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陈长青：小康路上“领头雁”#
（通讯员 袁忠民 唐严森）秋韵浓郁。走进零陵西郊的石山脚街道华源村，处处涌动着清新亮丽的色彩：青山葱茏欲滴，果园飘香，田野里水稻联合收割机欢唱，一条条蜿蜒的水泥公路，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一座座新起的农家小院，构成一幅富裕、美丽的幸福乡村图景。
村民说，“这一切，离不开带领我们奋斗的好支书陈长青。”
陈长青当村支书10年，带领群众把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搞得风生水起，成为路旁沟渠清水流淌、房前屋后树木成行、天蓝水清树绿地净的富裕村、生态文明村。
1
陈长青深深眷恋着自己的家乡。
2011年4月，第八届村支两委换届。陈长青放弃在永州商业城的生意，回村报名竞选支部书记并高票当选。
回村竞选支书，是他的艰难选择。
1994年，陈长青在永州商业城卖服装掘得了第一桶金，后来生意做大，开起了品牌服装店。他在商业城入了党，多次被评为文明经商户和模范纳税人。全家过上了优裕生活。
但是，他也忧郁。每次回村看到那落后的村庄、父老乡亲那一双双向往美好生活的眼神，他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痛。他和乡亲们谈白，了解到制约村里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支部缺乏凝聚力。一些群众还透露出要他回来当支书的愿望。
回村当支书，改变穷面貌，共同奔小康，让共产党员陈长青心动。但他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村民的期盼，二是自己的生意。困惑中，他记起一句话：作为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群众利益。他的心豁然开朗。
于是，他把兴旺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当起了“专职”支书，并向村民作出五项承诺。
这在村里引起轰动。多数人信赖他，少数人说他“蠢”。
一诺千金。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从此，陈长青一心扑在为村里办实事上：订规划，找项目，筹资金，促协调，搞建设，抓落实，没日没夜的干。
修机耕道、整修山塘时，因资金不足开工不久搁浅。陈长青先后从家里垫资50余万元且没要利息，使施工得以顺利推进。为方便村里工作，他长期私车公用，至今没报销一分钱油费。
短短三年，陈长青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换来五项承诺全部兑现：村里累计投资130万元，架通了两个组公路桥，修建了砂石路，修好了机耕道，维修兴建了山塘水库；建好了五保之家、村级活动中心、村卫生室和村级无线广播等；没领一分钱工资，共2.5万余元；建立村财务监督小组，公开财务政务；村支两委人员团结干事……
村容村貌的改变，村民脸上的笑容，使陈长青的心里更坦然：当支书就是要舍得吃亏吃苦。
村民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义工”，真的“蠢到家了”。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吹拂大地。陈长青知道，这是助推乡村全面发展的引擎。因此抢抓机遇，下足功夫。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投资120万元，成立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建起育秧工厂，购回耕整、插秧、联合收割、烘干、粮食储备加工等农业生产配套机械，产生连锁效应，全村实现水稻耕、育、插、管、收、储综合机械化率80%以上，给农业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他推行科技+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以“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注册成立“永州市华源尚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华源尚农”品牌商标。公司对全村农业采取“五统一”模式，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使“华源尚农”有机稻米“香”飘城乡。注册“湖南生态农业网网址”和“华源尚农公众号”网站，为全村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搭建新的平台，提供新的天地。农产品网上销售活跃。
陈长青将发展种养大户作为促进剩余劳动力就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扶持。村里涌现各类种养大户12家。村民杜中茂年产2万只珍珠鸡、120头香猪的专业养殖场，远近闻名。
3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是国家的号召，也是村民的向往。陈长青提出“建设生态美丽新华源”的构想，持续推进各项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开展环境、山塘水库水坝治理，截污、清淤、种果、植花、修路、增绿，垃圾分类收集，整治畜禽污染。全村实现改水改厕100%，拆除“空心房”30座，按规划建设标准化农舍18座。户户通自来水、水泥路、网络。对流径村内的2公里长“桃江河”进行清淤，确保小溪小河安澜……
