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 楼顶建鸽棚多年为啥拆不掉？】 3月9日上午，本报新闻热线0951-6024110接到两位市民来电反映，他们是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路康怡园小区20号楼，多年来因有邻居在楼顶养鸽子，让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为此他们曾将问题反映到执法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可至今未得到解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3月9日至11日，记者对相关各方进行采访，发现此事“牵连甚广”，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
住户
邻居楼顶养鸽子让他们苦不堪言
两位市民称，他们都住在康怡园小区20号楼，多年前，有一位姓沈的邻居（下称沈先生）在二单元楼顶上建了一个鸽棚，一到夏天，臭味扑鼻，并且鸽子的排泄物会弄到住户窗户上和楼下的车上，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他们曾多次找到物业以及社区居委会反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3月9日11时许，记者来到康怡园小区20号楼，沈先生家住2楼，记者敲了几次门均无人应声。记者上楼查看，在5楼和6楼的拐角处，有一架高约3米的梯子被一把大锁锁在管道上，再往上走，6楼通往楼顶的天窗上也上了锁。由于无法到达楼顶，沈先生的鸽棚有多大，养的鸽子数量有多少，无从得知。
6楼住户杨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里住了13年，从搬来时楼顶的鸽棚就在，可能因为养鸽子楼顶防水层遭到破坏，自家阳台顶部和次卧房顶均有大面积起皮，向物业公司反映多次均未果。由于沈先生每天喂完鸽子就将梯子和天窗上锁，他们也不知道楼顶上究竟有多少只鸽子。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户说，沈先生在楼顶养鸽子这件事对他家生活影响很大，尤其是夏天，异味明显，希望能将鸽棚彻底拆除。
为了看到鸽棚全貌，记者来到与20号楼相邻的一栋楼6楼楼道，从这里看过去，20号楼楼顶“颇为壮观”，不仅有钢架结构的鸽棚，还有彩钢房，目测鸽棚和彩钢房横跨一单元至三单元楼顶，远远就能看到鸽子在鸽棚里飞。
物业
已将私搭乱建行为上报街道办
“这确实是个问题。”提及沈先生养鸽子引发的投诉，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高台寺项目经理杨经理介绍，沈先生建鸽棚已20多年，最早养鸽子时卫生搞得不错，还将楼顶防水层修复，住户投诉较少，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投诉逐渐多了起来。
记者跟随杨经理来到物业公司楼顶，从这里可以看到，除了20号楼的这栋鸽棚，17号楼四五单元楼顶上也有一个钢架结构的鸽棚。“这一户养鸽子也有10年了。”杨经理说，17号楼的养鸽户投诉较少，因为鸽棚就建在养鸽户自己家楼顶。“上个月兴庆区住建局发文，要求各街道办事处3月15日之前上报私搭乱建行为。我们已经把这两户报到了街道办，只要在小区有鸽棚等违建物的，我们都报上去了。”
社区
近3年接到14起投诉
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康华社区党委书记杨成军向记者介绍，沈先生养的是信鸽，仅从2018年到现在，街道办就接到投诉14起，也多次找到沈先生希望解决，但沈先生并不配合。去年4月28日，街道办、综合执法局、派出所等多个部门曾上楼顶取证，上去后看到不仅有鸽子，还有一只狗，“鸽子咕咕咕地叫，周边有排泄物、鸽毛啥的，特别脏”。旁边的彩钢房是用来放奖章等物的，里面还有个储藏间，用来储存饲料。由于当时给沈先生打电话让开锁，对方说来不了，工作人员便自行将锁打开，因此，事后沈先生说工作人员上楼惊扰了鸽子，将相关部门起诉到法院。就为此事，银川市信访局专门开会协商处理。而社区曾在居民中做了民意调查，大家都表示鸽子让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街道办
依法行政被诉在等法院最终判决
说起沈先生养鸽子的事，中山南街街道办一名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称，街道办一直依法行政，去年沈先生将街道办和兴庆区综合执法局起诉到银川铁路运输法院，11月2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记者从判决书上看到，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10月9日，原银川市城管局向沈先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意沈先生在康怡园20号楼楼顶建设鸽舍饲养信鸽。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期间，“12345”热线先后接到群众针对沈先生的投诉8次，内容涉及鸽笼和楼道卫生、鸽舍噪音扰民、楼顶私搭乱建彩钢房等。2020年4月28日，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会同康华社区居委会、兴庆区综合执法局、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南街派出所前往20号楼查看鸽舍情况，因沈先生将铁梯用铁链绑锁在楼道，将通往楼顶的天窗锁闭。社区书记打电话要求沈先生开锁，沈先生称其在外无法赶回。同行人员决定强行开锁，并使用铁梯到达楼顶，沈先生对街道办和综合执法局的开锁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认为，沈先生在居民住宅楼的楼顶建设鸽棚饲养信鸽的行为虽然获得了管理部门的审批同意，但通往楼顶的天窗属于公共设施，应由小区居民共同管理，沈先生私自长期将天窗锁闭，给其他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街道办在办理投诉过程中，为查明投诉内容是否属实，到楼顶实地查看鸽舍现状，在通知沈先生开锁未果的情形下，指令专业开锁人员打开天窗锁具，该开锁行为并无不当，遂依法驳回了沈先生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沈先生不服，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二审还未宣判。
“等法院判决出了，依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工作人员说。
当事人
建鸽棚获相关部门审批
由于多次敲门，沈先生家均无人。3月10日上午，记者通过电话与沈先生取得联系，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沈先生表示，为了养信鸽，他特意将房子买到康怡园，最早买的是6楼，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卖给朋友，自己则在2楼居住。建鸽棚经过原银川市城管局批准，也征得邻居、业委会的同意。刚开始，他和邻居都处得比较好，鲜少有投诉的。近几年好多人搬走了，来了不少租住户，有个别人因与他有矛盾经常投诉。
