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知道#丨10亿元专项资金，将如何解陕南发展之“渴”？】“完善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推进陕南交通旅游山水画卷试点工作……”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考古带你游安徽丨蚌埠市禹会村遗址：淮河上古文明的时光记忆】https://t.cn/A6ahqAls
“讲好徽风皖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禹会，因史书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相传是大禹为治水而会诸侯的地方。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疏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至今广为流传。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及前郢村）。西靠淮河，北望荆涂二山，东北有天河环绕。村中至今还有“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古地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通过数次调查，发现这里有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开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王吉怀先生组织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当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刚刚启动，急需寻找到一处淮河流域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当时看到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个和大禹相关的大型龙山时代遗址，应该是感觉到很兴奋的，所以说第二年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开展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6~2011年，长达6年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禹会村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系列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建筑，这个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一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祭祀台基”）西侧发现了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有大量陶器。还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这一区域发现了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张东博士告诉我们：
当时的发掘者就认为这些遗迹现象是和文献记载中的“禹会诸侯”这个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考古发掘完成以后，发掘者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当中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我们争论已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涂山找到了确切的一个位置。
在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后，2015～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又开始以聚落考古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展禹会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借助206国道拓宽这一时机，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解剖性的考古发掘，把禹会村遗址从南到北大概2.5公里的范围，做了一个纵向的解剖性了解，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我们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双墩文化时期一个人类定居的聚落，就是说距今7000多年前这个遗址就开始有人类定居，在距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聚落的发展开始全面提速了，龙山文化时候，遗址面积达到了鼎盛。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200万平方米规模的大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内城，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
历史上由于淮河摆动的侵蚀，城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但东城垣保存较好，中部勘探发现有缺口，推断为当时的城门所在。
2020～2021年，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禹会村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内城城垣进行了详细解剖，张东博士说，这一发掘阶段揭示了北城垣和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
我们2020年解剖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这个城墙的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方城址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外都有壕沟，壕沟也不尽相同，外壕沟宽一些，浅一些，内壕沟深一些窄一些。它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城墙堆筑取土形成的，后期肯定是发挥了排洪排水的一些功能。
张东博士告诉我们，2021年年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更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这18万平米的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一个内城，他们在外围又找到了第二圈的外城，从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论证，中华文明由此从氏族部落时期向原始国家时期迈进，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为使禹会村城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这个遗址公园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上古第一王朝形成的重要见证，也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说：
