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全年#经济趋势#分析报告——经济回升 物价平稳 消费升级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消费信心不断改善。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定期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滚动式追踪分析与预测，包括生产、价格、收入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等九大模块），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主要指标预测
从总体经济形势看，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动力与阻力的集中较力，如何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物价平稳等多元目标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与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也为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比上年大幅回升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进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贸易顺差基本稳定。预计全年CPI价格增长1.6%左右，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
今年二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大领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大幅反弹。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投资到位资金的保障有力，投资对经济恢复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但由于有利政策环境和有为政府改革影响，投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4%，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因素总体仍然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不仅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投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从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2%，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为4.2%，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5.6%，民间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0.2%，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向好，援企纾困政策发力，乡村消费市场开拓，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融合，今年我国消费将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继续，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5.7万亿元，名义增长1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扣除基数因素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国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恶化西方国家经济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对外贸易构成较大挑战。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27.7%和31.5%，增速比上年分别大幅回升28.4个和27.9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82亿美元。
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我国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将面临严峻考验，重点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应当有所下降。一方面，近年来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需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度，提高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保持适度的政策强度，避免政策急转弯，以化解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要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研究，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要支持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补偿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推进中心城市群建设，推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铁路、公路与水运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兴边富民行动。四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推动农业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五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六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推动建设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
增强经济内循环发展动力
今年我国税费政策重点应由“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从而在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努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更加关注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和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继续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二是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保障基层的基本民生、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三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货币政策需要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首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和潜力释放。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产品销售，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浪潮，培育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释放蕴藏的消费潜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展居民增收渠道。要研究制定居民增收行动计划，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积极拓宽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加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切实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快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破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与帮扶力度，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进一步稳定与提升经营性收入；探索建立全国性用工服务平台，鼓励各地按需对接用工单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探索满足乡村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建设，大力推动乡镇生活服务行业发展。三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再次，加快挖掘和培育数字化消费，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加快建设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切实支撑数字消费空间拓展。二是加快营造数字化消费环境，有效提升消费的科技感、舒适感、安全感。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广泛开展信用应用、优化信用平台，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我国信用红利的释放。三是加快培育数字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新型消费提质升级。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消费场景和细分消费领域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高效融合，进一步丰富数字消费服务业态。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消费信心不断改善。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定期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滚动式追踪分析与预测，包括生产、价格、收入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等九大模块），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主要指标预测
从总体经济形势看，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动力与阻力的集中较力，如何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物价平稳等多元目标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与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也为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比上年大幅回升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进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贸易顺差基本稳定。预计全年CPI价格增长1.6%左右，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