沈先生认为，鸽子是在楼顶养的，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环境；之前有6楼业主反映屋里房顶起皮，这不一定就和养鸽子有关系；建鸽棚获得相关部门审批，不是违章建筑；自己养的信鸽曾代表银川市参赛，获得过多项荣誉，相关部门不应该步步紧逼。他说向法院起诉的原因是，当时几个部门联合执法，没有提前告知他，只在执法当天打电话让他回来开锁，但他无法及时赶来，执法部门便强行开锁上了楼顶。等他回来一看，丢了28只鸽子，其中有七八只是他问鸽友借的优秀种鸽，借的时候还约定借用育种期间如出现信鸽丢失或死亡等情况，按市价赔偿，所以他必须讨个说法。
沈先生发来的资料显示，2020年4月30日，银川市信访局曾组织体育、民政、综合执法等部门以及沈先生、银川市信鸽协会相关人员召开信鸽信访调解会议，明确信鸽活动是一项有益的全民健身体育项目，是国际社会以及国家认可并支持的体育赛事，市民饲养信鸽是应该被认可和支持的，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而在当时，银川市并未明确下发文件要求强制拆除全市住宅楼内鸽棚，或严禁在市区内饲养信鸽。会议要求，综合执法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民政部门、体育部门、信鸽协会和养鸽住户的沟通交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因养鸽问题引发的城市环境治理和社会矛盾纠纷问题。
综合执法局
属于违章建筑
记者来到兴庆区综合执法局中山南街执法中队，从工作人员拿出的资料可以看到，鸽棚从沈先生1999年入住康怡园便开始建设，面积200平方米，鸽子300只左右。鸽棚是用方管、石棉瓦搭建的，还有两间彩钢房。2003年10月9日，原银川市城管局为沈先生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许可证的复印件上记者看到，建设单位是银川市信鸽协会会员沈先生，建设项目名称为个人信鸽鸽棚，建设位置位于高台寺安居小区20号楼楼顶，面积260平方米，银川市城管局的意见是“同意建鸽舍”。下面是遵守事项，其中有“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均属违法建设，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必须在六个月内，按规定进行建设，逾期本证自行失效”等字样。
对此，中山南街执法中队杨队长解释称，当时城管局同意沈先生建设鸽棚，按照规定沈先生应当到规划部门进行审批，他们见到规划部门的手续才认为是合法建筑，但沈先生去了规划部门后没有获批。且他们在去年联合执法前，曾询问过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答复称沈先生的彩钢房没有合法手续，是违章建筑。“我们都是按正常程序办的，下一步，只能等法院判决下来再说。”
市政管理局
当年的证早已失效
当年的银川市城管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证现在还有效吗？记者了解到，2019年，银川市机构改革，新成立了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市市政管理局、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原银川市城管局已不复存在。
3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工作人员称原城管局的大部分人员都到了银川市市政管理局，由于年代久远，他们对当年的事情并不清楚，但对沈先生的事是知道的，去年4月30日信访部门组织的调解会，他们也去了，当时有人提出能否在郊区给养信鸽的人规划个场地。
银川市市政管理局市容管理科的张科长表示，他是从原城管局过来的，当年为了解决养鸽人的需求，信鸽协会和城管局接洽，城管局核发了一些许可证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城管局的消失，此证早已失效。按照《银川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居民饲养犬类、信鸽等宠物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具备相应的条件，并采取措施防止影响周围市容和环境卫生。
在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窗口，记者向工作人员咨询能否申请在楼顶建鸽棚，答复是“没听过也没批过”。
信鸽协会
养鸽难题亟待破解
采访中，沈先生表示，银川市信鸽协会有会员2000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楼顶建鸽棚，其中也有不少被邻居投诉的，有的鸽棚已经被相关部门拆除。“大家都没办法，如果说专门集中在一个地方养信鸽，在哪儿建、由谁建都是问题，因为投资太大，个人没有能力承担。”
“沈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银川乃至全国，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银川市信鸽协会会长马平说，确如沈先生所言，银川市信鸽协会会员大多将鸽子养在楼顶或者屋里，其中，有的人因为卫生搞不好被投诉，有的因为和邻居处不好被投诉，部分会员无奈之下专门跑到黄河边租地养鸽子。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牵头解决这个事情，给大家集中规划一个养鸽子的地方。
本报记者王若英武晓瑜 文/图
住户
邻居楼顶养鸽子让他们苦不堪言
两位市民称，他们都住在康怡园小区20号楼，多年前，有一位姓沈的邻居（下称沈先生）在二单元楼顶上建了一个鸽棚，一到夏天，臭味扑鼻，并且鸽子的排泄物会弄到住户窗户上和楼下的车上，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他们曾多次找到物业以及社区居委会反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3月9日11时许，记者来到康怡园小区20号楼，沈先生家住2楼，记者敲了几次门均无人应声。记者上楼查看，在5楼和6楼的拐角处，有一架高约3米的梯子被一把大锁锁在管道上，再往上走，6楼通往楼顶的天窗上也上了锁。由于无法到达楼顶，沈先生的鸽棚有多大，养的鸽子数量有多少，无从得知。
6楼住户杨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里住了13年，从搬来时楼顶的鸽棚就在，可能因为养鸽子楼顶防水层遭到破坏，自家阳台顶部和次卧房顶均有大面积起皮，向物业公司反映多次均未果。由于沈先生每天喂完鸽子就将梯子和天窗上锁，他们也不知道楼顶上究竟有多少只鸽子。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户说，沈先生在楼顶养鸽子这件事对他家生活影响很大，尤其是夏天，异味明显，希望能将鸽棚彻底拆除。
为了看到鸽棚全貌，记者来到与20号楼相邻的一栋楼6楼楼道，从这里看过去，20号楼楼顶“颇为壮观”，不仅有钢架结构的鸽棚，还有彩钢房，目测鸽棚和彩钢房横跨一单元至三单元楼顶，远远就能看到鸽子在鸽棚里飞。
物业
已将私搭乱建行为上报街道办
“这确实是个问题。”提及沈先生养鸽子引发的投诉，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高台寺项目经理杨经理介绍，沈先生建鸽棚已20多年，最早养鸽子时卫生搞得不错，还将楼顶防水层修复，住户投诉较少，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投诉逐渐多了起来。
