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简体无和繁体無在古文中有何区别#
当然有区别！“无”中可以生有，“無”中可不会生有。
无，将有未有，尚未有，但“有”已在孕育之中，如种子在地下，尚未萌芽，是为妙有。
無，”则是消失、耗散或不存在，比如枯草烧过之后化为灰烬，是为寂灭。
过于简单的理解无和無的含义、以及区别，将对理解经典产生重要障碍。说先民觉得無概念抽象，用“舞”音代替；说无是無的简化，都是主观想象，没有有力论据。而且真的认真看下字典，其实写的很清楚：《康熙字典》转述《艺苑雄黄》：“无亦作亡。古皆用亡无，秦時始以蕃橆之橆爲有無之無。詩、書、春秋、禮記、論語本用无字，變篆者變爲無，惟易、周禮盡用无。然論語亡而爲有，我獨亡，諸無字，蓋變隸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不改也。”先有“无”，秦改篆书时，才用“無”代替“无”，之前的跳舞形状的所谓無的金文，大概率指的本就是“舞”，跟“不有”这个概念没半毛钱关系。
“无”字并不是“無”的简体或者说残体字，而是一个奇字。什么是奇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说：“奇字，及古文而有异者也”。即是跟一般写法有异的古字。同时，出乎意料的是，繁体的号称傳承字的“無”字，本身既经历过伪变，亦经历过通假，演变过程十分曲折离奇，很是有简体字被诟病的扭曲字义的风范。
为什么说“无”与“無”的区别是重要的？正是由于“无”字两千年的弃用和“無”字义上对“无”的残化，让我们无法自然理解“有无相生”，和“无中生有”。我们具体看看，“无”和“無”究竟有何区别，为了更容易的剥离出“无”的本意，我们先说“無”字。
“無”是什么？
下文几个生僻字会显示为乱码，截图看吧：
双引号中的文字显示为空
“無”字的演变虽十分别扭，从“草木丰盛”变成了“亡也”，但我们从其演变结果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在的理解的，“無”就是没了、死了、不见了、消失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角度去把“無”等同于“无”，“无”中生有成了我们理解不了的扯淡。
“无”是什么？
“无”完全不是“無”所代表的“没有”。
我们看“无”字《说文》的解释。把“無”的解释直接过滤，把我们前面讲过的奇字和其他无关的内容过滤，剩下这么几句重要的内容：
“通于“元”者。“元”俗刻作“无”。”
“无”和“元”通用，“元”通俗写为“无”。而“元”是什么意思？《说文》：“元，始也。。”“元”就是“始”，开始的始。从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无”居然有“始”的意思。但如果“无”就是“元”，那要两个字做什么？
“无”和“元”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在于其余解释的部分：“上毌（guan贯）于一。虚无道也。”和“从一从兀”。从字形看，区别主要在于“一”和“兀”的关系。“无”字的“兀”上毌（guan贯）于“一”，“兀”与“一”一线相连，而“元”字“兀”和“一”相互独立。我们之前反复说过，本质就藏于相似概念的区别之中，这里也是如此。“无”的本质，还需要在搞清楚“兀”和“一”。
“兀”是什么？
《说文》：“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又刖足曰兀。”（刖足就是把脚砍掉的酷刑）。但这似乎没让我们解读到兀的本意，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词都没有办法解读通。比如：突兀（唐突意外）、兀自（自顾自的，仍旧），兀首(秃头，头发脱落)、兀立（笔直挺立），兀岸(直耸挺拔)，兀楞楞(痴呆)。
“兀”是一种突出、但孤独、断绝而又不完整、不和谐的状态，它甚至会让我想到男性的生殖器崇拜，一个比较传神的接近根本的画面是，被断绝或没法联通的男性生殖器，没有另一半那种。
“一”是什么？
《说文》：“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不解释了，太简单或太复杂，自己品。
