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经典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电影！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10月3日在上海一日游。
去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震旦博物馆，浦东美术馆。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比较小，正在展的是世界环保摄影奖专题，百来张摄影作品俩小时就逛完了，票价40还算合理，尽管水平我多少是觉得参差不齐的。在黄浦江边上，景色不错人也不是特别多，附近还有西岸艺术中心和几个美术馆，因为时间实在有限，这些计划之外的就没去了，下次有机会再去。
震旦博物馆在陆家嘴香格里拉酒店旁边震旦大楼里，有玉器、陶俑、佛教、青花瓷几个常设展和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的专题展，通票是100元。主要是常设展建筑设计不错…后来查了是安藤忠雄设计的。以前逛过四川博物馆、湖北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现在看震旦的展品整体上就觉得平平无奇了。联合画展比较值得去，三位大师代表的虾、马、山水虽然都见过，但看到实物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基本上专题展的票价用来欣赏画，常设展的票价用来欣赏展馆和靠近黄浦江一边的落地玻璃拍照打卡。赶在五点闭馆前逛完，常设展匆匆掠过，仨小时差不多逛完整个博物馆。
浦东美术馆邻近东方明珠，震旦博物馆出来走几分钟就到，所以差不多是五点半不到进去的，单人票价150，进入后才知道这个美术馆运营不久，现在三个展（图一）都是开馆展。
一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蔡国强的装置艺术（图三、四）简直是开幕雷击，有五六层楼的高度。一楼奥菲莉娅这幅画初看没什么，跟随展厅介绍了解画作细节，才让人感到震撼。负一楼可以从最下层观看蔡国强的装置艺术，然后二楼就是蔡国强这次展览的主阵地。近两三年关注到他的，这个展也是我临时决定来趟上海的最大驱动力。北京奥运会烟火表演、天梯、九级浪一直是我最为喜欢的三个作品，观展过程中才发觉惊喜远不止这些，展出大量的作品几乎个个都是精品，不仅有疫情以来的新作，还有以前“为XX而作的计划”系列的一些未见过的作品，每每想到他用烟花和火药来作画，创造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就让我感觉这人又是一个老天爷喂饭吃的人。望远镜和银河（图二）其实远谈不上展出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幅，但出于我对天文热爱的私心，最后在闭馆前又跑回来拍了一张照片（看了一天的展览最后竟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没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在蔡国强和宇宙有关大量作品里面，每张都喜欢得不行，这人脑子里简直都是宝藏。
三楼泰特美术馆珍藏展，主要是围绕着光的主题，选取的不少作品，印象最深的除了《奥菲莉娅》就是《从多塞特郡悬崖眺望英吉利海峡》，这种光影的把握表现得太真实了，当年喜欢拍照的时候，经常梦想着拍出这样的画面。另外对莫奈抽象派的画，实在是理解不能。
四楼胡安•米罗的展因为时间问题，腿也快走不动了，没有细看，匆匆扫了一眼画，作品旁边的介绍都没看，草草收场。
五楼露天天台，晚上吹吹黄浦江的风太舒服了，当天美术馆晚上九点闭馆，夜幕降临后去楼顶看看夜景也是很不错的。
整个来说浦东美术馆去得超值，不管是展览内容，还是靠近黄浦江的镜厅（打卡用），还是楼顶天台景色，水准都相当高！应该留大半天时间去逛的，打算今年两个展撤了换新展后再去一次，再看一遍蔡国强的展然后看下其他新展。
去的三个地方环境都不错，人流量还可以接受。十一期间，特别是像震旦博物馆和浦东美术馆在陆家嘴核心地带，已经相当让人满意了，不会觉得挤。还发现摄影艺术中心和震旦博物馆观众女多男少，到了浦东美术馆不知道怎么就基本没有男性了，好奇 :-)
4号离开之前去了下新天地的三联书店，失望…没啥书，摆得还随意，各种周边、文创一大堆，里面还很挤，门口的营业员还一种混饭吃的感觉…就…失望，枉费专门跑过去一趟，还不如逛逛斜对面的apple store。