记者跟随杨经理来到物业公司楼顶，从这里可以看到，除了20号楼的这栋鸽棚，17号楼四五单元楼顶上也有一个钢架结构的鸽棚。“这一户养鸽子也有10年了。”杨经理说，17号楼的养鸽户投诉较少，因为鸽棚就建在养鸽户自己家楼顶。“上个月兴庆区住建局发文，要求各街道办事处3月15日之前上报私搭乱建行为。我们已经把这两户报到了街道办，只要在小区有鸽棚等违建物的，我们都报上去了。”
社区
近3年接到14起投诉
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康华社区党委书记杨成军向记者介绍，沈先生养的是信鸽，仅从2018年到现在，街道办就接到投诉14起，也多次找到沈先生希望解决，但沈先生并不配合。去年4月28日，街道办、综合执法局、派出所等多个部门曾上楼顶取证，上去后看到不仅有鸽子，还有一只狗，“鸽子咕咕咕地叫，周边有排泄物、鸽毛啥的，特别脏”。旁边的彩钢房是用来放奖章等物的，里面还有个储藏间，用来储存饲料。由于当时给沈先生打电话让开锁，对方说来不了，工作人员便自行将锁打开，因此，事后沈先生说工作人员上楼惊扰了鸽子，将相关部门起诉到法院。就为此事，银川市信访局专门开会协商处理。而社区曾在居民中做了民意调查，大家都表示鸽子让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街道办
依法行政被诉在等法院最终判决
说起沈先生养鸽子的事，中山南街街道办一名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称，街道办一直依法行政，去年沈先生将街道办和兴庆区综合执法局起诉到银川铁路运输法院，11月2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记者从判决书上看到，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10月9日，原银川市城管局向沈先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意沈先生在康怡园20号楼楼顶建设鸽舍饲养信鸽。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期间，“12345”热线先后接到群众针对沈先生的投诉8次，内容涉及鸽笼和楼道卫生、鸽舍噪音扰民、楼顶私搭乱建彩钢房等。2020年4月28日，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会同康华社区居委会、兴庆区综合执法局、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南街派出所前往20号楼查看鸽舍情况，因沈先生将铁梯用铁链绑锁在楼道，将通往楼顶的天窗锁闭。社区书记打电话要求沈先生开锁，沈先生称其在外无法赶回。同行人员决定强行开锁，并使用铁梯到达楼顶，沈先生对街道办和综合执法局的开锁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认为，沈先生在居民住宅楼的楼顶建设鸽棚饲养信鸽的行为虽然获得了管理部门的审批同意，但通往楼顶的天窗属于公共设施，应由小区居民共同管理，沈先生私自长期将天窗锁闭，给其他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街道办在办理投诉过程中，为查明投诉内容是否属实，到楼顶实地查看鸽舍现状，在通知沈先生开锁未果的情形下，指令专业开锁人员打开天窗锁具，该开锁行为并无不当，遂依法驳回了沈先生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沈先生不服，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二审还未宣判。
“等法院判决出了，依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工作人员说。
当事人
建鸽棚获相关部门审批
由于多次敲门，沈先生家均无人。3月10日上午，记者通过电话与沈先生取得联系，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沈先生表示，为了养信鸽，他特意将房子买到康怡园，最早买的是6楼，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卖给朋友，自己则在2楼居住。建鸽棚经过原银川市城管局批准，也征得邻居、业委会的同意。刚开始，他和邻居都处得比较好，鲜少有投诉的。近几年好多人搬走了，来了不少租住户，有个别人因与他有矛盾经常投诉。
沈先生认为，鸽子是在楼顶养的，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环境；之前有6楼业主反映屋里房顶起皮，这不一定就和养鸽子有关系；建鸽棚获得相关部门审批，不是违章建筑；自己养的信鸽曾代表银川市参赛，获得过多项荣誉，相关部门不应该步步紧逼。他说向法院起诉的原因是，当时几个部门联合执法，没有提前告知他，只在执法当天打电话让他回来开锁，但他无法及时赶来，执法部门便强行开锁上了楼顶。等他回来一看，丢了28只鸽子，其中有七八只是他问鸽友借的优秀种鸽，借的时候还约定借用育种期间如出现信鸽丢失或死亡等情况，按市价赔偿，所以他必须讨个说法。
沈先生发来的资料显示，2020年4月30日，银川市信访局曾组织体育、民政、综合执法等部门以及沈先生、银川市信鸽协会相关人员召开信鸽信访调解会议，明确信鸽活动是一项有益的全民健身体育项目，是国际社会以及国家认可并支持的体育赛事，市民饲养信鸽是应该被认可和支持的，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而在当时，银川市并未明确下发文件要求强制拆除全市住宅楼内鸽棚，或严禁在市区内饲养信鸽。会议要求，综合执法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民政部门、体育部门、信鸽协会和养鸽住户的沟通交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因养鸽问题引发的城市环境治理和社会矛盾纠纷问题。
综合执法局
属于违章建筑
记者来到兴庆区综合执法局中山南街执法中队，从工作人员拿出的资料可以看到，鸽棚从沈先生1999年入住康怡园便开始建设，面积200平方米，鸽子300只左右。鸽棚是用方管、石棉瓦搭建的，还有两间彩钢房。2003年10月9日，原银川市城管局为沈先生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许可证的复印件上记者看到，建设单位是银川市信鸽协会会员沈先生，建设项目名称为个人信鸽鸽棚，建设位置位于高台寺安居小区20号楼楼顶，面积260平方米，银川市城管局的意见是“同意建鸽舍”。下面是遵守事项，其中有“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均属违法建设，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必须在六个月内，按规定进行建设，逾期本证自行失效”等字样。
对此，中山南街执法中队杨队长解释称，当时城管局同意沈先生建设鸽棚，按照规定沈先生应当到规划部门进行审批，他们见到规划部门的手续才认为是合法建筑，但沈先生去了规划部门后没有获批。且他们在去年联合执法前，曾询问过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答复称沈先生的彩钢房没有合法手续，是违章建筑。“我们都是按正常程序办的，下一步，只能等法院判决下来再说。”
市政管理局
当年的证早已失效