今年二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大领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大幅反弹。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投资到位资金的保障有力，投资对经济恢复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但由于有利政策环境和有为政府改革影响，投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4%，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因素总体仍然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不仅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投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从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2%，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为4.2%，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5.6%，民间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0.2%，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向好，援企纾困政策发力，乡村消费市场开拓，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融合，今年我国消费将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继续，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5.7万亿元，名义增长1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扣除基数因素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国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恶化西方国家经济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对外贸易构成较大挑战。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27.7%和31.5%，增速比上年分别大幅回升28.4个和27.9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82亿美元。
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我国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将面临严峻考验，重点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应当有所下降。一方面，近年来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需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度，提高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保持适度的政策强度，避免政策急转弯，以化解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要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研究，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要支持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补偿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推进中心城市群建设，推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铁路、公路与水运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兴边富民行动。四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推动农业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五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六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推动建设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
增强经济内循环发展动力
今年我国税费政策重点应由“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从而在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努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更加关注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和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继续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二是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保障基层的基本民生、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三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货币政策需要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首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和潜力释放。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产品销售，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浪潮，培育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释放蕴藏的消费潜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展居民增收渠道。要研究制定居民增收行动计划，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积极拓宽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加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切实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快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破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与帮扶力度，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进一步稳定与提升经营性收入；探索建立全国性用工服务平台，鼓励各地按需对接用工单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探索满足乡村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建设，大力推动乡镇生活服务行业发展。三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再次，加快挖掘和培育数字化消费，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加快建设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切实支撑数字消费空间拓展。二是加快营造数字化消费环境，有效提升消费的科技感、舒适感、安全感。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广泛开展信用应用、优化信用平台，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我国信用红利的释放。三是加快培育数字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新型消费提质升级。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消费场景和细分消费领域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高效融合，进一步丰富数字消费服务业态。
大数据赋能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 发展智慧农业助力精准扶贫
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以下简称贵澳园区）是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澳农业）在贵安新区打造的首个农文旅一体化田园综合体。该园区以“大数据、大农业、大扶贫、大健康、大养老、大旅游、大教育”为发展理念，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近2亿元，建成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高效蔬果采摘馆、草莓立体种植馆、生态果蔬体验馆、育苗中心、热带水果种植展示馆等在内的7个全自动化玻璃温室，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和管理。
如今，绿澳农业已成为贵州省重点龙头企业，贵澳园区已成为国家农业服务精准扶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级标杆项目。同时，贵澳园区作为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的缩影，有效促进了贵安新区大数据农业、山地高效农业、农旅产业的提速升级。另外，贵澳园区的“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理念，已传播至全国10余个省份，并建成或在建30余个都市田园综合体。
大数据蓄力
引农抱团“精准扶”
落户贵安新区后，绿澳农业深挖当地大数据发展优势，将大数据融入到农业发展之中。
“在贵安新区与风岐茶社（国内知名创服机构）顶层设计的推动下，绿澳农业成功完成由现代农业向大数据农业的转型升级，率先摸索出一条用大数据助推大扶贫、用市场化推动大扶贫的精准扶贫新路子，并成功落地实施。”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负责人郑册好说，马场镇场边村是首个受益于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模式的村寨。
2017年，贵澳园区与场边村建立帮扶关系，帮助场边村成立村集体合作社——云兴惠民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改变了村民传统的种植观念和模式。”郑册好说，贵澳园区构建的深度垂直产业生态，一边打造“云上农场”，推动专业合作社种植经济价值高的西兰花、番茄等生态蔬菜，一边通过线下采摘体验促进旅游发展等方式，推动场边村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生态农业转型，带动传统农民向新型产业化农民转变。
“在贵澳园区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我们有了方向，开始发展西兰花种植产业。”场边村村委会主任、云兴惠民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兴华说，贵澳园区不仅为他们提供线上线下技术指导培训，还为西兰花找好了销路，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如今，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从最初的120亩扩大到300亩。
场边村的变化，是贵澳园区开展帮扶带动工作的一个缩影。3年来，贵澳园区已辐射带动场边村、狗场村等13个村、1400余名村民参与扶贫种养殖。此外，园区还为70余名本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累计用工3万余人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大数据决策
云端推动“精准种”
走进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云上农校，云上农场；线下农民，线下基地；提高素质，提高收入”24个字十分醒目。这24个字是贵澳园区“双云”驱动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模式的核心。