近几年，村里还建起了党建公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广场等，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
2019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33户103人全部实现脱贫。去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
今日的华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齐头并进。
陈长青初心不改，信念如磐。在他的身上，充满着新时代“领头雁”的豪气、对党忠诚的正气、心中有民的大气，彰显出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担当。他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等。
华源村也先后荣获永州市文明村等荣誉。 https://t.cn/R2WxRmw
（通讯员 袁忠民 唐严森）秋韵浓郁。走进零陵西郊的石山脚街道华源村，处处涌动着清新亮丽的色彩：青山葱茏欲滴，果园飘香，田野里水稻联合收割机欢唱，一条条蜿蜒的水泥公路，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一座座新起的农家小院，构成一幅富裕、美丽的幸福乡村图景。
村民说，“这一切，离不开带领我们奋斗的好支书陈长青。”
陈长青当村支书10年，带领群众把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搞得风生水起，成为路旁沟渠清水流淌、房前屋后树木成行、天蓝水清树绿地净的富裕村、生态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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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青深深眷恋着自己的家乡。
2011年4月，第八届村支两委换届。陈长青放弃在永州商业城的生意，回村报名竞选支部书记并高票当选。
回村竞选支书，是他的艰难选择。
1994年，陈长青在永州商业城卖服装掘得了第一桶金，后来生意做大，开起了品牌服装店。他在商业城入了党，多次被评为文明经商户和模范纳税人。全家过上了优裕生活。
但是，他也忧郁。每次回村看到那落后的村庄、父老乡亲那一双双向往美好生活的眼神，他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痛。他和乡亲们谈白，了解到制约村里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支部缺乏凝聚力。一些群众还透露出要他回来当支书的愿望。
回村当支书，改变穷面貌，共同奔小康，让共产党员陈长青心动。但他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村民的期盼，二是自己的生意。困惑中，他记起一句话：作为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群众利益。他的心豁然开朗。
于是，他把兴旺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当起了“专职”支书，并向村民作出五项承诺。
这在村里引起轰动。多数人信赖他，少数人说他“蠢”。
一诺千金。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从此，陈长青一心扑在为村里办实事上：订规划，找项目，筹资金，促协调，搞建设，抓落实，没日没夜的干。
修机耕道、整修山塘时，因资金不足开工不久搁浅。陈长青先后从家里垫资50余万元且没要利息，使施工得以顺利推进。为方便村里工作，他长期私车公用，至今没报销一分钱油费。
短短三年，陈长青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换来五项承诺全部兑现：村里累计投资130万元，架通了两个组公路桥，修建了砂石路，修好了机耕道，维修兴建了山塘水库；建好了五保之家、村级活动中心、村卫生室和村级无线广播等；没领一分钱工资，共2.5万余元；建立村财务监督小组，公开财务政务；村支两委人员团结干事……
村容村貌的改变，村民脸上的笑容，使陈长青的心里更坦然：当支书就是要舍得吃亏吃苦。
村民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义工”，真的“蠢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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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吹拂大地。陈长青知道，这是助推乡村全面发展的引擎。因此抢抓机遇，下足功夫。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投资120万元，成立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建起育秧工厂，购回耕整、插秧、联合收割、烘干、粮食储备加工等农业生产配套机械，产生连锁效应，全村实现水稻耕、育、插、管、收、储综合机械化率80%以上，给农业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他推行科技+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以“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注册成立“永州市华源尚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华源尚农”品牌商标。公司对全村农业采取“五统一”模式，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使“华源尚农”有机稻米“香”飘城乡。注册“湖南生态农业网网址”和“华源尚农公众号”网站，为全村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搭建新的平台，提供新的天地。农产品网上销售活跃。