当年的银川市城管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证现在还有效吗？记者了解到，2019年，银川市机构改革，新成立了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市市政管理局、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原银川市城管局已不复存在。
3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工作人员称原城管局的大部分人员都到了银川市市政管理局，由于年代久远，他们对当年的事情并不清楚，但对沈先生的事是知道的，去年4月30日信访部门组织的调解会，他们也去了，当时有人提出能否在郊区给养信鸽的人规划个场地。
银川市市政管理局市容管理科的张科长表示，他是从原城管局过来的，当年为了解决养鸽人的需求，信鸽协会和城管局接洽，城管局核发了一些许可证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城管局的消失，此证早已失效。按照《银川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居民饲养犬类、信鸽等宠物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具备相应的条件，并采取措施防止影响周围市容和环境卫生。
在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窗口，记者向工作人员咨询能否申请在楼顶建鸽棚，答复是“没听过也没批过”。
信鸽协会
养鸽难题亟待破解
采访中，沈先生表示，银川市信鸽协会有会员2000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楼顶建鸽棚，其中也有不少被邻居投诉的，有的鸽棚已经被相关部门拆除。“大家都没办法，如果说专门集中在一个地方养信鸽，在哪儿建、由谁建都是问题，因为投资太大，个人没有能力承担。”
“沈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银川乃至全国，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银川市信鸽协会会长马平说，确如沈先生所言，银川市信鸽协会会员大多将鸽子养在楼顶或者屋里，其中，有的人因为卫生搞不好被投诉，有的因为和邻居处不好被投诉，部分会员无奈之下专门跑到黄河边租地养鸽子。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牵头解决这个事情，给大家集中规划一个养鸽子的地方。
本报记者王若英武晓瑜 文/图
有次黄渤在外地拍戏，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你爸怎么自己出门了？我在路上看到他了，他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症吗？
黄渤一听急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家，和母亲一起去街上找，好在后来找到了。
这事一直让黄渤后怕，这还是母亲在家照顾着，父亲都能偷偷跑出去，要是跑远走丢了，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黄渤想把父亲送到养老院，有专业的看护，起码安全是能得到保障的。
可这一想法却受到了网友的指责，说他太“不孝顺”，说他没有责任心，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子女将父母送去养老院的行为。
演员大鹏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病人是他的舅舅，之前一次生病中把脑子烧糊涂了，工作没了，家也散了，生病后一直跟着大鹏的姥姥生活。
可是大鹏的姥姥也因病去世了，舅舅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在商量，如何安置他的去处，家庭聚会也都不欢而散，没有人愿意收留他。
而舅舅唯一的女儿，在他离婚时判给了妈妈，10年都没回来看过他，更不用说她接走生病的舅舅。
大鹏把这段真实事件，拍进自己导演的写实类电影《吉祥如意》里，可影片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舅舅的去处仍是未知。
人这一生都离不开“生老病死”，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面临的压力，抛开那些传统的道德指责，或许养老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你能接受“子女把患病父母送去养老院”吗？
#大鹏电影吉祥如意#
黄渤一听急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家，和母亲一起去街上找，好在后来找到了。
这事一直让黄渤后怕，这还是母亲在家照顾着，父亲都能偷偷跑出去，要是跑远走丢了，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黄渤想把父亲送到养老院，有专业的看护，起码安全是能得到保障的。
可这一想法却受到了网友的指责，说他太“不孝顺”，说他没有责任心，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子女将父母送去养老院的行为。
演员大鹏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病人是他的舅舅，之前一次生病中把脑子烧糊涂了，工作没了，家也散了，生病后一直跟着大鹏的姥姥生活。
可是大鹏的姥姥也因病去世了，舅舅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在商量，如何安置他的去处，家庭聚会也都不欢而散，没有人愿意收留他。
而舅舅唯一的女儿，在他离婚时判给了妈妈，10年都没回来看过他，更不用说她接走生病的舅舅。
大鹏把这段真实事件，拍进自己导演的写实类电影《吉祥如意》里，可影片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舅舅的去处仍是未知。
人这一生都离不开“生老病死”，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面临的压力，抛开那些传统的道德指责，或许养老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你能接受“子女把患病父母送去养老院”吗？
#大鹏电影吉祥如意#
#半月谈#｜#知识产权保护#向“#全链条#”深入
新华社新媒体
知识产权保护向“全链条”深入
肖群 蒋文捷 王子璇
2020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大年。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焦点。年中，《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知识产权保护踏上新台阶。随后，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正案陆续出台。各地一系列新举措跟进打出组合拳，着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促使我国积极推进从知识产权引进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国转变，以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1