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从我们国家众多的大遗址名单里挑选出来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深埋在地下的，它跟我们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这种相对比较活态化的遗址是不太一样的，他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他一个复活的机会。
未来，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禹会村遗址博物馆、考古科研中心、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双墩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共考古体验园、花海、附属娱乐设施及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集“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融入蚌埠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转载安徽文旅）
“讲好徽风皖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禹会，因史书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相传是大禹为治水而会诸侯的地方。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疏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至今广为流传。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及前郢村）。西靠淮河，北望荆涂二山，东北有天河环绕。村中至今还有“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古地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通过数次调查，发现这里有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开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王吉怀先生组织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当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刚刚启动，急需寻找到一处淮河流域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当时看到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个和大禹相关的大型龙山时代遗址，应该是感觉到很兴奋的，所以说第二年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开展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6~2011年，长达6年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禹会村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系列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建筑，这个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一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祭祀台基”）西侧发现了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有大量陶器。还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这一区域发现了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张东博士告诉我们：
当时的发掘者就认为这些遗迹现象是和文献记载中的“禹会诸侯”这个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考古发掘完成以后，发掘者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当中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我们争论已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涂山找到了确切的一个位置。
在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后，2015～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又开始以聚落考古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展禹会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借助206国道拓宽这一时机，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解剖性的考古发掘，把禹会村遗址从南到北大概2.5公里的范围，做了一个纵向的解剖性了解，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我们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双墩文化时期一个人类定居的聚落，就是说距今7000多年前这个遗址就开始有人类定居，在距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聚落的发展开始全面提速了，龙山文化时候，遗址面积达到了鼎盛。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200万平方米规模的大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内城，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
历史上由于淮河摆动的侵蚀，城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但东城垣保存较好，中部勘探发现有缺口，推断为当时的城门所在。
2020～2021年，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禹会村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内城城垣进行了详细解剖，张东博士说，这一发掘阶段揭示了北城垣和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
我们2020年解剖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这个城墙的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方城址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外都有壕沟，壕沟也不尽相同，外壕沟宽一些，浅一些，内壕沟深一些窄一些。它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城墙堆筑取土形成的，后期肯定是发挥了排洪排水的一些功能。
