师在守八里滩的时候，因为侧翼的友军先被突破，所以也只有奉命撤退，但我们并没有走远，当敌人的部队调走攻击我们新集子阵地的时候，于军长调集我们师的主力，反攻八里滩。”
“但反攻也并不顺利，一是我们缺乏重火力，攻击敌人的阵地代价很大；二是鬼子见后路危险，也从前面源源不断地调集援兵回防。当天的战斗是上午8点开始的，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牟师长亲临前线指挥，上午8点，我们准时发动了第一次反击。”
“和曾经在临沂的那场反击不同的是，我比起那个时候更加成熟了，也算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了，判断炮击落点，什么时候该躲避，什么时候该冲锋我都心里有数了。但第一次攻击因为敌人的轻重火力太猛，我们还是没能攻上去，见部队伤亡太大，师长不得不命令撤退。”
“我和老滑一路从前面撤下来，躲回了我们的战壕里，一清点人数，少了6个弟兄，最关键的是我兄弟二虎也不见了。这下我就慌了，我们村当初参军的三十多个乡亲，打到现在就只剩下了三个人，我，我兄弟二虎还有我邻居张二彪，现在二虎也不见了，我怎么能不慌？”
“我就问老滑看见二虎没有，老滑说撤退的时候他还看见二虎，没想到撤下来就没人了，我们两个就趴在战壕上寻找二虎的身影。终于，老滑眼尖，一眼就看见了二虎，在离我们战壕大概100米的距离上，二虎趴在地上，看样子好像是腿上负伤了，站不起来了。”
“我一看就急眼了，就想冲过去救二虎下来，老滑和几个老兵同时把我按住，不让我去送死，我在这边的战壕里就喊二虎的名字。二虎听见我的喊声，就把手举了起来喊：“哥啊，救我，救我啊！”我记得他当时手上全是血，向我挥舞着。老滑这个时候就急了，连忙对二虎喊：“二虎，你个驴日的，趴下装死，别乱动。”
“但也已经晚了，二虎呼救的声音还是被对面的鬼子听见了，就有鬼子对着二虎开枪射击，第一枪没打中，打在二虎旁边，溅起了一阵灰土，二虎就慌了，没听老滑的话，反而喊得更大声了：“哥啊，救我啊，救我啊，我是二虎！”
“结果二虎的声音把整条战线的鬼子都惊动了，同时十几杆枪对着二虎开火，二虎几乎是同时被三四枪击中，在血泊中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当时我眼眶里的血都冒出来了，就要冲出去和鬼子拼命，老滑连忙招呼了七八个人才把我按住，当时我那个恨啊，简直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鬼子都杀光。”
“鬼子在两军阵地之间枪杀伤员的事情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团长借着二虎的事情给弟兄们打气，我当时简直哭都哭不出来了，满脑子就想着怎么冲上去把对面的鬼子都千刀万剐了。老滑跟我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到临近中午的时候，又组织了一次反击，这次我们一举就冲到了鬼子跟前，鬼子虽然前后派了两拨援兵来增援，但还是被我们打退了，那一战，我亲手打死了5个鬼子，但还是不解气，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意外地在鬼子的战壕里发现一个鬼子的伤兵，我想都没想，直接手起刀落就砍下了他的人头，当时真是气疯了。”
“我把鬼子伤兵砍了以后，连长听说后就命令把我抓起来，要毙了我。当时我还真是不太在乎了，二虎死得如此之惨，我觉得报仇没什么不对的，只允许鬼子杀我们的伤兵，就不允许我们报复了？这说不通嘛。”
“但我们连长就咬死了我随意杀受伤的战俘，是重大的违反纪律行为，一定要行军法。几个平时和我相处不错的班排长们纷纷为我求情，最后还是我们营长出面才允许我戴罪立功。但因为这事，我的军衔连降两级，又成了二等兵，可我不在乎，只要能为我兄弟报仇，杀了我也不皱一下眉头！”
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零…现在还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然不多了，希望他们都安享晚年！
活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万人敬仰！
逝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永矗人间！
——根据河南籍抗战老兵刘胜清口述整理编辑（凯撒历史屋）
1938年8月底，六安失守，9月2日，富全山之战正式打响，日军主攻富金山主阵地，同时向富金山两侧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我们团从六安县城撤退后，虽然人员方面损失不大，但部队很疲倦，而且弹药基本上打光了，当时鬼子渡过渒河以后，就向一一三师所在的独山镇发动猛攻，一一三师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才算击退了鬼子的进攻，但在第二天，鬼子的飞机来助阵后，一一三师也支撑不住了，只有退出了独山镇。仗打到这里，固始县外围阵地基本上被突破了，于军长调整我们两个师的部署后，以一一三师守卫麻埠而我们师守卫从沙家湾到八里滩的沿线阵地。”