强化保护措施，完善诉讼程序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举证难、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中饱受诟病的问题。知识产权案件大多疑难复杂、审理周期长，权利人也许最终能通过诉讼或仲裁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其市场竞争力和商誉的损失难以在短期内恢复，甚至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我国司法实践不断探索证据保全制度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适用，努力加强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切实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一方面，通过证据保全手段帮助权利人更好地收集证据。如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证据属于法律规定的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且申请人亦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上述证据，符合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遂裁定对被申请人经营场所内近400台计算机等软件相关信息进行了证据保全工作。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重拳出击，打击不配合或妨碍证据保全的行为，切实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如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与广州沃福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因被告采取拒不开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手段对抗证据保全工作，法院在判决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充分考虑该等情节，全额支持了权利人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请求。
此外，司法机关还强调大力提高案件审理质效，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区块链等方式保存、固定和提交证据，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新的数字化手段，有利于为产业带来更可靠、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在具体实践中化繁为简，直击版权保护痛点难点，促进业内良性竞争，产业链伙伴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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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侵权惩罚力度，引入惩罚性赔偿
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立法之初，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规定的法定赔偿额上限金额较低，且我国司法一贯遵循“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损害赔偿司法认定机制，导致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普遍不高，难以达到鼓励创新、惩罚及威慑侵权行为的效果。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均提出引入和有效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的要求。2019年完成修订的商标法及2020年完成修订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均先后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高至500万元，并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2021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权请求侵权惩罚性赔偿。
率先试水的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他们针对故意、恶意侵权的高额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不但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积极探索，而且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株式会社普利司通诉梁山水浒轮胎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水浒公司在申请“普利司通”近似商标被国家商评委及其后的行政诉讼生效判决驳回后，仍继续使用“普利司通”近似商标，构成恶意侵权，进而对其施以惩罚性赔偿，并加重其赔偿金额。无独有偶，2020年苏州中院审理的“小黄人”卡通形象美术作品侵权案中，法院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尚未生效的前提下，认为该案被告侵权情节严重、侵权规模极大，裁判应体现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理念，确定二倍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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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领域、新保护模式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领域层出不穷。为适应新时代，持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我国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和制度建设更上一层楼，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障和激励知识产权的创新和创造。