张东博士告诉我们，2021年年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更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这18万平米的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一个内城，他们在外围又找到了第二圈的外城，从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论证，中华文明由此从氏族部落时期向原始国家时期迈进，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为使禹会村城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这个遗址公园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上古第一王朝形成的重要见证，也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说：
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从我们国家众多的大遗址名单里挑选出来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深埋在地下的，它跟我们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这种相对比较活态化的遗址是不太一样的，他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他一个复活的机会。
未来，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禹会村遗址博物馆、考古科研中心、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双墩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共考古体验园、花海、附属娱乐设施及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集“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融入蚌埠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转载安徽文旅）
【说说湘阴县城的七次搬迁】
作为“湖湘第一古县”，湘阴从设县到今天，可以考据的历史只有1500多年。现在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城关镇 ”，老地名叫“瓦碎潭”，从南宋设立县级政权机构，至今892年。没人想到，湘阴县城搬迁到这里之前，曾经有过六次搬迁史。
公元474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湘阴才正式拥有“湘阴”之名，以前叫“罗县”，县治设在一个叫“琴棋望”的临湖山丘上。这地方是洞庭湖上的一片高台洲渚，与现在屈原行政区琴棋望社区隔湖相望。
为什么叫“琴棋望”？因为它与附近的凤凰山、磊石山正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凤凰山也叫“琴山”，磊石山也叫“棋盘山”，在这里能够看到琴山与棋山，琴棋“望”之名由此而来。
之所以将湘阴历史上第一个县治设在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管辖上的便利。
南北朝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江湖关系与现在大不相同，现在湘阴的主要人口聚集区，比如说新泉寺、南湖洲、鹤龙湖、白泥湖，包括东塘、六塘、三塘、石塘，那时还稀有人类居住，相反，现在没有人类生栖的洞庭湖，那时湖中有很多丘岗高台平地，可捕鱼，可耕种，形成了相对发育的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比如说南大膳、北大膳、黄土包、黄花岭、阳罗洲、青山岛等等，这些洞庭湖中的洲渚，以前都是黄土高台，是洞庭湖塌陷形成后遗存的丘岗高地，可为人类提供避水、捕鱼、耕种等条件。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属于湘阴县管辖，直到公元1958年以前，这种管辖关系仍然存在。琴棋望所在地，正好处在这些地方的中心位置，并且，它离南侧的一个中心城市“岳阳城”也很近。
这个“岳阳”不是今天的岳阳，而是指现在汨罗市长乐镇，那时还没有“长乐”这个名字，就叫“岳阳”，取“山南”之意，这个山就是现在长乐镇北面的智峰山。不是指幕阜山，这里离幕阜山很远，况且在幕阜山的西部。
“湘阴”和“岳阳”两个地名，几乎是同一时间“制造”出来的，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南方，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北方；一个属于山，一个属于水，时间节点大约在南朝宋元徽年间。取这两个名字，体现了当时湘阴哪位幕府名仕的大智慧！湘---水；岳---山；湘阴、岳阳，山水相依，阴阳调和，平仄和顺，朗朗爽口！用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地方，在空间上相距不到40里，一南一北，都是当时的湖湘重镇，分别代表着湘罗古地的“水”文明和“山”文明。
所以说，岳阳，来自湘阴。
28年后，在南朝梁天监元年，湘阴县治从琴棋望搬迁了。沿湘江向西南50里，迁往黄花城，就是今天的湘阴县鹤龙湖镇一个叫“浩河口”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小地名，叫“黄花岭”。湘阴县治在这里统治的时间为87年。
隋开皇九年，县治又开始从黄花城搬迁了，东折100里，迁往岳阳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长乐镇。这次迁移，主要还是因为地域管辖的变化，在这一年，隋王朝将今天岳阳县（巴陵）、平江县（昌江）的一部分土地划归属湘阴县管辖，而古岳阳城正好在中心位置，所以设治这里。不过，岳阳城成为县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到公元707年，也是因为国家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巴陵和昌江的土地划走了，湘阴管辖的土地收缩，为了管理方便，湘阴县治迁往古罗子国都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城郊，时间是唐神龙三年。这次迁址时间比较长，在罗子国都城呆足了116年。
唐元和八年，湘阴县治南迁江城，也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川山坪镇常公村，在江城的时间有140年。
公元953年，已经是五代后周广顺年间，县治南迁白茅城，今天汨罗市川山坪镇石桥村，在白茅城的时间是177年。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县治迁往洞庭湖南岸瓦碎潭，至今892年，再未挪窝。让一个城池在一个地方坚守如此长久，整个洞庭湖平原，只有“瓦碎潭”！
湘江从南而来，再折拐向西，巨大的水流在拐角处形成一个深邃的水切槽，这就是“潭”。
湘阴有个万窑窝,要进城门过窑坡。千年来，岳州窑连绵的窑厂沿湘江顺山坡摆开，窑火连天，舻舳相继，成品陶器上船运走，破碎的陶瓦随坡滚落深潭。明知深潭有鱼，但渔民无法在此捕鱼，“瓦碎潭”之名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因窑业而兴盛的制陶工业基地，整个产业链涉及到陶土业、薪柴业、水运业、搬运业包括制陶、烧陶、调釉等等，以及为之服务的餐饮、酒肆、洗浴等庞大的三产业集群。到南宋初年，已经成为湘江尾闾最繁华的码头，最终吸引当时的湘阴县“人民政府”搬迁至此。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的“县治”有如此多的异动，1500多年来，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县治的“点”在七个地方游移、徘徊，深刻反映了这块土地的辖、治情况，以及洞庭湖的江湖关系，与文明进化。