陈长青将发展种养大户作为促进剩余劳动力就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扶持。村里涌现各类种养大户12家。村民杜中茂年产2万只珍珠鸡、120头香猪的专业养殖场，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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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是国家的号召，也是村民的向往。陈长青提出“建设生态美丽新华源”的构想，持续推进各项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开展环境、山塘水库水坝治理，截污、清淤、种果、植花、修路、增绿，垃圾分类收集，整治畜禽污染。全村实现改水改厕100%，拆除“空心房”30座，按规划建设标准化农舍18座。户户通自来水、水泥路、网络。对流径村内的2公里长“桃江河”进行清淤，确保小溪小河安澜……
近几年，村里还建起了党建公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广场等，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
2019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33户103人全部实现脱贫。去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
今日的华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齐头并进。
陈长青初心不改，信念如磐。在他的身上，充满着新时代“领头雁”的豪气、对党忠诚的正气、心中有民的大气，彰显出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担当。他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等。
华源村也先后荣获永州市文明村等荣誉。 https://t.cn/R2WxRmw
【任正非别看在媒体面前笑呵呵的，但是在华为内部，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头！】
基本上华为所有高管都被任正非劈头盖脸地痛骂过，副总裁汇报材料不合格，任正非把材料摔在桌子上，脱了鞋大骂。有一次财务总监被表扬：“你的进步非常大。”财务总监还没来得及高兴，任正非就接着说：“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了！”财务总监吓得再也不敢出声了。
按理说如果领导动不动就骂人，员工应该怨气很大，但是18万华为人的执行力却非常高，这里边的原因其实超级简单：分钱。任正非不止一次地说：“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很多老板分钱却分出了“仇人”，比如，很多老板会这样给公司高管设计薪酬：#华为#
①低底薪，模糊年终奖
看起来这种激励很完美，低底薪给高管危机感，年终奖给高管无限的憧憬。但是事实是，高管整年都在猜老板会给他多少，老板整年都在看高管到底干得怎么样，他们一年都在相互猜忌，所以肯定干不出理想的结果。
②高底薪，未约定考核项
很多老板为了快速招到有能耐的人，就用高薪吸引，但是却疏漏了考核机制。高管入职后，再增加考核，高管闹情绪，甚至辞职；但是如果不考核，直接给死工资，高管又创造不了多大的增值空间，最后双方都受损。
③高年薪，发一半留一半
很多老板用高年薪挖高管，告诉他们一半发在每个月的工资里，另一半根据结果年底发放。但是到了年底，高管觉得老板应该给他发另一半薪水，而老板觉得高管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最后老板人财两空，还结了怨恨。
因此，这三种高管薪酬只能让老板和高管彼此消耗。那如何设计高管的薪酬奖励，才能让他变成真正的大将军？
1.较低薪酬+多维度收入。老板想把高管真正变成事业共同体，就要用多维度的收入结构来改变高管的收入方式；因此，高管薪酬=基本工资+考核工资+绩效工资+管理提成+分红奖金。
2.高管必须带头接受考核。董明珠说：“杀掉一个高管，比杀掉一百个员工更加管用”。因为高管是模具，员工是样品，如果一个老板总拿员工开刀，企业变老了，也长不大。
当然考核不是考核业绩，而是考核价值行为。很多公司三年前谈的问题，三年后还在谈，原因就是高管不作为。因此，老板每个月和干部团队开改善会，每位干部都提出需要公司调整的需求，如果通过决议，分管的干部就要负责落实。比如营销总监收到了四条需求，到了下个月的改善会，如果四条都做到了，考核工资全额发放，如果有一条没做，那就扣25%。因此，考核工资是撬动高管对价值行为的落地。
3.设计高管晋升的考核制度。很多员工晋升高管后，觉得再没办法晋升了，就失去了动力，虽然高管在职位上没法晋升了，但可以给他晋升级别。