在知识产权产生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新的保护模式。如著作权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暴风影音赛事点播案”。两案经多年争议，最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体育赛事现场直播形成的连续画面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在此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前述“类电作品”被修改为“视听作品”，以囊括对技术发展下产生的新类型视听作品的全方位保护。可以说，未来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中普遍存在的版权侵权，司法实践有了更加明确的裁决依据。
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于为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IP装上保护伞，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厂商将国内的泛娱乐IP推向海外市场，完成海内外市场全面扩容升级。这不论对中国文化产品出海，还是在海外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我国积极引入创新制度。如此次专利法修订引入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和“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以补偿创新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而造成的专利保护期实质缩短，并在药品上市审批阶段解决原研药企和仿制药企之间可能产生的药品专利侵权纠纷问题，实现了对药品研发、创新的保障和鼓励。
更令人惊喜的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有力带动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在脱贫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农技产品专利技术创新、培育品牌商标、传承非遗文化、注册地理标志，从而带领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探索出将知识产权与脱贫、乡村振兴相融合共发展的一条中国特色有效路径。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还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金融支持，并积极实施专利推广资助项目。这既帮助企业把已研发的高价值专利加快转化运用，进而将产品推向市场，帮助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又起到鼓励企业发明创造的目的。（作者单位：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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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媒体
知识产权保护向“全链条”深入
肖群 蒋文捷 王子璇
2020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大年。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焦点。年中，《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知识产权保护踏上新台阶。随后，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正案陆续出台。各地一系列新举措跟进打出组合拳，着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促使我国积极推进从知识产权引进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国转变，以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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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保护措施，完善诉讼程序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举证难、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中饱受诟病的问题。知识产权案件大多疑难复杂、审理周期长，权利人也许最终能通过诉讼或仲裁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其市场竞争力和商誉的损失难以在短期内恢复，甚至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我国司法实践不断探索证据保全制度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适用，努力加强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切实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一方面，通过证据保全手段帮助权利人更好地收集证据。如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证据属于法律规定的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且申请人亦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上述证据，符合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遂裁定对被申请人经营场所内近400台计算机等软件相关信息进行了证据保全工作。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重拳出击，打击不配合或妨碍证据保全的行为，切实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如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与广州沃福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因被告采取拒不开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手段对抗证据保全工作，法院在判决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充分考虑该等情节，全额支持了权利人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请求。
此外，司法机关还强调大力提高案件审理质效，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区块链等方式保存、固定和提交证据，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新的数字化手段，有利于为产业带来更可靠、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在具体实践中化繁为简，直击版权保护痛点难点，促进业内良性竞争，产业链伙伴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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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侵权惩罚力度，引入惩罚性赔偿