好，现在我们把“兀”、“无”、“元”、“一”放在一起，一条有趣的逻辑自洽故事线出现了。看下图：
孤独、断绝而又不完整的“兀”，上毌（guan贯）于一，与“一”（母体或另一半或外界）交感，而成“无”。而交感后的“无”孕育并分娩，再次成为“一”和“兀”，也就是元。你想想元月、元年，这个“元”就是新的一。再以人举个直白点的例子：“兀”代表光棍，“无”代表找到另一半并交合，而“元”代表了新个体新生命的孕育。当然还要看我们怎么定义新生命的诞生，如果从受孕开始算的话，“元”就从受孕计算，而“无”只代表着阴阳交感；而如果新生命从出生起才算诞生的话，则“无”代表了从受孕那一刻到分娩前的全过程。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只有剪短了脐带，“一”和“兀”的最后一线羁绊才能彻底断开，“无”才能算作元。
所以我这部分的结论差不多要出来了。“兀”与“无”同发“wu”音，“无”和“元”通用，三者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意思重合，都属于“有”，但分属三个阶段。“兀”是产生“有”的机缘之前，“无”是孕育“有”的过程，而“元”则是刚刚产生“有”的那一刻。
所以“无”不是“無”。
“无”不是没有，而是将有未有，尚未有，但“有”已在孕育之中，如种子在地下，尚未萌芽，是为妙有。
“無”则是消失、耗散或不存在，比如枯草烧过之后化为灰烬，是为寂灭。
这样无中才可以生有，有无可以相生。同样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拥有所有权的意思，而是不当有而有，这个以后再细写吧 。如果把无当成無，当成“不有”，把每个字都直译过来，道德经不过是名言警句集，很难看的通的。同样作为讲时空变化《易经》，也没法用“無”，因为只有“无”才能表达这种变化。
汉字作为我们构建概念、理解世界的基本单元，本就是哲学的，需要慎重准确的分辨理解。如果对本就已经是高度概括和抽象化的符号，还用量化的、归纳的方式、合并其本质和意思，只怕会让我们在接近真相的道路上遇到障碍。
当然有区别！“无”中可以生有，“無”中可不会生有。
无，将有未有，尚未有，但“有”已在孕育之中，如种子在地下，尚未萌芽，是为妙有。
無，”则是消失、耗散或不存在，比如枯草烧过之后化为灰烬，是为寂灭。
过于简单的理解无和無的含义、以及区别，将对理解经典产生重要障碍。说先民觉得無概念抽象，用“舞”音代替；说无是無的简化，都是主观想象，没有有力论据。而且真的认真看下字典，其实写的很清楚：《康熙字典》转述《艺苑雄黄》：“无亦作亡。古皆用亡无，秦時始以蕃橆之橆爲有無之無。詩、書、春秋、禮記、論語本用无字，變篆者變爲無，惟易、周禮盡用无。然論語亡而爲有，我獨亡，諸無字，蓋變隸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不改也。”先有“无”，秦改篆书时，才用“無”代替“无”，之前的跳舞形状的所谓無的金文，大概率指的本就是“舞”，跟“不有”这个概念没半毛钱关系。
“无”字并不是“無”的简体或者说残体字，而是一个奇字。什么是奇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说：“奇字，及古文而有异者也”。即是跟一般写法有异的古字。同时，出乎意料的是，繁体的号称傳承字的“無”字，本身既经历过伪变，亦经历过通假，演变过程十分曲折离奇，很是有简体字被诟病的扭曲字义的风范。
为什么说“无”与“無”的区别是重要的？正是由于“无”字两千年的弃用和“無”字义上对“无”的残化，让我们无法自然理解“有无相生”，和“无中生有”。我们具体看看，“无”和“無”究竟有何区别，为了更容易的剥离出“无”的本意，我们先说“無”字。
“無”是什么？
下文几个生僻字会显示为乱码，截图看吧：
双引号中的文字显示为空
“無”字的演变虽十分别扭，从“草木丰盛”变成了“亡也”，但我们从其演变结果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在的理解的，“無”就是没了、死了、不见了、消失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角度去把“無”等同于“无”，“无”中生有成了我们理解不了的扯淡。