据介绍，与各村确立帮扶合作关系后，贵澳园区通过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建设的物联网观测系统，实时采集合作基地的生产环境数据信息，并同步上传至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云平台，形成一个能够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管理和决策的“云上农场”。同时，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搭建“云上农校”，定期或不定期把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召集起来，邀请专家以视频互动的方式，为村民授课和答疑解惑，让村民及时地接受种植技术等指导和培训，进而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
“云上农场”和“云上农校”的“双云”驱动，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种得好”“怎么销”等难题，还培养了一大批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掌握了技术，大家热情高涨，主动要求合作社牵头大力推动山地高效农业种植。”韩兴华说，有了科学种植的指导，合作社种植的西兰花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按照3元左右一斤的市场价来算，一亩地的产值超过6000元。“原来我们种1亩玉米毛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现在1亩西兰花的收益是其6倍，而这还只是一季的收益。有了技术支撑,我们一年可以种植三季西兰花、五季白菜。”韩兴华说。
“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越来越多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村寨找到贵澳，要求加入线下基地。”郑册好说。
大数据指导
订单农业“精准销”
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平台，整合了全国104家大型农贸市场的实时批发交易价格数据。
“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全国各大农贸市场的走势进行曲线分析，从而发现当前各类农产品的需求趋势，然后指导合作社按需生产，这样就能种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郑册好介绍，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结合大数据分析和预测农产品价格趋势，尽可能降低宏观价格波动对农民的影响，保障农户“种得出”也能“销得出”。
同时，贵澳园区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2018年，结合贵安新区营养餐改善计划，贵澳园区与贵安新区48所中小学签订营养餐配送协议，并将5吨左右的食材需求订单下派给场边村等合作基地种植。同时，贵澳园区积极响应“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扶贫模式，与多支驻地部队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关系。此外，基于大数据农业绿色、健康等种植特点，贵澳园区还与企业、高校等单位食堂达成农副产品供应协议。
“根据对每月、每周、每日蔬菜用量及品种的预估，我们尽可能提前将相应品种、数量分配给合作社分批次、分区域种植。”郑册好说，通过统购统销，能更好地实现产销对接，确保农户稳定增收。
郑册好表示，接下来，贵澳园区将坚持“云思维”,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优势,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要素，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产销一体化、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探索出一条用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用市场化推动乡村振兴的贵安新路子。
（信息来源：贵阳日报）
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以下简称贵澳园区）是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澳农业）在贵安新区打造的首个农文旅一体化田园综合体。该园区以“大数据、大农业、大扶贫、大健康、大养老、大旅游、大教育”为发展理念，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近2亿元，建成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高效蔬果采摘馆、草莓立体种植馆、生态果蔬体验馆、育苗中心、热带水果种植展示馆等在内的7个全自动化玻璃温室，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和管理。
如今，绿澳农业已成为贵州省重点龙头企业，贵澳园区已成为国家农业服务精准扶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级标杆项目。同时，贵澳园区作为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的缩影，有效促进了贵安新区大数据农业、山地高效农业、农旅产业的提速升级。另外，贵澳园区的“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理念，已传播至全国10余个省份，并建成或在建30余个都市田园综合体。
大数据蓄力
引农抱团“精准扶”
落户贵安新区后，绿澳农业深挖当地大数据发展优势，将大数据融入到农业发展之中。
“在贵安新区与风岐茶社（国内知名创服机构）顶层设计的推动下，绿澳农业成功完成由现代农业向大数据农业的转型升级，率先摸索出一条用大数据助推大扶贫、用市场化推动大扶贫的精准扶贫新路子，并成功落地实施。”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负责人郑册好说，马场镇场边村是首个受益于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模式的村寨。
2017年，贵澳园区与场边村建立帮扶关系，帮助场边村成立村集体合作社——云兴惠民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改变了村民传统的种植观念和模式。”郑册好说，贵澳园区构建的深度垂直产业生态，一边打造“云上农场”，推动专业合作社种植经济价值高的西兰花、番茄等生态蔬菜，一边通过线下采摘体验促进旅游发展等方式，推动场边村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生态农业转型，带动传统农民向新型产业化农民转变。
“在贵澳园区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我们有了方向，开始发展西兰花种植产业。”场边村村委会主任、云兴惠民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兴华说，贵澳园区不仅为他们提供线上线下技术指导培训，还为西兰花找好了销路，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如今，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从最初的120亩扩大到300亩。
场边村的变化，是贵澳园区开展帮扶带动工作的一个缩影。3年来，贵澳园区已辐射带动场边村、狗场村等13个村、1400余名村民参与扶贫种养殖。此外，园区还为70余名本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累计用工3万余人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大数据决策
云端推动“精准种”
走进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云上农校，云上农场；线下农民，线下基地；提高素质，提高收入”24个字十分醒目。这24个字是贵澳园区“双云”驱动大数据农业精准扶贫模式的核心。
据介绍，与各村确立帮扶合作关系后，贵澳园区通过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建设的物联网观测系统，实时采集合作基地的生产环境数据信息，并同步上传至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云平台，形成一个能够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管理和决策的“云上农场”。同时，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搭建“云上农校”，定期或不定期把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召集起来，邀请专家以视频互动的方式，为村民授课和答疑解惑，让村民及时地接受种植技术等指导和培训，进而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
“云上农场”和“云上农校”的“双云”驱动，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种得好”“怎么销”等难题，还培养了一大批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掌握了技术，大家热情高涨，主动要求合作社牵头大力推动山地高效农业种植。”韩兴华说，有了科学种植的指导，合作社种植的西兰花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按照3元左右一斤的市场价来算，一亩地的产值超过6000元。“原来我们种1亩玉米毛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现在1亩西兰花的收益是其6倍，而这还只是一季的收益。有了技术支撑,我们一年可以种植三季西兰花、五季白菜。”韩兴华说。
“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越来越多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村寨找到贵澳，要求加入线下基地。”郑册好说。
大数据指导
订单农业“精准销”
贵澳园区大数据农业平台，整合了全国104家大型农贸市场的实时批发交易价格数据。
“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全国各大农贸市场的走势进行曲线分析，从而发现当前各类农产品的需求趋势，然后指导合作社按需生产，这样就能种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郑册好介绍，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结合大数据分析和预测农产品价格趋势，尽可能降低宏观价格波动对农民的影响，保障农户“种得出”也能“销得出”。
同时，贵澳园区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2018年，结合贵安新区营养餐改善计划，贵澳园区与贵安新区48所中小学签订营养餐配送协议，并将5吨左右的食材需求订单下派给场边村等合作基地种植。同时，贵澳园区积极响应“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扶贫模式，与多支驻地部队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关系。此外，基于大数据农业绿色、健康等种植特点，贵澳园区还与企业、高校等单位食堂达成农副产品供应协议。
“根据对每月、每周、每日蔬菜用量及品种的预估，我们尽可能提前将相应品种、数量分配给合作社分批次、分区域种植。”郑册好说，通过统购统销，能更好地实现产销对接，确保农户稳定增收。
郑册好表示，接下来，贵澳园区将坚持“云思维”,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优势,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要素，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产销一体化、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探索出一条用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用市场化推动乡村振兴的贵安新路子。
（信息来源：贵阳日报）
杭州GDP，为何始终不如成都武汉！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略有删改）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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