比如营销总监可以按照业务水平、团队建设等分成五星。从一星总监一直到五星总监。刚晋升的时候对应一星，公司给他设置晋级通道，让他达到更高的绩效表现，然后拿更高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
但是很多公司在考核高管绩效时只考核业绩，其实高管除了业绩完成情况，还要抓团队，抓服务，抓系统，把这四个层面都抓好才是真正合格的高管。
4.把管理奖金和团队业绩挂钩。比如营销总监带的团队没有完成底线目标，他的管理奖金就是零；如果完成底线目标，提成1%；如果完成标准目标，标准目标以上部分提成2%；如果完成冲刺目标，冲刺目标以上提成3%。
假如底线目标为200万，标准目标为400万，冲刺目标为600万。这位营销总监的团队实际完成700万业绩，他当月的管理奖金=400×1%+200×2%+100×3%=11万
5.设计高管成为公司股东的期权激励制度。没有一个老板可以单打独斗干成大事，阿里有十八罗汉，腾讯有五虎上将，所以要让高管有机会变成公司的股东。当高管晋升到五星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给他做公司的期权激励或者股权激励。
因此，老板别再琢磨为什么你的团队状态不好？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执行力？一定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好机制让坏人变好，坏机制让好人变坏！
基本上华为所有高管都被任正非劈头盖脸地痛骂过，副总裁汇报材料不合格，任正非把材料摔在桌子上，脱了鞋大骂。有一次财务总监被表扬：“你的进步非常大。”财务总监还没来得及高兴，任正非就接着说：“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了！”财务总监吓得再也不敢出声了。
按理说如果领导动不动就骂人，员工应该怨气很大，但是18万华为人的执行力却非常高，这里边的原因其实超级简单：分钱。任正非不止一次地说：“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很多老板分钱却分出了“仇人”，比如，很多老板会这样给公司高管设计薪酬：#华为#
①低底薪，模糊年终奖
看起来这种激励很完美，低底薪给高管危机感，年终奖给高管无限的憧憬。但是事实是，高管整年都在猜老板会给他多少，老板整年都在看高管到底干得怎么样，他们一年都在相互猜忌，所以肯定干不出理想的结果。
②高底薪，未约定考核项
很多老板为了快速招到有能耐的人，就用高薪吸引，但是却疏漏了考核机制。高管入职后，再增加考核，高管闹情绪，甚至辞职；但是如果不考核，直接给死工资，高管又创造不了多大的增值空间，最后双方都受损。
③高年薪，发一半留一半
很多老板用高年薪挖高管，告诉他们一半发在每个月的工资里，另一半根据结果年底发放。但是到了年底，高管觉得老板应该给他发另一半薪水，而老板觉得高管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最后老板人财两空，还结了怨恨。
因此，这三种高管薪酬只能让老板和高管彼此消耗。那如何设计高管的薪酬奖励，才能让他变成真正的大将军？
1.较低薪酬+多维度收入。老板想把高管真正变成事业共同体，就要用多维度的收入结构来改变高管的收入方式；因此，高管薪酬=基本工资+考核工资+绩效工资+管理提成+分红奖金。
2.高管必须带头接受考核。董明珠说：“杀掉一个高管，比杀掉一百个员工更加管用”。因为高管是模具，员工是样品，如果一个老板总拿员工开刀，企业变老了，也长不大。
当然考核不是考核业绩，而是考核价值行为。很多公司三年前谈的问题，三年后还在谈，原因就是高管不作为。因此，老板每个月和干部团队开改善会，每位干部都提出需要公司调整的需求，如果通过决议，分管的干部就要负责落实。比如营销总监收到了四条需求，到了下个月的改善会，如果四条都做到了，考核工资全额发放，如果有一条没做，那就扣25%。因此，考核工资是撬动高管对价值行为的落地。
3.设计高管晋升的考核制度。很多员工晋升高管后，觉得再没办法晋升了，就失去了动力，虽然高管在职位上没法晋升了，但可以给他晋升级别。
比如营销总监可以按照业务水平、团队建设等分成五星。从一星总监一直到五星总监。刚晋升的时候对应一星，公司给他设置晋级通道，让他达到更高的绩效表现，然后拿更高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
但是很多公司在考核高管绩效时只考核业绩，其实高管除了业绩完成情况，还要抓团队，抓服务，抓系统，把这四个层面都抓好才是真正合格的高管。
4.把管理奖金和团队业绩挂钩。比如营销总监带的团队没有完成底线目标，他的管理奖金就是零；如果完成底线目标，提成1%；如果完成标准目标，标准目标以上部分提成2%；如果完成冲刺目标，冲刺目标以上提成3%。
假如底线目标为200万，标准目标为400万，冲刺目标为600万。这位营销总监的团队实际完成700万业绩，他当月的管理奖金=400×1%+200×2%+100×3%=11万
5.设计高管成为公司股东的期权激励制度。没有一个老板可以单打独斗干成大事，阿里有十八罗汉，腾讯有五虎上将，所以要让高管有机会变成公司的股东。当高管晋升到五星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给他做公司的期权激励或者股权激励。
因此，老板别再琢磨为什么你的团队状态不好？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执行力？一定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好机制让坏人变好，坏机制让好人变坏！
【企业管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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