去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震旦博物馆，浦东美术馆。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比较小，正在展的是世界环保摄影奖专题，百来张摄影作品俩小时就逛完了，票价40还算合理，尽管水平我多少是觉得参差不齐的。在黄浦江边上，景色不错人也不是特别多，附近还有西岸艺术中心和几个美术馆，因为时间实在有限，这些计划之外的就没去了，下次有机会再去。
震旦博物馆在陆家嘴香格里拉酒店旁边震旦大楼里，有玉器、陶俑、佛教、青花瓷几个常设展和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的专题展，通票是100元。主要是常设展建筑设计不错…后来查了是安藤忠雄设计的。以前逛过四川博物馆、湖北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现在看震旦的展品整体上就觉得平平无奇了。联合画展比较值得去，三位大师代表的虾、马、山水虽然都见过，但看到实物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基本上专题展的票价用来欣赏画，常设展的票价用来欣赏展馆和靠近黄浦江一边的落地玻璃拍照打卡。赶在五点闭馆前逛完，常设展匆匆掠过，仨小时差不多逛完整个博物馆。
浦东美术馆邻近东方明珠，震旦博物馆出来走几分钟就到，所以差不多是五点半不到进去的，单人票价150，进入后才知道这个美术馆运营不久，现在三个展（图一）都是开馆展。
一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蔡国强的装置艺术（图三、四）简直是开幕雷击，有五六层楼的高度。一楼奥菲莉娅这幅画初看没什么，跟随展厅介绍了解画作细节，才让人感到震撼。负一楼可以从最下层观看蔡国强的装置艺术，然后二楼就是蔡国强这次展览的主阵地。近两三年关注到他的，这个展也是我临时决定来趟上海的最大驱动力。北京奥运会烟火表演、天梯、九级浪一直是我最为喜欢的三个作品，观展过程中才发觉惊喜远不止这些，展出大量的作品几乎个个都是精品，不仅有疫情以来的新作，还有以前“为XX而作的计划”系列的一些未见过的作品，每每想到他用烟花和火药来作画，创造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就让我感觉这人又是一个老天爷喂饭吃的人。望远镜和银河（图二）其实远谈不上展出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幅，但出于我对天文热爱的私心，最后在闭馆前又跑回来拍了一张照片（看了一天的展览最后竟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没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在蔡国强和宇宙有关大量作品里面，每张都喜欢得不行，这人脑子里简直都是宝藏。
三楼泰特美术馆珍藏展，主要是围绕着光的主题，选取的不少作品，印象最深的除了《奥菲莉娅》就是《从多塞特郡悬崖眺望英吉利海峡》，这种光影的把握表现得太真实了，当年喜欢拍照的时候，经常梦想着拍出这样的画面。另外对莫奈抽象派的画，实在是理解不能。
四楼胡安•米罗的展因为时间问题，腿也快走不动了，没有细看，匆匆扫了一眼画，作品旁边的介绍都没看，草草收场。
五楼露天天台，晚上吹吹黄浦江的风太舒服了，当天美术馆晚上九点闭馆，夜幕降临后去楼顶看看夜景也是很不错的。
整个来说浦东美术馆去得超值，不管是展览内容，还是靠近黄浦江的镜厅（打卡用），还是楼顶天台景色，水准都相当高！应该留大半天时间去逛的，打算今年两个展撤了换新展后再去一次，再看一遍蔡国强的展然后看下其他新展。
去的三个地方环境都不错，人流量还可以接受。十一期间，特别是像震旦博物馆和浦东美术馆在陆家嘴核心地带，已经相当让人满意了，不会觉得挤。还发现摄影艺术中心和震旦博物馆观众女多男少，到了浦东美术馆不知道怎么就基本没有男性了，好奇 :-)
4号离开之前去了下新天地的三联书店，失望…没啥书，摆得还随意，各种周边、文创一大堆，里面还很挤，门口的营业员还一种混饭吃的感觉…就…失望，枉费专门跑过去一趟，还不如逛逛斜对面的appl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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