最开始，湘阴县治所在地都离不开水，比如说琴棋望、黄花城，都是现在的洞庭湖腹地，四面环水。到后来，县治都是靠山的地方，离开了水。这说明洞庭湖复杂的江湖关系，比如说入湖泥沙，比如说湖盆沉降，是水患，在追赶人类迁移。
地理学测定，洞庭湖的沉降速度每年约2厘米，1500多年来，洞庭湖沉降约30多米，很多文明的迁转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也表明了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进化情况，由近水生息，到开山垦植；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直至现代文明。
不屈的湘阴！
来自 公号 岳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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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湘第一古县”，湘阴从设县到今天，可以考据的历史只有1500多年。现在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城关镇 ”，老地名叫“瓦碎潭”，从南宋设立县级政权机构，至今892年。没人想到，湘阴县城搬迁到这里之前，曾经有过六次搬迁史。
公元474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湘阴才正式拥有“湘阴”之名，以前叫“罗县”，县治设在一个叫“琴棋望”的临湖山丘上。这地方是洞庭湖上的一片高台洲渚，与现在屈原行政区琴棋望社区隔湖相望。
为什么叫“琴棋望”？因为它与附近的凤凰山、磊石山正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凤凰山也叫“琴山”，磊石山也叫“棋盘山”，在这里能够看到琴山与棋山，琴棋“望”之名由此而来。
之所以将湘阴历史上第一个县治设在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管辖上的便利。
南北朝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江湖关系与现在大不相同，现在湘阴的主要人口聚集区，比如说新泉寺、南湖洲、鹤龙湖、白泥湖，包括东塘、六塘、三塘、石塘，那时还稀有人类居住，相反，现在没有人类生栖的洞庭湖，那时湖中有很多丘岗高台平地，可捕鱼，可耕种，形成了相对发育的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比如说南大膳、北大膳、黄土包、黄花岭、阳罗洲、青山岛等等，这些洞庭湖中的洲渚，以前都是黄土高台，是洞庭湖塌陷形成后遗存的丘岗高地，可为人类提供避水、捕鱼、耕种等条件。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属于湘阴县管辖，直到公元1958年以前，这种管辖关系仍然存在。琴棋望所在地，正好处在这些地方的中心位置，并且，它离南侧的一个中心城市“岳阳城”也很近。
这个“岳阳”不是今天的岳阳，而是指现在汨罗市长乐镇，那时还没有“长乐”这个名字，就叫“岳阳”，取“山南”之意，这个山就是现在长乐镇北面的智峰山。不是指幕阜山，这里离幕阜山很远，况且在幕阜山的西部。
“湘阴”和“岳阳”两个地名，几乎是同一时间“制造”出来的，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南方，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北方；一个属于山，一个属于水，时间节点大约在南朝宋元徽年间。取这两个名字，体现了当时湘阴哪位幕府名仕的大智慧！湘---水；岳---山；湘阴、岳阳，山水相依，阴阳调和，平仄和顺，朗朗爽口！用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地方，在空间上相距不到40里，一南一北，都是当时的湖湘重镇，分别代表着湘罗古地的“水”文明和“山”文明。
所以说，岳阳，来自湘阴。
28年后，在南朝梁天监元年，湘阴县治从琴棋望搬迁了。沿湘江向西南50里，迁往黄花城，就是今天的湘阴县鹤龙湖镇一个叫“浩河口”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小地名，叫“黄花岭”。湘阴县治在这里统治的时间为87年。
隋开皇九年，县治又开始从黄花城搬迁了，东折100里，迁往岳阳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长乐镇。这次迁移，主要还是因为地域管辖的变化，在这一年，隋王朝将今天岳阳县（巴陵）、平江县（昌江）的一部分土地划归属湘阴县管辖，而古岳阳城正好在中心位置，所以设治这里。不过，岳阳城成为县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到公元707年，也是因为国家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巴陵和昌江的土地划走了，湘阴管辖的土地收缩，为了管理方便，湘阴县治迁往古罗子国都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城郊，时间是唐神龙三年。这次迁址时间比较长，在罗子国都城呆足了116年。
唐元和八年，湘阴县治南迁江城，也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川山坪镇常公村，在江城的时间有140年。
公元953年，已经是五代后周广顺年间，县治南迁白茅城，今天汨罗市川山坪镇石桥村，在白茅城的时间是177年。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县治迁往洞庭湖南岸瓦碎潭，至今892年，再未挪窝。让一个城池在一个地方坚守如此长久，整个洞庭湖平原，只有“瓦碎潭”！
湘江从南而来，再折拐向西，巨大的水流在拐角处形成一个深邃的水切槽，这就是“潭”。
湘阴有个万窑窝,要进城门过窑坡。千年来，岳州窑连绵的窑厂沿湘江顺山坡摆开，窑火连天，舻舳相继，成品陶器上船运走，破碎的陶瓦随坡滚落深潭。明知深潭有鱼，但渔民无法在此捕鱼，“瓦碎潭”之名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因窑业而兴盛的制陶工业基地，整个产业链涉及到陶土业、薪柴业、水运业、搬运业包括制陶、烧陶、调釉等等，以及为之服务的餐饮、酒肆、洗浴等庞大的三产业集群。到南宋初年，已经成为湘江尾闾最繁华的码头，最终吸引当时的湘阴县“人民政府”搬迁至此。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的“县治”有如此多的异动，1500多年来，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县治的“点”在七个地方游移、徘徊，深刻反映了这块土地的辖、治情况，以及洞庭湖的江湖关系，与文明进化。
最开始，湘阴县治所在地都离不开水，比如说琴棋望、黄花城，都是现在的洞庭湖腹地，四面环水。到后来，县治都是靠山的地方，离开了水。这说明洞庭湖复杂的江湖关系，比如说入湖泥沙，比如说湖盆沉降，是水患，在追赶人类迁移。
地理学测定，洞庭湖的沉降速度每年约2厘米，1500多年来，洞庭湖沉降约30多米，很多文明的迁转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也表明了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进化情况，由近水生息，到开山垦植；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直至现代文明。
不屈的湘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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