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立法之初，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规定的法定赔偿额上限金额较低，且我国司法一贯遵循“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损害赔偿司法认定机制，导致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普遍不高，难以达到鼓励创新、惩罚及威慑侵权行为的效果。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均提出引入和有效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的要求。2019年完成修订的商标法及2020年完成修订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均先后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高至500万元，并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2021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权请求侵权惩罚性赔偿。
率先试水的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他们针对故意、恶意侵权的高额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不但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积极探索，而且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株式会社普利司通诉梁山水浒轮胎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水浒公司在申请“普利司通”近似商标被国家商评委及其后的行政诉讼生效判决驳回后，仍继续使用“普利司通”近似商标，构成恶意侵权，进而对其施以惩罚性赔偿，并加重其赔偿金额。无独有偶，2020年苏州中院审理的“小黄人”卡通形象美术作品侵权案中，法院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尚未生效的前提下，认为该案被告侵权情节严重、侵权规模极大，裁判应体现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理念，确定二倍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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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领域、新保护模式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领域层出不穷。为适应新时代，持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我国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和制度建设更上一层楼，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障和激励知识产权的创新和创造。
在知识产权产生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新的保护模式。如著作权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暴风影音赛事点播案”。两案经多年争议，最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体育赛事现场直播形成的连续画面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在此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前述“类电作品”被修改为“视听作品”，以囊括对技术发展下产生的新类型视听作品的全方位保护。可以说，未来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中普遍存在的版权侵权，司法实践有了更加明确的裁决依据。
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于为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IP装上保护伞，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厂商将国内的泛娱乐IP推向海外市场，完成海内外市场全面扩容升级。这不论对中国文化产品出海，还是在海外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我国积极引入创新制度。如此次专利法修订引入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和“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以补偿创新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而造成的专利保护期实质缩短，并在药品上市审批阶段解决原研药企和仿制药企之间可能产生的药品专利侵权纠纷问题，实现了对药品研发、创新的保障和鼓励。
更令人惊喜的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有力带动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在脱贫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农技产品专利技术创新、培育品牌商标、传承非遗文化、注册地理标志，从而带领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探索出将知识产权与脱贫、乡村振兴相融合共发展的一条中国特色有效路径。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还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金融支持，并积极实施专利推广资助项目。这既帮助企业把已研发的高价值专利加快转化运用，进而将产品推向市场，帮助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又起到鼓励企业发明创造的目的。（作者单位：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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