“其后几天，鬼子第十三师团主力万余人就开始猛攻我们的防线，因为武汉会战采取的是以空间换取歼敌机会的方针，所以我们第五十一军在这个方针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但这一撤并不撤远，就留在附近，同时部队来回调动迷惑敌人，暗中集结主力，等鬼子的防守空虚的时候，再一举夺回我们失去的阵地。”
“我们师在守八里滩的时候，因为侧翼的友军先被突破，所以也只有奉命撤退，但我们并没有走远，当敌人的部队调走攻击我们新集子阵地的时候，于军长调集我们师的主力，反攻八里滩。”
“但反攻也并不顺利，一是我们缺乏重火力，攻击敌人的阵地代价很大；二是鬼子见后路危险，也从前面源源不断地调集援兵回防。当天的战斗是上午8点开始的，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牟师长亲临前线指挥，上午8点，我们准时发动了第一次反击。”
“和曾经在临沂的那场反击不同的是，我比起那个时候更加成熟了，也算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了，判断炮击落点，什么时候该躲避，什么时候该冲锋我都心里有数了。但第一次攻击因为敌人的轻重火力太猛，我们还是没能攻上去，见部队伤亡太大，师长不得不命令撤退。”
“我和老滑一路从前面撤下来，躲回了我们的战壕里，一清点人数，少了6个弟兄，最关键的是我兄弟二虎也不见了。这下我就慌了，我们村当初参军的三十多个乡亲，打到现在就只剩下了三个人，我，我兄弟二虎还有我邻居张二彪，现在二虎也不见了，我怎么能不慌？”
“我就问老滑看见二虎没有，老滑说撤退的时候他还看见二虎，没想到撤下来就没人了，我们两个就趴在战壕上寻找二虎的身影。终于，老滑眼尖，一眼就看见了二虎，在离我们战壕大概100米的距离上，二虎趴在地上，看样子好像是腿上负伤了，站不起来了。”
“我一看就急眼了，就想冲过去救二虎下来，老滑和几个老兵同时把我按住，不让我去送死，我在这边的战壕里就喊二虎的名字。二虎听见我的喊声，就把手举了起来喊：“哥啊，救我，救我啊！”我记得他当时手上全是血，向我挥舞着。老滑这个时候就急了，连忙对二虎喊：“二虎，你个驴日的，趴下装死，别乱动。”
“但也已经晚了，二虎呼救的声音还是被对面的鬼子听见了，就有鬼子对着二虎开枪射击，第一枪没打中，打在二虎旁边，溅起了一阵灰土，二虎就慌了，没听老滑的话，反而喊得更大声了：“哥啊，救我啊，救我啊，我是二虎！”
“结果二虎的声音把整条战线的鬼子都惊动了，同时十几杆枪对着二虎开火，二虎几乎是同时被三四枪击中，在血泊中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当时我眼眶里的血都冒出来了，就要冲出去和鬼子拼命，老滑连忙招呼了七八个人才把我按住，当时我那个恨啊，简直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鬼子都杀光。”
“鬼子在两军阵地之间枪杀伤员的事情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团长借着二虎的事情给弟兄们打气，我当时简直哭都哭不出来了，满脑子就想着怎么冲上去把对面的鬼子都千刀万剐了。老滑跟我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到临近中午的时候，又组织了一次反击，这次我们一举就冲到了鬼子跟前，鬼子虽然前后派了两拨援兵来增援，但还是被我们打退了，那一战，我亲手打死了5个鬼子，但还是不解气，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意外地在鬼子的战壕里发现一个鬼子的伤兵，我想都没想，直接手起刀落就砍下了他的人头，当时真是气疯了。”
“我把鬼子伤兵砍了以后，连长听说后就命令把我抓起来，要毙了我。当时我还真是不太在乎了，二虎死得如此之惨，我觉得报仇没什么不对的，只允许鬼子杀我们的伤兵，就不允许我们报复了？这说不通嘛。”
“但我们连长就咬死了我随意杀受伤的战俘，是重大的违反纪律行为，一定要行军法。几个平时和我相处不错的班排长们纷纷为我求情，最后还是我们营长出面才允许我戴罪立功。但因为这事，我的军衔连降两级，又成了二等兵，可我不在乎，只要能为我兄弟报仇，杀了我也不皱一下眉头！”
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零…现在还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然不多了，希望他们都安享晚年！
活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万人敬仰！
逝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永矗人间！
——根据河南籍抗战老兵刘胜清口述整理编辑（凯撒历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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