“无”是什么？
“无”完全不是“無”所代表的“没有”。
我们看“无”字《说文》的解释。把“無”的解释直接过滤，把我们前面讲过的奇字和其他无关的内容过滤，剩下这么几句重要的内容：
“通于“元”者。“元”俗刻作“无”。”
“无”和“元”通用，“元”通俗写为“无”。而“元”是什么意思？《说文》：“元，始也。。”“元”就是“始”，开始的始。从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无”居然有“始”的意思。但如果“无”就是“元”，那要两个字做什么？
“无”和“元”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在于其余解释的部分：“上毌（guan贯）于一。虚无道也。”和“从一从兀”。从字形看，区别主要在于“一”和“兀”的关系。“无”字的“兀”上毌（guan贯）于“一”，“兀”与“一”一线相连，而“元”字“兀”和“一”相互独立。我们之前反复说过，本质就藏于相似概念的区别之中，这里也是如此。“无”的本质，还需要在搞清楚“兀”和“一”。
“兀”是什么？
《说文》：“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又刖足曰兀。”（刖足就是把脚砍掉的酷刑）。但这似乎没让我们解读到兀的本意，因为我们平时见到的词都没有办法解读通。比如：突兀（唐突意外）、兀自（自顾自的，仍旧），兀首(秃头，头发脱落)、兀立（笔直挺立），兀岸(直耸挺拔)，兀楞楞(痴呆)。
“兀”是一种突出、但孤独、断绝而又不完整、不和谐的状态，它甚至会让我想到男性的生殖器崇拜，一个比较传神的接近根本的画面是，被断绝或没法联通的男性生殖器，没有另一半那种。
“一”是什么？
《说文》：“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不解释了，太简单或太复杂，自己品。
好，现在我们把“兀”、“无”、“元”、“一”放在一起，一条有趣的逻辑自洽故事线出现了。看下图：
孤独、断绝而又不完整的“兀”，上毌（guan贯）于一，与“一”（母体或另一半或外界）交感，而成“无”。而交感后的“无”孕育并分娩，再次成为“一”和“兀”，也就是元。你想想元月、元年，这个“元”就是新的一。再以人举个直白点的例子：“兀”代表光棍，“无”代表找到另一半并交合，而“元”代表了新个体新生命的孕育。当然还要看我们怎么定义新生命的诞生，如果从受孕开始算的话，“元”就从受孕计算，而“无”只代表着阴阳交感；而如果新生命从出生起才算诞生的话，则“无”代表了从受孕那一刻到分娩前的全过程。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只有剪短了脐带，“一”和“兀”的最后一线羁绊才能彻底断开，“无”才能算作元。
所以我这部分的结论差不多要出来了。“兀”与“无”同发“wu”音，“无”和“元”通用，三者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意思重合，都属于“有”，但分属三个阶段。“兀”是产生“有”的机缘之前，“无”是孕育“有”的过程，而“元”则是刚刚产生“有”的那一刻。
所以“无”不是“無”。
“无”不是没有，而是将有未有，尚未有，但“有”已在孕育之中，如种子在地下，尚未萌芽，是为妙有。
“無”则是消失、耗散或不存在，比如枯草烧过之后化为灰烬，是为寂灭。
这样无中才可以生有，有无可以相生。同样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拥有所有权的意思，而是不当有而有，这个以后再细写吧 。如果把无当成無，当成“不有”，把每个字都直译过来，道德经不过是名言警句集，很难看的通的。同样作为讲时空变化《易经》，也没法用“無”，因为只有“无”才能表达这种变化。
汉字作为我们构建概念、理解世界的基本单元，本就是哲学的，需要慎重准确的分辨理解。如果对本就已经是高度概括和抽象化的符号，还用量化的、归纳的方式、合并其本质和意思，只怕会让我们在接近真相的道路上遇到障碍。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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